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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说，张普景就没有话说了。
杨庭辉又说：“严格的讲，凹凸山的部队是有一些问题，有拿老百姓东西的，有酗酒打架的，有开小差的，也有搞腐化的。但是，我的同志哥，你要看到，我们的队伍是由农民和小作坊小煤窑工人组成的啊。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我没有那么多像你这样既有丰富的革命理论、又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来组成我们的部队。昨天他们还对革命一无所知，今天他们却为革命来战斗了，他们未必有明确的革命信仰，但他们可以为革命去流血去牺牲。他们是不懂得革命理论，但他们干的是革命事业。我们是先培养他们革命理想，等他们学懂了《共产党宣言》才来打仗呢，还是让他们先扛起枪杆打击敌人呢？我的看法是，应该让他们先投入到斗争当中。至于革命觉悟，可以在实践中提高。今天他不是个革命者，明天他们有可能是最先进的革命者。老张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经过几轮交锋，张普景渐渐地就有些泄气了，但是，他提醒自己，绝不能后退。杨庭辉这个同志是一个老资格的根据地创始人，是一个受过文化熏陶的领导人，他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也有演讲煽动的才能。他的话说得滴水不漏，但是，他在狡辩，他在迂回，他是利
用凹凸山的特殊性取代原则的严肃性，他用客观理由和实用主义态度削弱了主观能动作用。他就是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领导体系，所以他大量重用诸如王兰田、梁大牙、宋上大、安雪梅、姜家湖这样对他惟命是从的人，而排斥来自江淮军区的领导干部。即便你说得再动听，你也否认不掉宗派这个事实。梁大牙这样的人不是不能革命，也不是不能改造成革命者，但是，如此突飞猛进地提拔并且放手使用，让其感恩戴德，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思想在起作用。
张普景说：“老杨，我的批评你可以不接受，但我坚持。这些问题我今天提出来了，不是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凹凸山根据地靠我们大家建设，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杨庭辉说：“我不否认你的正直和正义，你的批评有合理的地方，我要引起反思。君子坦荡荡，你能把这份材料让我过目，说明心中无鬼。把材料送到军区和分局，那是你的权力。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张普景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并没有当真想把这个东西交上去，因为有些问题是存在的，有些问题证据还不是很充分，只是凭直觉和预感。我想我应该把这种直觉和预感向你通报，引起注意。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两个现在不去争论是非问题，我们再冷静地思
考一个阶段，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杨庭辉却说：“不，既然问题已经挑出来了，就要解决，这也算是开展思想斗争的一种方式吧。我不能对同志的批评采取漠然态度。我建议，让政治部的同志把材料抄写几份，分发到大队和营以上干部的手上，大家都参与讨论。”
张普景深感意外，并且惶惑：“这……这不合适吧？我们领导人之间的争论，用不着沸沸扬扬，这样会引起混乱的。”
杨庭辉说：“这是光明磊落的事情，这份材料虽然主要批评了我，但是它涉及到整个凹凸山的工作。有些问题，子虚乌有，但是可以敲敲警钟。有些问题，程度不同地确实存在，大家都要重视。”
张普景仍然困惑，他闹不清杨庭辉为什么在很短时间内就变了态度，更闹不清这态度变化是为了什么？尽管张普景始终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但是，由杨庭辉提出来把争论面扩大开来，他还是难免有些狐疑。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老杨这个人做事就更是有目的的
了。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又似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既然争论是张普景引起来的，杨庭辉又坚持要开展争论，张普景就没有退路了。当然，他也不会退缩。张普景提出，争论一下未必是坏事，但为了维护领导层的团结和稳定，防止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争论面不宜过大，在分区党委和特委成员中争论就行了，材料也不用政治部的同志抄写，一千多字，他自己再抄写四份，发给王兰田、窦玉泉、杨庭辉、江古碑，大家调查研究三天，三天后讨论。
讨论结果出乎张普景的意料，杨庭辉在正式的讨论会上几乎一句没有重复他跟张普景面对面争论时说的那些话，而是率先态度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这些年主要精力用在根据地建设上了，放松了学习，也确实有忽视政治思想的倾向，主观上没有搞宗派主义的思想，但
在部队和基层有了这个苗头，他这个主要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对部队进行一次思想教育，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军阀作风、反对纪律松弛现象、杜绝腐化堕落行为，等等。并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党支部的作用，连队和中队政治指导员有权向上级反映同级
