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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说他请求过诉讼延期。”
“如果被告方希望继续审理，就继续进行。”马迪法官裁定说。
“我们准备继续进行。”汉米尔顿沉闷地说。
“好的，继续进行。”
伯格让接到指令后去斯通亨格的一个警官作第一证人。警官描述了到达现场时的情形。他说，那天晚上守门人拿着枪在巡视，狗把一只大猩猩赶上了树，还有两只大猩猩在屋子里乱逛。还说了关于大猩猩的笼子的事以及为了控制那些大块头的大猩猩所遇到的麻烦。
最后，在动物园的专家的帮助下，警察和消防队通力合作，用掺了麻醉剂的水果，在天快亮了时候，大猩猩才返回了笼子。
“提问。”地方检查官说。
梅森微微一笑。
伯格叫出了发现梅森和凯姆波顿夫人的警官中的一个。他说，他看见他们“在露丝街上逃跑。”后来，德拉·斯特里特也来了。他说，他要求他们去总部接受讯问。
“提问。”伯格说。
梅森说：“我相信我明白你的话，你是说我和被告人沿着露丝街逃跑。”
“是的，先生，我是这么说的。”
“你让我们进了警车？”
“是的，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逃跑？”
“从你们的举动中可以看得出来，你们走得非常快，还有，你还回头往后看。”
“我明白了，”梅森说，“那么，你让我们坐进警车后不久，你就逃到总部去了，不对吗？”
“我干什么了？”
“你逃到了警察总部。”
“我把他们带到了警察总部。”
“你把魔窟和各种危险留了下来，大猩猩在房子里乱跑，狗在叫，警报在响，这些你都抛在了身后。”
“我是按照命令去做的。”
“但是你逃跑了，不是吗？”
“我没逃跑。”
“你把混乱的场面留下了吗？”
“为了把你们送到警察总部，我不得不这样做。”
“还有，即使你不是逃跑，你回了好几次头，不是吗？”
“嗯，我看了两三次反光镜。”
“你回头看了吗？”
“我想我可能这样看了……非常短暂。”
“当然了，”梅森说，“是得很短，因为你开着车。但是，你回头看了好几次。”
“啊，可能我回头了，我是说我回头了。”
“你记不清了？”
“我不是记得十分清楚。”
“你还会那样说，用你刚才的话是，‘我是说我回头。’”
“是的，我承认你说的。”
“你现在准备发誓说你回过头？你现在证实你回过头？”
“是的。”证人大声说。
“法官阁下，”汉米尔顿·伯格向马迪法官提出抗议，“我认为这个问题已问过、回答过好多遍了。”
“抗议有效。”法官说。
“我只是想搞清楚，”梅森说，“我想让法官阁下明白证人的态度。他记不起曾经转过身回头向后看过，但是，他愿意说他回过头，只是因为他可能做过。他现在已经明确地发誓做过记不清楚的事。这就是证人的态度。”
“我告诉你，我是转过身回头看过。”
“可是，你想不起来这样干过。”
“好吧，”警官挑战地说，“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回过头。”
“你什么时候真正想起来的？”
“刚才。”
“那么，你发誓说你记不起回头看过时，你没想起来？”
“是的。”
“那么，你想都没想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是的。”
“换句话说，你说的比想的快？”
“我不知道。”
“那么，如果你不是逃跑，你为什么回头向后看？”梅森问。
“只是有点好奇。当你听见那混乱的声音，并且知道猩猩在乱跑，当你要离开这里时，回头看看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我现在按照你的证言理解，”梅森说，“谁也不能证明我和被告人是逃离那个地方的。”
“我说过是的。”
“什么？”
“你们转过身，回头看看……等一下，你们和我做的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
“那当然了，你的动作不对。”
“你一听见警报声，你也可以说有什么事不对，不是吗？”
“是的。”
“那么，”梅森说，“你是想让法庭这样理解，你离开现场时，回头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对你来说是极其自然的；而被告人和我这样做，就成了逃跑的证据。”
“这是你的看法。”
“什么？”
“我已经描述过了。”
梅森举起左手，伸出一个指头：“第一，”他说，“你说我们走得很快；第二，你说我们不停地回头看。那么，我们还干了些什么？”
“就这些。”
“好的。当你离开那里时，”梅森说，“你的车也开得很快，不是吗？”
“这是不一样的。”
“你说‘是’还是‘不是’？”
“是的。”
“还有，”梅森说，“你不停地回头看，你没回头看吗？”
“看了。”
“你知道你回头了？”
“是的。”
“现在是你自己想起来的？”
“是的。”
“但是，你第一次作证时，你没有想起来。”
“我当然想起来了。”
“那么，”梅森说，“你想不承认了？”
“我发现了你设的陷阱，我还不至于那么蠢。”
“谢谢。”梅森说，“我只是想让法庭知道你的想法。就这些。”
汉米尔顿·伯格和他的副手金斯伯格简单地商量了一下，这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律师，在过去几个月里，在审理案件中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成就。因此，他今天被任命为预审的助理。
汉米尔顿·伯格之所以今天在场做他的顾问，是因为把梅森当作了一个危险的对手。
