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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理我，我不过是在暴雨中被淋透的一个傻瓜，然后我看见我不远的院门开了，先出来的是我们那软体蠕虫一样的收容站站长，一把由另一个人打着的伞遮在他头上，那个打伞的人出来了，蠕虫站长完全罔顾雨水把为他打伞的人淋湿了一半，一刻不安地摸索着对方的身体，没有任何感情，就是一个男性在摸索一个女性的身体。
我静静看着蠕虫站长在全不抗拒的小醉身上揩油，但这并不干扰小醉关上院门，然后用那把雨伞遮护着站长消失在巷子另一端。
我静静看着院门上的一块小小木牌，木牌上画着一个八卦。我翻动了它一下，让它转到仅仅有木纹的反面。
有一个贼，偷了人的东西，逃得太急，没看见失主门上的八卦。有客时它翻成正面，无客时它翻成反面，在此地风俗中它表示一个公开的秘密：土娼。
我拖着腿离开这里。
心里有一种东西，让我在禅达城外跛步时仍未意识到腿上的疼痛。在雨幕中有一个人拉住了我，然后他扶住了我，又像是靠住了我，我和郝兽医不知道谁依靠着谁，在雨幕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郝兽医一直在抹着脸上的雨水，后来我发现他在哭，“八个重伤啊！都比你重的！扔在屋里没人管由着烂的！他们说杀了我，杀了我。我没有枪啊，我说我是来救你们的，我怎么能杀人？我是医生啊！你们咋说我也是医生！”
我没理他，我们拼力把彼此从泥沼里拽离。
这时我又看见那条巨大的狗，它从雨幕和郊野的荒草之中射过而不是跑过，雨幕茫茫让我根本看不清它的终点，所以我不知道它为何跑得如此疯狂。
当我和郝兽医从后边那条破墙缝子里挤进来时，庙里的地上已经开始飘浮零碎了，迷龙和他新结识的狐群狗党坐在高处泡脚。
“还当你们会骑着两条大鱼回来呢。就有鱼汤喝了。”蛇屁股用脚拍打着氺。
我竭力把自己弄干一些，“就瞧见一条狗。”
康丫砸吧着嘴，“狗肉也好吃啊！”
我拧干衣服，说：“你去跟它说吧。”
康丫不知死活地东张西望，“哪儿呢哪儿呢？”
我无心再理他，因为郝兽医正在提心吊胆向几乎每一个人发问：“没查人头吧？点过卯没？”
我说：“兽医，你真以为他们知道这里有多少头人吗？”
我说着，就听见庙门外溅着水声的急刹，还有何书光的喷嚏。
张立宪问：“这里有多少人？”
何书光不太确定地答道：“七十多个吧？”
我们从后边簇拥到了前边，通过押送兵们管前不管后的警戒线往外看着，何书光开走的那辆车在这神憎鬼不理的偏僻地方停下，泥泞的车上坐着同样泥泞的人。
押送兵给出的也是个模糊的数字，“报告长官，七十多吧。”
于是从车上的几袋大米中推落一袋，它溅在泥泞里，押送兵让开条道，不用他们吆喝，我们自行冲过去把米从泥里拖出来，张立宪发动了车，给米和我们溅上了更多的泥。
张立宪老远地扔下一句，“原地待命！团座已经出发！很快就有行动！”然后和着何书光的喷嚏一起远去。
我们凑拢了为数不多的破旧钢盔，寻找相对干燥的柴草准备做饭——管它呢。
已经彻底空了的米袋子盖在郝兽医身上，这是对年龄最长者的照顾。
潮湿的柴草噼噼剥剥地烧着，湿烟让我们在沉睡中仍被熏得两眼红肿和流泪。几个一直在被当作粥锅的钢盔扔在一边，有的被睡在泥泞里的我们当作枕头。
我膝上垫了蛇屁股的菜刀，拿张破纸头，一个破笔头在那划字，“……儿欲尽忠，则难尽孝。此战渺茫，凶多吉少。儿思父恩，则生怆然……”。