干部的问题。
杨庭辉带了这个头，就为讨论会扭转了调子，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而且自我批评成为主流。
杨庭辉的自我批评令张普景在意外的同时，还暗自负疚。这是怎么回事？我对于同志是不是过于苛求了？我是不是过低地估计老杨的觉悟了？我是不是又在犯极端化的错误？实在想不明白了，甚至不敢再想下去了。
在这样的氛围里，张普景自然也作了自我批评，而且是诚意的，绝不是敷衍塞责的，批评了自己怀疑同志的狭隘，不正视客观实际务虚不务实的飘浮作风，以及乱扣帽子伤害同志，等等。为了团结，张普景又主动提出，鉴于有些问题证据不足，要求大家把分发到各自手中的材料销毁，以免影响部队的情绪。
第 九 章
一
晏公庙阻击战发生的时候，已经是洛安州沦陷的第五年的农历二月了。
这正是花扬絮飞的季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新的形势，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迭遭挫折，苏联军队占领了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种大背景下面，中南长官部连连致电在敌占区或敌后活动的各支部队，寻找战机，同日军进行几场影响较大的战斗，为舆论宣传提供依据，以正视听。
晏公庙阻击战本来是杨庭辉组织的。杨庭辉得到情报说，日军中村联队拟于本月中旬对凹凸山地区的晏公庙、界牌石、响洪甸、迎驾厂一带进行“扫荡”。
杨庭辉于是派人同刘汉英联系，要求配合作战。
敌情确凿，八路军又主动挑了重担，刘汉英觉得这一仗他不参加有点说不过去，就选择了左路，在晏公庙打伏击。
之所以选择左路而不是右路，刘汉英自有精明的考虑。据他从另外一条线上得到的谍报，左路敌人多为二鬼子“皇协军”，比起日本鬼子自然要好对付得多。
部署兵力的时候，参谋长左文录把刚刚组建不到三个月的新七十九团放在了牌坊店，而将甲种建制完整的张嘉毓二四六团放在晏公庙东北的赛石矶。
作战会上，石云彪趴在作战图前足足琢磨了半个时辰，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那只独眼就多了几分阴沉。石云彪慢腾腾地站起来说：“旅座，我看这一带地形坡缓林稀，易攻难守。防御正面如此之宽，防御力量也就疏而弱之。日军上千人马，加上伪军近万，我们打大伏击力不从心，打小伏击隔靴搔痒。我的意思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是否可以同杨庭辉先生再协商一下，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打法，而集中我部和杨部兵力，大部压在南楼一线天，打击日军右路佐佐木大队，争取将其全歼。”
刘汉英尚未吭气，左文录就把话接过去了，不自然地笑了笑说：“石团长的设想确有过人之处，问题是杨庭辉先生恐怕不听你的指挥。旅长和副旅长都是这个意思，各负其责，还是把账算得明白一点为好。”
石云彪的心里依然犯嘀咕。这是新七十九团扩团以来首次参战，也就是说，新七十九团的战斗生命从此就开始了。此战能否打好，将决定团队起步的高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一支部队的精神。
石云彪又将左文录的作战方案由表及里地咀嚼了一遍。
从敌人此来的势头和地形上看，牌坊店一带有可能最早进入战斗，一旦口袋扎住了，又是逃敌必经之路，极有可能成为阻击战的主战场，理应派遣精锐部队防守。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有多少拳脚，他的新七十九团战斗连队只有六个，除了原七十九大队的老底子，三分之二的兵员是新补进来的，虽然马不停蹄日夜操练，但是毕竟缺乏实战经验。而张嘉毓的二四六团是刘汉英的看家部队，军官大都是刘汉英的老部下，火力配备也十分精悍，可以说兵强马壮，完全应该成为大战主力，可是左文录偏偏将其部署在赛石矶一线。赛石矶地形奇峻，宛若平原中突兀拔地而起的一道屏障，前是平川，后亦平川，射界开阔视野也开阔，便于进攻也便于退守。熟习兵法、深谙地形之利弊的石云彪自然不会看不出来这种布局的偏颇。
尽管心存义愤，但石云彪还是全力以赴投入了阻击战的准备工作。
此后不久出现的事实证明，石云彪对于敌情和战场形势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战斗发起之后，石云彪率部兜住了牌坊店至庄岗一线约一公里的正面。诚如石云彪自己预料的那样，防御正面越宽，防御力量则越薄弱。日军吉野大队力督伪军八百余人向石云彪防线先后展开了六轮冲击，企图夺路而逃。七十九团部队伤亡过半，连以下军官伤亡三分之一。
石云彪让团部特务连在阵地后方架起了机关枪，宣布——“凡在阵地之人，包括石云彪本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退逾白线者，格杀勿论。”石云彪手拎一柄三尺长的宽厚大刀，立于阵地高处，喝道：“弟兄们，前面是日本鬼子，后面是二鬼子，左面是绝壁，右面是淠河，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弟兄们看着我，我若不退，你们退到哪里也是死路一条。”
团座既然如此，营连长们自然不敢含糊，纷纷做好后事交代，准备献头颅于阵前。
由于前线吃紧，此时已到二连任代理连长的陈墨涵向石云彪献计获准，指挥一个排佯作败退，撕开一个缺口，诱敌深入至一线天峪口，合而击之，将深入到刘汉英防区纵深的吉野大队分割包围在数十处不便展开的山林沟壑地带，一阵游击战加上运动战，重创吉野大队，吉野本人被流弹击中。如此以攻助守，方才使七十九团全线稳住了阵脚。
二
参加晏公庙阻击战的，还有一支特殊的部队，便是高秋江的战地女子服务队。
本来，在这次阻击战中，战地女子服务队是没有直接战斗任务的。但高秋江却表现出了非常奇怪的积极性，向刘汉英主动请缨，率领二十四名队员前往牌坊店抢运七十九团的伤员，不巧在途中遭遇了十几个鬼子和二鬼子。这伙人刚刚从火线上下来，急急如丧家之犬，竟然迷了路，一见高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