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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小巷里，斯宾塞药店的旁边有一个喷泉，那里的水可以饮用。一些年之后，公共卫生局将不再认可那样的喷泉，但是在那个时代，每个小镇都有一两个。我在那里洗掉了脸上和脖子上沾的巴洛的血。然后我去了我的教堂，圣安德鲁斯。我打定了主意要向上帝祈求再给我一次机会。神学家们认为所有圣洁和不圣洁的东西都来自我们的内心，我不向他们的上帝祈祷，而是向最初的上帝祈祷。那个向摩西宣布他不能容忍女巫活在世上并将复活的能力赐予自己的儿子的上帝。我想要的只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
“快到圣安德鲁斯的时候，我几乎跑了起来。有三扇通向里面的门。我向中间的一扇走去。某处有一辆车的内燃机起火了，还有什么人笑了。我清楚地记得这些声音。似乎这些声音标志着我作为神圣罗马天主教堂牧师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发生了什么事，亲爱的？”苏珊娜问。
“门不让我进去，”卡拉汉说，“门上有一个铁把手，我握住把手的时候，那里面喷出火来，就好像逆行的闪电一样。那火把我逼得滚下了台阶，一直到了下面的水泥路上。它给了我这个。”他举起了满是疤痕的右手。
“还有那个吗？”苏珊娜指着他的额头问。
“不，”卡拉汉说，“那是以后的事了。我爬了起来。走了一会儿。又来到了斯宾塞药店。这次我进去了。我买了绷带来包手。付钱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广告牌。骑上大灰狗。”
“他说的是灰狗公司，亲爱的，”苏珊娜告诉罗兰，“是全国性的巴士公司。”
罗兰点点头，做了个手势示意卡拉汉继续讲。
“库冈小姐告诉我下一班车是去纽约的，我就买了那趟车的票。其实哪怕她告诉我那趟车是去杰克逊威尔或是南达科他州的热燕麦，或是希腊，我都会去的。我只是想离开那镇子。我顾不了那里有人死掉，或是遇上比死更糟糕的事，他们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是我的教民。我只是想离开。你能理解吗？”
“是的，”罗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很理解。”
卡拉汉盯着他的脸，罗兰脸上的表情让他确认了这一点。再次开口讲话时，他的声音冷静了一些。
“罗瑞塔·库冈是镇上的一个老姑娘。我当时的样子肯定把她吓坏了，因为她问我能不能到外面去等车。我出去了。最后车终于来了。我上了车，把票给了司机。他把票一撕两半，自己留下一半，还给我一半。我坐下了。车出发了。我们在镇中央闪烁的黄色灯光下出发了，那是旅程的头一英里，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旅程的头一英里。后来——可能是凌晨四点半吧，车窗外还是黑的——车停在了——”
7
“哈特福德，”司机说，“哈特福德到了，老兄。我们要停下休息二十分钟。你想下车买个三明治什么的吗？”
卡拉汉用缠着绷带的手从口袋里摸出钱包，差点没抓住。他嘴里还有死亡的味道，是一种涩涩的口感，有点像烂苹果的味儿。他需要什么东西把那种味道去掉，如果没有东西能去掉那种味道，那么就要能改变那味道的东西，如果连那也没有，至少要能盖住那种味道，就像你用一块廉价的地毯盖住地板上难看的洞一样。
他拿出二十块钱给司机，说：“能替我买瓶酒吗？”
“先生，我们有规矩——”
“当然了，零钱都归你。一品脱就够。”
“我可不希望有人喝醉了在我的车上发酒疯。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到纽约了。到了那儿之后你想要什么都行。”司机试图挤出一个微笑。“那可是个逍遥城，你知道的。”
卡拉汉——他再也不是神父卡拉汉了，至少从教堂门把上喷出的火是这么回答的——又掏出十块钱。现在他把三十块钱摆到司机面前。他又一次对司机说一品脱酒就够了，而且他不要找回的零钱。司机可不是弱智，这次他接过了钱。“但是你可不准在我的车上发酒疯，”他又重申了一遍。“我不希望任何人在我车上捣乱。”
卡拉汉点了点头。不准发酒疯，这是规矩。司机下车走进一个组合式杂货店——在哈特福德边境上的那种卖酒和快餐的小店。还是漆黑的凌晨，附近的一切都笼罩在路灯黄色的灯光下。美国有一些隐秘的高速路，潜藏着的路。这个地方就位于通往一个秘密公路网络的斜坡上，卡拉汉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从凌晨的风中感到了这一点。纸杯子和香烟盒被风吹着在柏油路上翻滚。风在广告牌和煤气罐之间穿行，呼呼的声音像是人在低语，煤气罐上写着日落之后请先付费再加气。他从马路对面的十几岁男孩身上感到了这一点。那男孩在四点半的凌晨坐在门廊上，双手抱着头，寂寞的样子就像一篇沉默的描写痛苦的文章。那些隐秘的高速路对外是不通行的，但它们对着他低语。“来吧，伙计，”它们说，“你在这里可以把一切都忘记，甚至自己的名字，要知道当你身上还沾着妈妈的血，还是个只会哇哇哭喊的光屁股婴儿时，那名字就开始跟着你了。人们把名字绑在你的身上，就像把一个罐头盒绑在狗尾巴上一样，难道不是吗？但是在这里，你不用拖着那个东西到处跑。来吧，到这里来吧。”但是他哪里都没去。他在等着汽车司机。很快司机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个棕色纸袋，里面装着一品脱老木屋牌啤酒。卡拉汉很熟悉这个牌子，一品脱这玩意在这穷乡僻壤大概能卖到两美元二十五美分，也就是说司机刚才赚了差不多二十八块钱的小费，不管是他自愿给的还是迫不得已的。不坏嘛。不过这就是美国方式，对不对？付出很多，得到很少。如果老木屋真的能去掉他嘴里那可怕的味道——那味道比他的手痛还难耐——那么它还是很值三十美金的。去他妈的，如果那样，它能值一张百元大票。
