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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开始考虑新的阿根廷之行。1976—1983年的专制统治者毫不犹豫地派遣刺客前往外国谋杀所有反对自己的异见分子以及可能会揭露其罪行的人。虽然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但是某些思维方式已经根深蒂固。
他在那里的调查所触动的利益方也绝对不止一方。假如军方过去的成员，例如ESMA3的负责人，将那些秘密失踪的人关在某处的秘密集中营中折磨或者残杀，这多少都是有可能的。
在他的另一个笔记本上，安德鲁写下他在第一次调查时开始怀疑的人的名单。显然，第二次旅行中获取的材料还没有出现在这里。当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时，他会更加小心的。
“就像往常一样，你只想到自己的工作。”他一边翻过笔记本，一边压低声音对自己说。
那瓦莱丽的前男友呢？她从来没有提过他，两年的共同生活，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抹去的。一个家伙如果被别人抢走了女友，他行事很可能会直接诉诸暴力。
在脑海中搜索所有可能要取他性命的人，安德鲁胃口全无。他放下碟子站起身。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他翻着口袋里的首饰盒，试图把刚刚在脑海中冒出的一个假设压下去。
瓦莱丽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你就真的这么肯定吗？”他潜意识里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好像一阵恶风让他的血液凝固了。
他复活后第一周的周四——每当他使用这个表达法时都有一种寒冷的感觉——安德鲁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想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敲定了这次旅行最后的细节问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更换旅馆的决定，毕竟在那里他遇到了某些对他的调查而言至关重要的人和事。
吧台的女侍者，一个叫玛丽莎的姑娘，告诉他一家咖啡馆的地址，人民革命军（ERP）的旧成员以及从监禁中心里活着出来的蒙托内罗斯组织4成员们常在那里聚会。他们人数很少。她还介绍他认识了五月广场母亲中的一位，她们的孩子被军队的突击队绑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女性无视专制政权，十几年如一日地举着贴有失踪孩子照片的标牌在五月广场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
玛丽莎性感得要命，安德鲁无法对她的魅力无动于衷。阿根廷女子的美貌果然名不虚传。
11点的时候西蒙打电话约他一起吃午饭。安德鲁不记得这个约会了。也许他们对话的内容要等吃饭的时候他才会记起。
当西蒙和他谈起前一晚给他打电话的那个女人时——西蒙去参加冬季运动项目时认识了她——安德鲁就记起这顿午餐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地方。西蒙不知第几次地又迷上了一个外貌远比幽默感出众的女子。安德鲁只想尽快把话题绕到自己的报道上，他打断朋友的话头儿，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他这样做只是自讨没趣。
“你告诉我这个姑娘住在西雅图，她来纽约待四天，是吗？”
“是啊，她那天选择让我带她参观这个城市。”西蒙回答说，样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开心。
“下周，我们还会坐在这张桌子边，你会脾气很糟地告诉我你被骗了。这个姑娘只是想找个像你这样的冤大头，这三天可以陪她出去玩，帮她埋单，为她提供一个住的地方。每天晚上回到你的公寓，她都会借口太累，把你晾在一边自顾自地很快睡去。你得到的唯一感谢就是，等她离开的那天在你脸颊上轻轻一吻。”
西蒙惊讶地张大了嘴。
“把我晾在一边？”
“你需要我给你画张画吗？”
“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我就是知道，没有别的了！”
“你这是妒忌，真悲剧。”
“你的圣诞假期五个月前就结束了，在这几个月里你收到过她的消息吗？”
“没有，但不管怎么说，从西雅图到纽约，中间隔了很远的路呢……”
“相信我，她只是重新翻了翻她的通讯录，然后把目光停在了字母P上，P就像被骗的人的首字母，我的西蒙！”
安德鲁结了账。这次谈话将他的思绪带回了圣诞节期间，他回忆起节日的第二天当他从查尔斯大街警察局出来时遇到的一桩小意外，他被车撞倒了。进行新闻调查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要想展开关于犯罪的调查就需要专业的能力。一位警员的帮助，即使他已经退休，很可能对安德鲁来说仍是很有用处的。他在电话号码簿上找出这位皮勒格警官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10。着手调查
和西蒙分手后，安德鲁给皮勒格警官打了一个电话。电话转到语音信箱中，他犹豫着要不要留一个口信儿，然后挂了电话。
回到报社之后，他忽然开始战栗，感到腰部剧烈地疼痛，这次疼痛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靠在楼梯的扶手上休息一下。安德鲁从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痛楚，这次反常的痛苦立即令他想起自己即将到来的悲剧。如果死亡的逼近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话，他想，那么最好还是尽快去买一些止疼药。
他的上司刚刚吃完午饭回来，正撞见台阶下因为疼痛而蜷缩成一团、试图平复呼吸的安德鲁。
“你还好吧，安德鲁？”