我们在这里又耽搁了一天，喝了两顿稀粥。除了稀粥还给我们中间某几个封了官。阿译营长，我连长，李乌拉和康丫做了排长，郝兽医终于被正名为少尉医官。我终于确定是真要打仗了，否则官位不会派得这么大方。
郝兽医痛苦地翻个身，看了眼我，脸上有些责怪之意。我倒先喊了回去：“知道你风湿痛！睡觉，睡觉。”
老头儿絮絮叨叨地说：“又写遗书呢？我说烦啦，你这合适吗？左一封右一封遗书就照家里捅，我要是你爹非吓出失心疯来不可。”
我接着写，不理他，“他不是你，你不是我爹，我不是你儿子。”
“咱好好的不行吗？”老头儿不甘罢休，还说。
“睡去睡去。”我已经不耐烦了。
押送兵进来，开始吵吵：“出发啦！走啦走啦！”
人们乱糟糟地起来，有的最后烤一把火，有的又忙着灭火。迷龙大声地打着呵欠，要麻和不辣简直在比划跺脚，康丫一边戴钢盔一边把钢盔里残余的几个米粒捞进嘴里，郝兽医披着麻袋，听见豆饼咳得不成话，又把麻袋披到豆饼身上。
这是一支不仅饥寒交迫，还睡眼惺忪的军队。
我最担心的是把我们这七十多人当作一个营送上战场，那这所谓的营还不够一个日军中队甚至小队塞牙缝。但是他们许诺说一个标准营在我们要去的地方等我们，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在那等着。
我们出发，但大多数人挤在庙门口茫然了－今天大雾，厚重的雾气把十几米外都屏障了。
我们在雾中艰难跋涉，雾气厚到这种地步，以至我们只能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以免掉队。阿译在咳嗽，我在咳嗽，要麻在咳嗽，把米袋裹在身上的豆饼在咳嗽，把米袋让给了豆饼的郝兽医也在咳嗽。迷龙“咳！咳！”的咳得声动四野，但只有他不是在咳嗽，他在取笑别人的咳嗽。
我们是一支穿越雾气的咳嗽大军。我们的领袖阿译非常紧张，因为昨天有人告诉他，他是营长，最高长官，他得指挥我们打仗。
阿译凑在我身边，咳嗽更凸显他惊恐的眼睛，“我要干什么？到地方我要干什么？”
我斜眼看着他，问：“军官训练团出身，你不会打仗？”
阿译有些赧颜，“除了练操典就是背语录……我哪打过仗！”
我看着他但是并不同情，我们有很多他这样的军官。
我扭过头不看他，说：“封你营长的人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阿译急得有些抓狂了，“他让我督战！——什么是督战？”
这真是个让我们所有要打仗的人都反感的字眼，我看了他一眼，走开了。
我的漠然让阿译更着急，“什么是督战？”
迷龙从他身边过路时有意撞了他一下，“王八营长，犊子督战。”
阿译被撞到了路边，他看着以往就对他冷漠的人加倍地冷漠，于是他更加茫然。
脚下的土地终于平了，我们踏着脚下明显是用人工辗平的硬土，听着雾气中传来的巨大引擎声，被螺旋桨撞击的雾气像是有形质的怪物向我们扑来。
豆饼惊恐地大叫：“日本鬼子！日本鬼子！”
他猛然扑向了我们，让整个队伍更加混乱。押送兵和我们中罕有的几个还有枪的人摘下枪往他指着的方向空比划——但我们只看见雾气中一个庞然大物的影子，引擎在预热，它的螺旋桨缓转着把雾气推送向我们。
要麻一巴掌拍在往人群中死钻的豆饼头上，“瓜娃子的笨蛋！看见飞机就喊日本！”
康丫兴奋地直蹦，“我们的飞机！打日本飞机的啦！哒哒哒哒哒！那么大的炮，看见没？”
阿译被他斩钉截铁地说得拿不定主意，但还是决定纠正一下，“是美国盟友的飞机。”
我看着那个被康丫说成战斗机的大家伙，他说的炮是螺旋桨发动机，美国空军的标识倒是清晰可见，我告诉他们：“Ｃ４６是运输机，这是驻华空军特遣队。”
