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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中国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北宋虽重文轻武，导致国力衰弱，不复大唐时代的雄风，但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历朝历代，这从人口的剧增上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是一个局部缩影。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从赵匡胤去世到王安石变法，这短短的一个世纪，北宋人口从4000万猛增到1亿，100年间增长了6000万人，平均每年增长60万人，超越了盛唐时代平均每年增长50多万人的记录！
从北宋后期到元初，大汉民族第一次完全被异族统治。因为蒙古铁骑来势太猛，柔弱的南宋哪里能抵挡得住？这200年间，人口从1亿减到7000万，跟以往的历朝历代相比，算不上是锐减了，只减少了30％。
明初（公元1400年前后，朱元璋去世，朱棣夺位那段时间），全国人口约6000万，明中期（公元1540年前后，朱厚熜执政中期，可笼统地说是嘉靖朝），全国人口约2亿。
明朝是大汉民族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尽管经常有无聊者人云亦云说明朝政治总体黑暗，皇帝集体昏庸，但是并不阻碍民间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这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国人口从6000万猛增到2亿，增长了1。4亿，增长率高达234％，平均每年增长100万人，超过历朝历代。
从明中期到清初，全国人口从2亿锐减到1。2亿，锐减了8000万，锐减率同样高达40％。真正导致人口锐减的时间段只有两个，一是明末崇祯时期的17年以及清军入关后持续了五六年的统一战争；二是康熙初年的8年三藩之乱。在这短短的30年左右的时间内，人口锐减了8000万，平均每年的死亡人数高达267万！人口大规模被屠杀的程度仅次于安史之乱！
到了清朝，人口就开始上亿了，同时清朝也是一个人口快速增长的时代，而且清朝还有一个农业社会回光返照的所谓“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开始算，到乾隆去世、嘉庆全面掌权，持续了将近两个甲子（120年）。如果算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国门第一次被西方列强敲开，在这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中国人口从1。2亿猛增到4。3亿，150年的时间增长了3。1亿人，增长率高达259％，超过了明朝，平均每年增长200万以上。
从清后期到清末的七十年，人口从4。3亿锐减到3。3亿，70年间锐减了1亿，锐减率高达24％。实际上这锐减的1亿人，绝大部分是在持续了1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殒命的。14年屠杀了1亿人，平均每年的死亡人数高达700万以上，和安史之乱时期有得一拼！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太平人士看这些数据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经历战争创伤的吕布，从这些数据上看出大汉民族一直在流血，在受伤，受伤得很快，恢复得很慢，一直在螺旋地发展，而不是笔直向上或斜斜向上地发展，因为内讧内耗而造成的民族创伤数以亿计，如果把这些内讧内耗中死去的大汉男儿都拿去攻打四方异族，大汉民族早就统一了世界。
吕布一直在告诫自己，以杀止杀，以战止战是下策，不能沦入内战内讧内耗的陷阱里，不论如何都要保存好大汉民族的元气，树立起内讧、内耗、自相残杀可耻的民族道德观，让大汉民族不要成为一个极度自虐却对外宽仁的变态民族。
所以吕布努力废除死刑，不管多大罪行都不至死，而是祸及妻子的连坐劳役，所以吕布以后会尽量不打内战，采用外交的方式解决大汉民族内部争端，不过，很显然，他的苦心孤诣并没有得到袁绍、刘备等人的认可。
第805章 继续基本国策
在东汉末年三国时代，决定一个势力强弱的第一要素便是人口，当吕布即将要一统华夏的时候，他更清楚，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第一要素同样是人口。
他要搞清楚整个华夏到底有多少人口，以方便他制定未来五十年的基本国策，现行的基本国策里已经有了全民皆兵、全民教育、激励生育，这些国策在吕布可以控制的未来五十年里需要不需要进行调整，都需要准确而具体的人口普查数据做支撑，而不能学着某些领导者拍脑门决定一些国家大事。
当知道了四千八百万人口，吕布一开始是为自己感动振奋，因自己的努力，让大汉少损失了两千多万人，同时他也有些不满，因为大汉民族不应该只有四千八百万人，至少应该有两亿人吧。
吕布的野心很大，他不满足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大汉版图，也不满足恢复二十一世纪的国家版图，他也不满足于恢复元朝时期的国家版图，他想让华夏的势力渗透到他已经知道的任何地方。
吕布不满于东汉时期的人口出生率，一年才净增二十万人，太少了，这样的人口增长率，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覆盖全世界的目标呢？所以他在极力丰富粮食生产的同时，决定继续进行全民激励生育政策。
吕布这项基本国策并非没有遭到质疑，田丰援引韩非子的说法：“一个人他生五个儿子，五个儿子又各生五个儿子，祖父没有死，他就有二十五个孙子，这样生下去，数代之后，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到时我们没有充足的田地供给那些新增的民众，没有充足的粮食，这些民众就会饥荒、就会饿死，到时天下大乱！”
吕布简直要指着田丰的鼻子骂道：“你以为你姓马啊？你既不是天朝的马演出，又不是脑残的马尔萨斯，搞什么人口论，所谓的人口论扯淡之极！”转念一想，自己现在生活在新的世界里，又不是在天朝，激动个鸟啊。
