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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程序化不是通过外科手术或电，也不是通过任何其他神经病学的侵入方法来完成的。它是通过社会生活方式进行的，不必做其他事，只需谈话、谈话、谈话。对符合规范的良好的感情和行为，成年人用称赞的语言同小布布人说话。青年人的头脑在对此作出反应时会产生电流，自动得到文明的乐趣，自动规范行为。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发生，通过给以最小的刺激使布布人在兴奋中获益，这似乎是个好办法，比如说用特殊横向排列的二十六个发音符号、十个数字和八个左右标点符号，或者用加木框的涂抹过颜料的平整表面。
小布布人在读书的时候，成年人可以打断他的阅读，根据书的内容的不同问他：“很可怜是不是？小女孩漂亮的小狗刚刚被垃圾车压死。你读着是不是要掉眼泪了？”如果是一篇截然不同的故事，成年人会说，“是不是很好笑？那个骄傲的阔老头踩到柠柠皮上，掉进没盖的下水道入口了。
看了是不是快笑破了肚皮？”
柠柠是布布星球上一种类似香蕉的水果。
如果有人带一个未成年的布布人去艺术馆，小孩还会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某张画上的那个女人是不是真的在笑？有没有可能她心中不悦但脸上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你说她结婚了没有？她有没有孩子？她待孩子好吗？你认为她接下来想到什么地方去？她想不想去？如果画面上是一碗水果，成年人或许会问：“这些柠柠看上去够好吃吧？好吃，咬啊咬啊！”
这些布布人教育孩子的例子，不是我凭空想像的，是基尔戈·特劳特写的。
通过这种方法，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布布人的头脑中，会形成电流，或称做集成电路块也可以。这东西在地球上我们称为想像力。的确，正是因为广大的布布人具有充分的想像力，当短篇小说作家和当画家的B36姐妹受到了厚爱。
三姐妹中的那个坏女人虽然也有想像力，但不属于鉴赏艺术领域。她不读书也不去美术馆。她小时候一有空就到隔壁疯人院的园子里去玩。园子里的精神病人不会伤害人，所以她同他们做伴大家都认为是值得嘉许的富有同情心的行为。但是那些疯子教她热力学和微积分，还有其他东西。
这个坏妹妹长成青年妇女后，她和那些疯子一起设计了电视摄像机、信号发射机和接收器。接着她从腰缝万贯的母亲那儿得到资金，生产和推销那些邪恶的器具，使想像力成为多余。这些商品一下子走俏市场，因为节目十分吸引人，而且看节目不需要动脑子。
她赚了很多钱，但真正使她高兴的是她的两个姐姐开始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年轻的布布人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培养想像力，因为他们只要按一下开关，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热闹放纵的蹩脚货。他们看着印刷的纸张和绘图，心中寻思，老看如此单调死板的东西，怎么能获得快感。
坏妹妹的名字叫柠柠。她父母给她取名时，不知道她将来会变得如此苦涩。这主要不是因为她发明了电视机。
她还是不受欢迎，因为她还是那样的乏味。于是她就发明了汽车、电脑、铁丝网、轰炸机、地雷、机枪，以及其他东西。
她就是这样叫人讨厌至极。
新一代的布布人长大了，没有一点儿想像力。柠柠卖给他们的那些破烂货完完全全满足了他们的口味，使他们不再感到枯燥单调。怎会不满足？真见鬼。
然而，没有了想像力，他们也就没法像他们的祖先那样从别人的脸上阅读出饶有趣味的、感人肺腑的故事。于是，根据基尔戈·特劳特的说法，“布布人成了当地星系中最冷酷无情的生物”。
第六章
特劳特在二○○一年海滨野餐会上说，现在生活十分反常，这点无可否认。他继续说：“但是我们大脑的容量很大，足以通过像现在这样的人造意境，使我们适应不可避免的失败和滑稽结局。”他指的是星空下海边沙滩上的野餐聚会。“真是美妙之极！”他说。
他声称用海带和龙虾、海贝一起蒸的玉米棒是仙品。
他还说：“今晚的女士多么像天使！”他是把玉米棒和秀色可餐的女士作为意念进行品尝的。其实他上腭假牙床不牢固，吃不了玉米棒。他与女人间的长期关系一直是灾难性的。在他创作的惟一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再吻我一回》中，他写道，“一个漂亮女人不可能一直像她的长相那般姣好，时间一长就原形毕露。”
小说结尾的寓意是：“男人都是愚蠢的怪物，女人都神经不正常。”
对我来说，人能创造的主要意境就是舞台剧。特劳特把舞台尉称做“人造时震”。他说：“地球人还不知道自然界有时震现象时，就已经发明了它。”这话不假。当幕布拉起，第一场第一幕开始时，演员们都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不管是好是坏的所有事情最终将如何结局。但是他们别无选择，按部就班地做下去，就好像未来仍然是个谜团。
是这样，当二○○一年的时震将我们一下子弹回到一九九一年，它将我们过去的十年变成了未来的十年，因此，到时间我们都还记得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在下一次时震后的下一次重播开始时，请记住：戏还得演下去！
今年到目前为止最使我感动的人工时震是一出老戏。
这是已故作家桑顿·魏尔德①的《我们的小镇》。我大概已经看过五六遍，但仍然兴趣不减。而今年春天，我可爱的十三岁女儿莉莉参加学校排演，在这部无辜的、感伤的名剧中扮演格洛弗角墓园中一个会说话的死人。
这部戏将莉莉和她班里的同学从演出那天晚上一下子弹回到了一九○一年的五月七日！时震！直到最后一幕女主角艾米丽的葬礼结束，剧场幕布降落为止，他们都成了桑顿·魏尔德想像中过去的木偶。到演出结束他们才能重新生活在一九九六年。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重新自己决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重新支配自由意志。
莉莉装扮—个死去成年人的那天晚上，我伤心地想到，她高中毕业时，我将已七十八岁，她大学毕业时，我就八十二岁了，依此类推。还谈什么向往未来！