迷龙亢奋得不行，“我们要上去吗？屁股搁哪儿？得有个抓手的地儿吧？”
看这家伙的架势是以为自己要坐在翅膀上了，但在他往那上边蹦之前，押送兵忙不迭地把我们赶开了——那是连他们也不敢碰的禁忌。
我们在雾气中攒行，已经冻麻木了的神经被现代工业的奇迹弄得又有点亢奋，“哒哒哒”“咚咚咚”的口头模拟扫射和“乌滋空通”“嘘－轰隆”这样的模拟轰炸仍在我们中间层出不穷，我们实在已经被日本人欺得太久了。
“我们要去打东京吗？”阿译惊恐而小心地问我，又带了很多向往。
我瞧了他一眼，“上海都飞不到就没油了。”
但是我在笑，那种笑并不全然是对阿译的耻笑，我和其他人一样兴奋。
学生时我写作文，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民族之魂魄，论到最后也夹七缠八没搞清楚，论民族之血为石油，民族之骨为钢铁，民族之神经为技术那部分倒是工整对仗，因为我父亲就是早期留洋学机械的人。
虞啸卿做军火展示没让我觉得什么，因为近战要拼我夹七缠八的魂魄，雾气里的机群却让我亢奋，像是个没腿的人接触到生平第一条假肢。
我们中的很多人看着机侧漆的那个裸体女人发呆，起反应的不仅是他们蠕动的喉头，我们被带到一边，现在在雾气中影影绰绅的是Ｃ４６飞机庞大的屁股。
一个貌似是地勤管理的军官匆匆跑过来，“脱！衣服都脱啦！”
“换新衣服啦！”“要换新衣服啦！”“发枪！”“对，还要发枪！”“娘的，我要花机关！”“花机关算什么？那个叫什么？”“烫妈生！对，烫妈生！”“瘪犊子烫妈生，砸我一身瓦片。”“让你充好汉。”我们兴奋地聒噪着，低语着，争先恐后脱着衣服，脱掉裤子。
我挤向那个军官，递出我在破庙写好的纸片，“长官，长官，能不能帮我寄封信？”
那家伙只是少尉，但对着我这中尉的架势好像他是少将，“寄什么鬼信啊？”
我点头，“就是鬼信。遗书。地址写背面了。”
那家伙看了看我，算是接过去了，“你们是去打胜仗的。寄什么遗书。”
我点头哈腰地回到人群中，看着那家伙把我的信随手塞进了裤子，也不知道会不会帮寄。我脱下裤子后便露出大腿上包扎的绷带，我退进了人群，把迷龙和康丫拉到我的身前，郝兽医也好心地遮过来——但随即我发现，没人管这种小事。于是我可以专心用裤头上多出的一小截绳头绑住我手上的磺胺药瓶。
那个军官在我们中间看也不看地走过，一边在他的登记簿上划拉着什么，他唯一关注到的是不辣仍背在肩上的汉阳造。
他喝道：“放下！背着枪干什么？”
不辣很不自信地嗫嚅：“……打小东洋……”
“到地头美国人派枪，英国人派衣服，背这块废铁去干什么？放下！”
不辣很难割舍地把枪归入脱了一地并被拢成一堆的那些破衣烂衫，其他几个好容易保留了自己枪支的人有样学样，连要麻的刺刀，蛇屁股的菜刀也放了下来。
军官对了队列外我们看不清的几个人影叫唤：“发吧！每人一个！”
“发装备啦！”“排队排队！”我们自觉地站排了，亢奋地等着我们的新家伙。
然后便开始发了，人手一个，我们本来就更冷，现在更加冷，我们在雾气中赤裸着或苍白或脏污的躯体，很多人身上带着暗红色的新疤，我们发着抖，拿着我们新拥有的，并且替代了衣服和武器的东西——一个印着英文的纸袋。
我的脑子已经被冻得有点木，我迟缓地念：“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ＢＡＧＳ（呕吐袋）？”
“衣服呢？”“枪呢？”我们中间开始出现这样的质问，终于是有点儿抱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