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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孙觌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升迁。可见，那种靠打小报告损人媚上的污烂小人，早就已经是我们悠久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这样，孙觌身不由己地被扯进北宋末年险恶万状的官场政治漩涡之中。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一书中，我用“都是王安石惹的祸”和“宋徽宗的浪漫生活”两个章节，详细交待了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帝国官场上的剧烈变化；交待了蔡京在宰相名位上四上四下之间，造成帝国官场波诡云谲的局势；交待了宋徽宗在蔡京的辅佐之下，对司马光、苏东坡等所谓元ND344党人毫不容情的迫害。在此不再多费笔墨。
如今，孙觌所迎头撞上的，可能正是蔡京瞄准了苏东坡等人的枪口。北京大学陈晓兰教授曾经做过这种推测，对此，我完全能够接受。从史料上推测，蔡京之所以排挤孙觌，很有可能和苏东坡有关。
有记载说，孙觌幼年时，苏东坡曾经在辗转流离的官场路上，途经常州，从而与孙觌之间发生过一段文坛佳话：
据说，有一天苏东坡在散步时，注意到一个专注地盯着自己的孩子，便招手将这孩子叫到面前。
东坡问：是否已经进学？
孩子答：是。
东坡便出题考较道：衡门稚子ND473与器。
孩子应声回答：翰苑先生锦绣肠。
苏东坡十分惊奇，赞叹说：真是个ND473与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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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ND473与，应该指的是ND473ND523，这是一种生产于鲁地的美玉。我们知道，古代美玉的价值远超过金银，用美玉来赞美人的资质，这无疑是一种极高的评价。这样，“锦绣肠”就与“ND473与器”严格地对上了。
史书记载说，为此，苏东坡十分高兴地为这孩子取名曰：孙觌。在古代汉语中，觌，有相见、显见、显示等义。据说，这一年孙觌仅仅五岁（一说九岁）。
这段记载可以见于多种史料，大约是可信的。同时，可能也是孙觌终身极度崇敬苏东坡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传说则大有疑问：
据说，苏东坡曾经将一个怀孕的侍妾赠送给了当地的一位朋友；我们知道，当时风流才子们互相赠送侍妾相当常见，不值得大惊小怪。于是，孙觌就在此传说中成了苏东坡的私生子，其名字也就自然可以成立。这种说法不太容易找到史料上的支持，可能出于时人或后人的附会与想像。
然而，这两个或真或假的传闻，却完全有可能成为那个向蔡京进谗言的小人的口实，从而令孙觌大受其累。
北宋末年，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帝国官场分化为阵线极为鲜明的两大党派，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被打成“元ND344党”，遭到极其残酷的迫害。我国历史上堪称第一女才子的李清照就受此牵连，而长期无法和丈夫团聚。原因是：这位女才子属于元ND344党人子女，不许在京城居住与停留。而实施这一系列迫害的最主要人物，就是以王安石的支持者自居的蔡京及其撺掇下的宋徽宗。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2）
使这一党禁被打破的原因有很多，孙觌在其中肯定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史书记载说：崇宁年间，官居翰林学士的孙觌力主毁党人碑，并相当委婉曲折地说服皇帝，终于导致了对元ND344党人之迫害的缓解。应该说，孙觌功不可没。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徽宗崇宁五年，即公元1106年正月，天空出现彗星，文德殿东墙上的元ND344党人碑遭雷击而裂。一位大臣以“上天降怒”的说辞，劝徽宗破党人碑。徽宗心中害怕，便命人把标志着政治迫害的党人碑毁掉了。对此，宰相蔡京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变本加厉地实施党禁，致使当时“政禁益严”。
到了宣和年间，有一天，宋徽宗单独召见孙觌，孙觌从容委婉地劝导徽宗说：“像苏轼这些人，虽然愚蠢，但实在不是有意祸害国家；而且先帝也特别欣赏他的文才；过于严厉地禁止他们的诗词文章，恐怕影响不太好。”
恰好，此时深受皇帝信任的道士林灵素也对皇帝说：不少元ND344党人都是天上的星宿，比如苏轼，就是在上帝身边工作的奎宿。
由此，皇帝心有所动，开始放宽了对元ND344党人的迫害。
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或许不会觉出其中的意味；若放到当时极度凶险复杂的###的背景之下，应该承认，这位孙觌的作为应该说是很不容易了。
对蔡京等人发起攻击则是孙觌的另外一件事迹。
当时，在宋徽宗、蔡京等人长达二十多年的腐败昏庸朝政下，曾经花团锦绣一般的北宋帝国，已经外强中干，贪官污吏横行，帝国官场卑污到了极点。堂皇庙堂之上，奔走着一群冠冕堂皇的衣冠禽兽。在北宋政权背信弃义，采用联金灭辽的错误决策后，终于招致大金骑兵的猛烈进攻。因此，蔡京、童贯等一干人被时人痛斥为误国祸民的“六贼”，受到抨击。当此时，孙觌带领几位同僚，上书皇帝，言辞激烈地弹劾蔡京，在蔡京及其一批公认的奸臣垮台并受到惩处上，发挥了作用。
然而，事情偏偏有了令人尴尬的地方。原因是：“六贼”之一的王黼当政时，孙觌曾经为这位权臣写过两首祝寿诗，其中颇多谀词，拍马屁的味道很重。而且，孙觌的升迁，很有可能与蔡京之子蔡攸的提携有关；蔡攸倾轧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孙觌与蔡京之间又有过无法言传的恩怨。于是，本来应该是一件可圈可点的事迹，也被官场政治搅成了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就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文人在帝国官场之上，变得暧昧而又混沌。