那天晚上真正对我造成心理冲击的是演出的最后一幕。送葬的人们将艾米丽埋下后，下山回到村里。艾米丽向他们告别，说道：“再见了，再见了世界。再见了，格洛弗角……妈妈和爸爸。再见了滴答行走的钟…‘还有妈妈的向日葵。还有吃的东西和咖啡。还有新烫好的衣服和热水浴……还有睡觉和醒来。啊，世界，你真是太美妙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遘一点。
“还活着的时候有谁真正意识到生活吗？——每一分钟每一分钟的生活？”
每次听到这样的台词，我自己变成了艾米丽。我还没有死。但有一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早已与它说过再见，再见了。这个地方看来就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格洛弗角一样，安全而纯朴，能够理解，能够接受，有滴答作响的钟，有爸爸和妈妈，还有热水浴、新烫好的衣服和其他的一切。
就是：我一生最初的七年，那时先是该死的大萧条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把事情搞得不堪收拾。
听人说年纪一大你先没了脚力和眼力。这不正确。首先没有的是平行停车的能力。
我发现自己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一些几乎已经无人知道无人关心的戏中的一些情节，比如《我们的小镇》中的墓园片段，或者田纳西·威廉斯是《欲望号街车》中的打扑克场面，或者阿瑟·米勒②的《推锖员之死》中那个勇敢耿直、普通得可怜的美国人自杀后威利·洛曼的妻子所说的一句话。
她说：“要多加小心。”
在《欲望号街车》中，布朗茜·杜波依斯在被她姐夫强奸后送进精神病院时说：“我一直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好心肠。”
那些台词，那些情景，那些人物成了我年轻时候感情上和道德上的界标，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依然如此。那是因为首次听到那些台词、看到那些场面的时候，我身处整个剧场全神贯注的着迷的观众之中。我被凝固了。
倘若我是—个人独坐家中，吃着烤干酪辣味玉米片．盯着面前的阴极射线屏幕，对这些场面我就会无动于衷，就像看“周一晚橄榄球”那样索然无味。
早期电视最多只有五六个频道时，即便是一个人端坐家中，阴极射线屏幕上重要的优秀戏剧节目仍然能够使我们感到像全神贯注的剧场观众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由于可供选择的节目有限，因此很有可能朋友和邻居观看的也是我们看的同一个节目，大家仍然觉得电视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那时我们甚至可能就在当晚造访朋友，问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你看那个节目了吗？嗬！”
一去不复返了。
第七章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我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特劳特在海滨野餐会上声称，我们的这场战争将在影视中永存，而其他战争则不然，那是因为纳粹的军服很有特色。
在谈到近期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为了石油对某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狂轰滥炸时我们的将军穿的迷彩装时，他的评述语带不屑。“我无法想像，”他说，“这种花花绿绿的睡服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会使他们不易发现，而不是更加显眼。”
“很显然，”他说，“我们正在准备在一个巨大的西班牙煎蛋卷中间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问我的哪些亲戚在战争中受过伤。据我所知只有一个。那是我的太外公彼得·里埃伯。他是个移民，南北战争中一条腿受了伤以后，成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家酿酒厂的老板。他是个理性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存有疑心，如同伏尔泰、托马斯·杰弗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也如同后来的基尔戈·特劳特和我一样。
我告诉特劳特，彼得·里埃伯的英国籍连长给他的下属颁发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作为精神激励，而他手下的士兵全是些来自德国的理性主义者。听了我的叙述，特劳特讲述了他自己改编的《创世纪》故事。
正巧，我身边有录音机，于是打开录下。
“请别吃了，仔细听着。”他说，“我说的内容很重要。”他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拇指关节将假牙盘朝嘴的上腭推了推。
每过两分钟左右假牙盘就又会掉下来。他是个左撇子，就同我以前一样，后来我父母硬让我调整过来。我的两个女儿伊迪丝和莉莉也都是左撇子。我们亲昵地称她们俩“提桶伊迪”和“棒糖莉莉”。
“宇宙之初，世上什么也不存在，我的意思是绝对一无所有。”他说，“但是，无中意寓着有，就如上意寓着下，甜意寓着酸，男人意寓着女人，迷糊意寓着清醒，幸福意寓着悲哀一样。朋友们，邻居们，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意寓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意寓。如果你们对此不满，为何不回到你们出来的地方？“无尽的虚无所意寓的第一件东西，”他说，“其实是两件东西，上帝和魔王撒旦。上帝是男的，撒旦是女的。他们各自意寓着对方，因此在新诞生的权力结构中是平等的竞争者。这个权力结构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意寓。权力是由虚弱意寓的。”
“上帝刨造了天和地，”这位早已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