在经过低声商量之后，金斯伯格传唤了监狱的那个女看守。
女看守证明说，是由她在女监里监管被告人约瑟芬·凯姆波顿的。她让凯姆波顿夫人脱下衣服，临时又给了她一套衣服，并把她的衣服交给了菲力普·格劳顿，他是警方的毒物学家和技术专家。
“那么，”金斯伯格问，“你对被告人的身体进行检查了吗？”
“检查了，先生。”
“怎么检查的？”
“让她脱了衣，光着身子，洗了个淋浴，我对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进行了查看。”
“你看到了什么？”
“你发现了抓痕、刀痕以及暴力造成的红肿等标记了吗？”
“金斯伯格先生，她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连皮都没破。”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要作这种检查吗？”詹姆斯·埃特纳问。
“你只管听着，你就会知道原因何在了。”金斯伯格富有挑战性地说。
“先生们，先生们，”马迪法官说，“大家都礼貌一些。辩护人有异议吗？”
“我只是想节省时间，”埃特纳气愤地说，“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坚决反对。这个提问是不相干的、不合适的、不重要的。”
金斯伯格说：“我们的下一个证人会把它联系起来的，法官阁下。”
“好，继续进行。”
“就这些。提问。”
梅森对埃特纳说：“你提问她，吉姆。”
埃特纳说，“你为什么拿走了她的衣服？”
“我是执行命令的。”
“你知道，在正式起诉之前，你只能把她当作……”
“我是按命令做的，”女看守说，“所以我才会这样做。如你想讨论法律问题，就和地方检查官讨论吧。”
“你是说你从地方检查官那里得到的指示？”
“是的，是他的办公室下的指示。”
“你拿走她的衣服，并交给了菲力普·格劳顿，那衣服怎样理的呢？”
“如果你等着我们传唤下一个证人，你会得到答案的。”金伯格说。
“很好。”埃特纳说，“完毕。”
“传菲力普·格劳顿。”金斯伯格说。
菲力普·格劳顿是个瘦高个，颧骨很高，一副认真的样子。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镜片的反光有时在没有表情的脸上应是眼睛的位置，你只能看到两个反光的椭圆形。他站在证人上，把自己当作一个毒物专家、化学家和技术专家。
“这个女看守证明你收到了某些衣服，是吗？”金斯伯格问
“收到了，先生。”
“你对这些衣服进行检验了吗？”
“是的，先生。”
“在这些衣服上你发现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了吗？”
“发现了。”
“发现了什么？”
“人的血。”
“你保留着那些衣服了吗？”
“保留着呢，先生。”
“我要求把它们当作物证。”
“同意。”梅森说。
衣服拿出来作了物证。
“提问。”汉米尔顿·伯格说。
“你说衣服上是人的血？”梅森问。
“是的，先生。”
“你怎么知道的。”
“我作了沉淀素试验。”
“当你作这个试验时，你不是为了发现这血是某种特殊的动物的血，是吗？我对此的理解是，你有一种试验方法，它只对人血进行反应，而不会对动物的血发生反应。因此，你只需简单的试验确定血迹是人的血，还是动物的血。如果是动物的血，你一般就不费事地把它们划分了。如果你得到了正确的反应，那么，你就知道它是人的血了，对吗？”
“是的，先生。”
“这种方法确实可靠吗？”
“确实可靠。”
梅森说：“我想就克劳顿先生作为专家证人的情况再提问一个问题，但是，我要向法庭说明的是，我现在要问的事情不是我想问的，我只是核实一个小小的信息。”
“对于延长提问辩方反对吗？”马迪法官问起诉人。
“没有什么意见。”汉米尔顿·伯格自信地挥舞着手说，“对于梅森先生或者任何人，如果他那么想，不管在什么时候想就格劳顿先生的资格问题问上一天，我也没意见。”
“好的，格劳顿先生，你可以下去了，过一会儿再问你。你的下一个证人是谁？”
伯格用洋洋得意的声调传唤下一个证人，就是送梅森、被告人约瑟芬·凯姆波顿、德拉·斯特里特去警察局的另一个警官。他描述了这三个人当时是如何坐在警察的后座上，他坐在前排座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拧着身子盯着他们。
“到了警察局后，警车是如何处置的呢？”
“又开出去巡逻了。”
“谁使用的那辆车？”
“我和我的搭档。”
“你们几点下的班？”
“凌晨4点钟。”
“下班后又干了什么呢？”
“我……呃，我想起来没有检查的车座的座垫，当我们用车送没有戴手铐的嫌疑人时，一般都要检查一下。因此，我和我的搭档掀起了后座垫，掀起后在座垫下面发现了一张证券。”
“说说是什么证券？”
“是一张支付给本杰明·埃迪科斯的25000美元的银行本票，支票的后面还有一个背书，写的是‘即付约瑟芬·凯姆波顿’，下面是一个大概由本杰明·埃迪科斯签的字。”
“你在那张支票上做了什么标记了吗？”
“是的，先生，做了记号。”
“你怎么做的？”
“我在支票的左上角用铅笔写上了我的名字的开头字母。”
“如果再见到那张银行本票你还能认的出来吗？”
“认得出来，先生。”“我给你出示一下，你看是否就是那张支票。”
“没错，就是它。”
“我要求把这张支票作为物证。”伯格说。
“同意。”梅森马上说，他不让埃特纳有时间提出技术上的异议。
伯格然后叫了一位字迹专家，他说支票背后本杰明·埃迪科斯的签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