真正使孙觌招致长期的批评，并在历史上留下很糟名声的，大约是由他坚定的主和立场所导致。
事情起因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深远影响的“靖康之耻”。
在这次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中，大宋帝国的两代国家元首——宋徽宗和宋钦宗，全部成为金国铁骑的俘虏。孙觌是少数几个陪伴着皇帝来到金兵大营中谈判的臣子之一。
当时，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主战的宰相听信一位江湖术士可用六丁六甲破敌的神话，大开城门迎敌，导致壮丽如画、固若金汤的帝国京城被金兵轻松攻破。皇帝急忙宣召亲王侍从人等，结果，只有三个人奉召前来，其他人全部奔窜逃命去了。孙觌便是这三人中的一个。此后五昼夜，孙觌“独掌书诏，不敢须臾去君侧”——一刻也不敢离开皇帝的身边。
史书记载说：五天后，即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皇帝带着孙觌等数人，来到青城金兵大营谈判。金人强制钦宗皇帝，必须奉上降表——就是乞求投降的文书，才可以放他回城。随后，金人连续四次退回降表，要求帝国皇帝必须使用四六对属也就是骈体文来写作方可。结果，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以骈体文著称于世的孙觌身上。
孙觌在《与朱侍御书》一文中，记录了皇帝命令自己写作此文时的情形——
皇帝对孙觌说：“朕归心如飞，烦卿草一表，不可辞！”孙觌回答道：“虽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可是君父蒙难，不敢辞。”
就这样，孙觌以他出色的文学功底与才华，完成了这项皇帝交待给他的、脍炙了金人之口的工作。从而，给他自己带来了无穷的耻辱，并在此后的八百多年里，始终受到大儒朱熹、四库全书馆臣们和文人学者们的猛烈抨击；以至于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被一些学者判定为“卖国贼”之属。
国家亡了，皇帝成了敌国的俘虏，这些显然更加耻辱，更加需要批判。然而，在我国的帝制传统与意识形态之下，士大夫们没有人敢于指责皇帝的罪恶，他们轻轻放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将锋利如刀的口舌文字对准了自己的同类——一个文学侍臣。这无疑表明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和文化人士们传统的下贱与无耻。
朱熹不愧为一代儒学宗师。他在孙觌死后十六年，写了一篇加上现代标点符号才二百字出头的小文——《记孙觌事》，对孙觌盖棺论定。堪称举重若轻、一字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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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如下：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辞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太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与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而寿而康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其事，因书以识云。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3）
如果说笔可以杀人的话，这篇小文称得上是典范之作了。其深文周纳、罗织臆测，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从此，注定了孙觌此人的遗臭后世。
而孙觌毕竟在官场上厮混日久，他于此事可能对自己的生前身后产生重大后果，似乎早已心下了然。他写道：“靖康国破，渊圣表降，亟欲援吾君挤陷于不测之危，岂复计此身诛绝于中兴之后？”——为了救援皇帝脱离被挤兑万分的不测之险境，难道还能够考虑自己今后的身家性命吗？
果然，中兴之后——赵构的南宋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孙觌代皇帝草降表一事便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一再遭到严厉抨击。他被视为“负国之贼”，大臣们要求皇帝予以严惩，倒是那位在南宋人口中被颂为“中兴之主”的宋高宗赵构，于此时说了一句公道话：“大臣误国至此，教他怎奈何？”
这位皇帝也真够可以的，虽然是句公道话，却也轻轻一句，便把国破家亡的责任推到了大臣们的身上。
在“靖康之耻”期间和南宋立国之后，孙觌都是一位坚定的主和派。他的诸多表现极其耐人寻味。
譬如：
——金兵第一次打到帝国首都城下时，曾经连续发生了三次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伏阙请命”事件——就是跪在皇宫前请愿。他们要求诛除蔡京、童贯、王黼等“六贼”，重用主战派领袖李纲领导抗金。此后，李纲成功地率领京都军民进行了京都保卫战，迫使金兵撤军。此时，如前所述，孙觌也主张严惩“六贼”，但却态度相当凶狠地要求对陈东严加惩处，并措词激烈地弹劾李纲，认为李纲煽动了这些请愿事件，“意在要君”，就是要挟君主的意思。
——在靖康之变期间，钦宗皇帝第二次来到金兵大营时，金人宣布废黜钦宗皇帝，立张邦昌为帝，逼宋钦宗脱下龙袍。此时，吏部侍郎李若水抱着皇帝痛哭，并痛骂金兵统帅，当场被杀死；随行的宰相等人跪地恳求，挨了鞭打；惟独孙觌，“不争得免”。
——不久，帝国父子两代皇帝作为金兵俘虏，被驱虏北上。离开首都汴梁时，京都臣民涕泣相送。据说，又是惟有这位孙觌不哭，只是站在那里冷眼旁观。
于是，力争惩治蔡京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