“不准发酒疯，”司机说，“如果你撒野，我就把你扔到十字布朗克斯高速路的正中间。向上帝发誓我会的。”
灰狗巴士到达波特主干道之前，卡拉汉先生已经喝醉了。但是他没撒野；他只是安静地坐在位子上等着下车。他下了车，加入了荧光灯下的早晨六点钟的人流之中：吸毒的人，开出租车的人，皮鞋锃亮的小伙子，十块钱就跟你走的姑娘，打扮成女孩、五块钱就跟你走的男孩，挥舞着警棍的警察，拿着晶体管收音机的卖大麻的家伙，还有刚从新泽西来的蓝领工人。卡拉汉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喝醉了但还是很安静；挥舞着警棍的警察们懒得看他第二眼。波特主干道的空气里弥漫着香烟、驾驶盘和尾气的味道。进站的巴士轰轰地响着。这里每个人看上去都有一种突然如释重负的表情。在白色荧光灯冰冷的光芒下，他们看上去都像死人一样。
不对，他想，然后朝写着此处过街的牌子走去。不是死人，不对。是活死人。
8
“天，”埃蒂说，“你参加过战争吧，对不对？希腊，罗马，还有越南。”
尊者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埃蒂曾盼着他随便讲个大概，快点讲完他们好去教堂里看看到底那里藏了个什么东西。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触动，更不用说震惊了，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卡拉汉知道埃蒂以前认为没有别人能体会的东西：纸杯在人行道上滚动时的伤感，煤气罐上的话让人感到的无望和沮丧，天亮之前人们眼睛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有些时候你不得不去承受这些。
“战争？我不知道，”卡拉汉说。然后他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是的，我想是这样的。纽约的第一天我是在电影院里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则待在华盛顿广场公园。我看到别的无家可归的人用报纸把自己裹起来，我也照样那么做了。这里有个例子让你们看看我的生活——生活的质量和生活的方式——似乎在丹尼尔·克里克的葬礼那天就改变了。你们不能立刻就理解，但请耐心听我说。”他看了看埃蒂，微笑着。“别担心，我的孩子，我不会花一天时间讲故事的。甚至不会花上一个上午。”
“你尽管照你喜欢的方式讲下去吧。”埃蒂说。
卡拉汉笑了。“说谢啦！啊，说多谢啦！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用《每日新闻》裹着上半身，那张报纸的头条是希特勒兄弟在皇后街袭击居民。”
“哦，我的天啊，希特勒兄弟，”埃蒂说，“我还记得他们。一对弱智。他们痛揍……谁呢？犹太人？黑人？”
“二者都有，”卡拉汉说，“而且还要在他们额头上刻上‘卐’。他们没来得及在我额头上完成。这是件好事，因为刻完之后，他们盘算的事远不是把你打一顿那么简单。这是好几年之后我重回纽约时候的事了。”
“万字符，”罗兰说，“就是我们在河岔口附近发现的那架飞机上的标记？那架里面坐着大卫·奎克的飞机？”
“嗯——啊，”埃蒂说，他用靴子头在草地上划了一个“卐”。草几乎马上就弹起来了，但是罗兰仍然看清楚了，是的，卡拉汉额上的那个疤痕本来会是个“卐”的。如果那两兄弟完成了的话。
“那天是一九七五年十月末，”卡拉汉说，“希特勒兄弟还只是我睡觉时裹在身上的报纸头条。第二天我在纽约的大街小巷里游荡，拼命遏制自己想要喝一杯的冲动。我的身体还有一部分想要反抗而不是喝酒。我想尝试，想赎罪。与此同时，我可以感觉到巴洛的血在我体内活动着，越来越深地潜入了我的身体。整个世界散发出与往常不同的味道，而且不是什么好的转变。世界看上去也不同了，也不是看上去更好。他的味道又爬回了我的嘴里，是一种死鱼或者腐坏的葡萄酒的味道。
“我不指望得到救赎。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但不管怎么说，赎罪跟救赎并无关联，也跟天堂没有关系。赎罪是今生在这世上清洁你的良心。而且你不能喝酒。甚至在那时，我也没把自己当成酒鬼，但是我确实怀疑他是不是已经把我变成了吸血鬼。假如太阳升起烧着了我的皮肤，或者我开始盯着女士们的脖子看，那么我就是吸血鬼了。”他耸耸肩，然后笑了。“或许还有绅士们的脖子。你知道人们对于牧师的说法；他们说牧师就是一群东游西荡，把十字架在别人面前瞎晃的同性恋。”
“但你不是吸血鬼。”埃蒂说。
“连第三类都不是。不是吸血鬼，只是个不干净的东西。不属于任何群体。被放逐了。我总是闻到他的恶臭，总是看到吸血鬼才能看到的世界，在灰色和红色阴影下的世界。有好多年，红色是我惟一能看到的亮色。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片模糊。
“我记得我当时是在找人力办公室——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给人介绍短期体力活的公司？那些日子我还是很结实的，当然也年轻得多。
“我没有找到人力。我找到的是一个叫家园的地方。那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四十七街，离联合国总部不远。”
罗兰、埃蒂和苏珊娜交换了一下眼神。不管家园是个什么东西，它离空地只有两街区远。只不过那时候还不是空地，埃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