马尔萨斯这个鸟人的理论就是，如果人类不能自我控制自己的话，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一个爹妈生六个孩子，六个人每个人再生六个，它不是几何级数吗，人口超过资源承受，最后人民就会饿死。
吕布强行压制住自己这个鸟说法的愤怒，平静地说道：“人口增长，我们的国土也在增长，我们可以耕种的田地也在增长，我们粮食的亩产量也在增长，在过去的九年时间里，我们的田地扩展了一倍，我们的粮食亩产量增加了五成，我们的人口只增长了两成，我们现在每年的粮食增加都数倍于人口增长，现在农民都抱怨谷贱伤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担心完全是多虑的，一百年之内，我们是不会遇到你担心的问题，而你担心的问题发生后，我们已经占据了我们知道的每一个版图，如果原来大汉的万里疆土无法养活十倍的人口，那十万里又会如何呢？”
历史上，南高丽棒子，在五六十年代，它面临很严重的人口与资源这种矛盾，比天朝改革开放时期还严重，因为它面积比较小，只有9。9万平方公里，它当时提出个口号，“只生一个，三千里也满员”，三千里就是指它的国土，只能生一个。到了九十年代情况不对了，发现大家都不生小孩了，他们组织了一批专家，研究之后决定要马上停止，还要鼓励生育，采取了什么措施，政府进行重奖，就是生一个奖，生两个就翻倍，生三个就再翻倍。原来政府出钱支持他们做绝育手术，现在支持他们做输卵管的复通手术。结果怎么样呢，生育率一路下滑，根本没有上涨的可能，政府非常绝望。
吕布从来都不觉得华夏的人口多到需要节育的地步，华夏之所以给人多不胜多的感觉，因为大部分人一旦离乡背井都往一线城市挤，去一线城市会感觉这个国家人口密度已经多到无法容忍，却忘了广大的内地小城镇、农村空空荡荡，大国空巢，可悲可叹。
吕布在那一世，跟着天朝的某个政策一起成长，见证了天朝实行了三十年的某国策，后患无穷！
它导致天朝人口年龄结构高速老龄化。在天朝成立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是五十年代，那个年代出生并至今健在的人基本已退休或临近退休年龄，天朝人口由此高速老龄化，面临严重的养老困境。尤其是农村，大量田地因青壮年太少而抛荒，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体力不足，所以越来越多农户是只种植供自家吃的粮食，以致今年粮食价格明显上涨。城市的老龄化令交养老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也会令养老负担越来越严重！
它违反自然规律，导致天朝男女比例失调。天朝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尤其是农村，寄生政策导致大量女胎被为了顺利生出儿子而又避免触犯寄生政策的父母打掉。这不能怪农村人愚昧，主要因为多数农村老人没有养老金领，招上门女婿又难，不得不靠养儿子应对将来的老年生活。现在，粗略估计，天朝男人比女人多4000万，若继续寄生政策，将会加剧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更多天朝男人难找配偶。男女比例失调主要存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群体，因为强制城市一胎、农村一胎半的政策在那时推行。当90后进入青壮年，难寻配偶时，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废除寄生政策，才能避免人们为了生儿子打女胎的情况，才能缓解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
它降低了天朝人口质量。独生子女多数由于受父母或祖父母过分宠爱，养成了自私、脆弱的性格，往往不懂为别人着想，遭受挫折就容易沮丧，有的甚至轻生……虽然独生子女的智商并不低，但后天环境不利提高他们的情商，难出人才。有多个子女的家庭，只要父母不是对某个孩子特别偏爱，这个家庭的孩子多数能养成善良宽厚的性格。
它恶化了百姓与官府的关系，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敛财手段。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一些干部强行拉交不起寄生罚款的孕妇去打胎，甚至大月份临近分娩的也不放过，造成大量血腥强制寄生案，令很多群众对寄生政策、寄生干部都恨之入骨，严重恶化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长此下去，不堪设想。
吕布在那一世就曾纳闷地问过某些寄生：“我们生的孩子都是自己养，国家没帮养过，凭什么不许我们自由生孩子？凭什么向多生孩子的家庭收社会抚养费？”公民生的孩子都是自己养，没给国家添加任何负担，他们长大参与工作后还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国家实在没有理由剥夺公民的自由生育权。那个寄生拿马演出的一些陈词滥调来搪塞，说什么人口多国家比必然贫困啊。
其实，人口数量多少与国家强弱没有必然关系。外蒙古面积15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每平方公里不到1。5人，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却贫穷落后；日本面积37万多平方公里，1。27亿多人，每平方公里138人，地狭人稠，却能成为世界强国，这主要得益于日本重视提高国民质量。日本每年用于教育事业的钱都保持在GDP的10％以上，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出现，日本还在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天朝的老龄化问题已经非常危险，可惜某些寄生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在阻挠寄生政策的改变。
天朝的寄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此外，全国还有寄生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此外，天朝寄生政策的实施占用了大量财力。机构重复设置导致财政资源浪费较为严重；避孕器械费用本应由个人支付，由政府无偿提供也占用了相当费用；在寄生政策执行过程中，还需要支付相当数量的宣传费用，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