“老实说，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你的脸色白得令人担心，需要我打911吗？”
“不用了，只是腰扭了一下，一会儿就过去了。”
“你今天下午应该请假，回去休息吧。”
安德鲁对奥莉薇亚表示了感谢。他打算洗洗脸然后投入工作中。
望着洗手间镜子里的自己，安德鲁觉得他看到了死神正在自己的背上徘徊着，他听到自己嗫嚅着：
“你正享受着再来一局的好事，我的老朋友，但是如果不再动动脑子，恐怕这局也会很快玩儿完的。你不会认为这样的机会是每个人都唾手可得的吧！你已经写够了讣告，你应该知道当计时器停止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别再浪费时间了，别再忽视任何一个细节，日子一天天过去，时间越过越快。”
“你在自言自语，斯迪曼？”奥尔森从一个隔间中走出来问道。
他拉上裤子的拉链，走近洗手池边的安德鲁。
“我没有心情应付你。”安德鲁边把脸浸入水中边说道。
“我看出来了。我觉得你最近这几天都怪怪的，我不知道你还在捣鼓些什么，但是显然你做的事情很不符合天主教徒的作为。”
“奥尔森，你可以只管好自己的事情，让我好好静一静。”
“我又没有告你！”奥尔森自豪地说道，好像正在自夸一桩英雄的行为。
“好啦，弗雷迪，你终于像个男人了。”
奥尔森走向烘干机，用尽全力拉了拉毛巾的滚轴。
“这东西好像从来没有好用过。”他说着拍了拍机器的外壳。
“你可以写一篇关于它的报道，我想会有很多人喜欢的，你这个季度的最佳报道，《论烘干机的诅咒》，作者弗雷迪·奥尔森。”
奥尔森愤愤地瞪了安德鲁一眼。
“好啦，我开玩笑的，别弄得那么紧张兮兮的。”
“我不喜欢你，斯迪曼，这家报社不止我一个人受不了你的傲慢，但是至少，我，我不会假惺惺地装腔作势。很多人都等着你走霉运。你迟早要跌跟头的。”
这次轮到安德鲁来打量他的同事了。
“这个快乐的反斯迪曼俱乐部里还有哪些成员？”
“你最好还是看看有谁是欣赏你的，你会发现这个名单不会太长的。”
奥尔森厌恶地看了安德鲁一眼，走出洗手间。
安德鲁一边忍着疼痛，一边跟上他。他在电梯间前追上了奥尔森。
“奥尔森！打你是我的错。我现在冷静了，我请你原谅。”
“你说真的？”
“同事之间，不应该总是那么剑拔弩张的。”
弗雷迪看着安德鲁。
“好，斯迪曼，我接受你的道歉。”
奥尔森伸出手，安德鲁努力地握住他的手。奥尔森的手上满是汗水。
整个下午，安德鲁都疲惫不堪，无法写作。他利用这个机会重读了关于这起震惊阿根廷的事件所写的报道的开头几行。
安德鲁·斯迪曼，《纽约时报》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年3月24日
一次新的政变使得另一位暴君登上权力的舞台。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各类政治党派和工会组织，在严格控制新闻行业后，乔治·拉斐尔·魏地拉将军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组织了阿根廷前所未有的一次镇压行动。
该镇压行动宣称将扼杀任何形式的反抗活动，消灭一切可疑的异见分子。于是整个阿根廷都陷入一场真真正正对人的猎杀活动中。只要有人反对当前的政权，或者表达了类似意见、反对基督教文明下较为保守的价值观的人，都会被视为恐怖分子，不论他们年长年幼，是男是女。
大权在握的军事委员会设立了许多秘密的集中营，创立了由警察和军方成员一同构成的特别行动部门。死神的队伍正大踏步地前来。
在地区负责人的命令下，他们绑架、折磨、暗杀所有可能倾向反对派的人。在十年间，有超过三万人因掌权的军事委员会的介入而失踪，受害者可能是各个年龄段的男性或女性，通常还非常年轻。数以千计的婴儿一降临人世就被人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夺走，然后交给当权派抚养。他们为这些孩子伪造各种身份证明，以系统地抹杀他们过去真正的身份。因为当权派的意识形态诉求是希望建立不可动摇的基督教道德观：将这些无辜的灵魂交给理想的父母抚养，为他们提供能够担当抚养他们重任的家庭。
至于那些“失踪者”——一般都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将被埋在公共的壕沟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可能在集中营中被麻醉，然后再被人活生生地从秘密飞机上抛入格兰德河和大海中。
这场屠杀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控诉当权者的证据……
安德鲁又扫了一眼写满这些应该对此负责的野蛮人名字的名单。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一个城区接一个城区，一个集中营接一个集中营。时间就在他一个接一个地梳理凶手的名字间过去了，随后是抽丝剥茧地整理各类证据副本和法庭记录。民主制度建立后，这些野蛮人很快就享受到大赦的好处，免于受到惩罚。
在完成这项整理工作后，安德鲁继续寻找一个叫奥尔蒂斯的人的踪迹。根据他上司提供的信息，此人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可以代表从普通士兵变成最残忍的凶手的沉默的同谋的心路历程。
为什么他是特别的？奥莉薇亚·斯坦恩告诉他，此人的经历相当神秘。无论事情是发生在阿根廷还是发生在别的地方，主要问题都是一样的，即权力究竟会激发怎样狂热的情绪，令普通人变成施虐狂，一个父亲在白天折磨杀害其他女人和孩子之后，又如何可以在回家后拥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安德鲁知道他很快就会遇到这位奥尔蒂斯先生。难道他就是凶手之一，就是一直追他到河滨公园小径上的人之一？
但是按照这个逻辑思考，有个说不通的地方。安德鲁是在自己的报道刊登前的两天被杀的，那么不可能有人因此报复杀人。从今往后，他想到，等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他要比在上一次的生命中更警醒些。
越是按照这个思路思索，安德鲁越是觉得有必要寻求帮助。于是他打电话给皮勒格警官。
退休警官以为这通电话没什么好事，在被撞了之后安德鲁最后还是决定要向他追究责任。
“我的背的确很疼，但那不是您的错。”安德鲁为了让他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