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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你们也都要记住你们是怎么对我保证的。”薛长官豪爽的说道。
“薛长官，我有一个建议，希望长官能够听一听。”刘建业接过了电话，说道。
“只要能打赢这一仗，什么建议都可以提。”
“那卑职就斗胆了。现在，我军的第27集团军所部三个军的部队，已经滞留在敌后了。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敌人的进攻非常迅速，他们的物资消耗也会很大。由于粤汉铁路在战时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被我军破坏了，敌人的后勤补给物资供应，除了依靠洞庭湖的水上运输解决一小部分以外，主要都是依靠从岳阳城陵矶码头到长沙这一线的公路运输。我想与其让第27集团军在日军各部队的缝隙里找空子钻出来回援长沙，不如让他们跟在一路只顾南下的日军的身后，自行寻找时机从侧后方不停的骚扰和伏击敌人，围攻敌人的小股部队，特别是重点打击他们的后勤供应线。我想这样做的效果，应该比让他们回援，加入长沙战局的效果要好得多。”刘建业提出建议。三国的时候，曹操就是用火烧粮仓的手段，一举打败了占据优势的北方袁绍的军队。现代战争，后勤的重要性更是远不可和古代战争同日而语。你小鬼子一头只顾着南下，我就教你顾得了头，顾不了屁股。从你的后面狠狠地踢你几脚屁股，我看你到底回不回头。
“很好，我会让参谋做一个相关的计划，让他们执行的。如果仗打赢了，我会给你们记头功的。”薛长官许下了诺言。
“多谢长官。卑职一定尽忠竭力，效忠国家。”刘建业高声地说道。
看到刘建业放下了电话，王师长问道：“刘军长，你的这个建议可行吗？”
“王师长，以后你还是喊我仲良吧，或者喊我老弟都行。我毕竟是军中的晚辈。至于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对老哥讲，如果这一次指挥作战的不是这个阿南惟几，而是前两年的那个冈村宁次，甚至是上半年才离任的园部和一郎，这一招就未必管用。可是用在这个阿南惟几的身上，就绝对管用。我从他一到武汉就任第11军司令官开始，就研究了这个人的战术特点。我发现，他的战术特点就是一个字‘猛’，进攻的时候，集中全力，寻求一点突破，很重视进攻的速度。但是，他在部队侧翼和后方的警戒上，并不是很重视，而且，他的性格有一个特点，就是固执刻板。用我们的话来形容他的话，就是榆木脑袋，不懂灵活变通。有这一点，就足够我们充分利用了。”刘建业说道。
“仲良老弟，希望你的判断没有错。”王师长说道。
刘建业对阿南将军的形容，真是一点都没有错。阿南将军自从接受第11军这一日军当时在海外的唯一机动作战集团以来，就发现第11军这个号称是皇军精锐的集群，在前两任司令官的率领下，和中国军队的正面作战里，除了在枣宜会战的后期，趁着中国军队的判断错误，疏于防备，兵力空虚的时机，以突袭的方式占领了宜昌以外，其他的大小战役，几乎都是无功而返。在他的眼里，整个第11军，用阿南将军自己的话形容就是“暮气沉沉，士气低落，不思进取”。这种局面自然不是陆军里统制派的首脑人物之一，天皇近臣出身，担任过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的次官，在陆军里被认为是“具有相当的战略头脑，战略战术灵活”的阿南将军所希望看到的。
所以，刚刚就任以后，阿南将军就组织策划了在赣北地区的攻势，企图以积极主动的进攻，撕裂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在湘北和赣北的两个重兵集团之间的联系，从而迫使中国军队放弃赣北。结果，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精心策划的攻势，竟然遭到了赣北地区的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所投入的两个师团部队遭遇到了重大打击，几乎完全被打成残废。更加可气的是，就在阿南将军还在忙着为在赣北遭遇到重大挫败的两个师团组织撤退事宜的时候，几个战区的中国军队竟然几乎同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攻，一时间忙得阿南将军手忙脚乱。可是等到阿南将军上下腾挪，到处抽调兵力左右应付的时候，却发现对手的真正目的竟然是瞄准了宜昌。最让阿南将军感到郁闷的是，守卫异常这一要地的第四师团竟然以一个甲种师团的力量都没有能够保住宜昌，派去增援宜昌的两支援兵也没有能够完成任务。
宜昌这一战略要地的丢失，是第11军在中国军队面前第一次丢失战略要地。这让阿南将军在东京的大本营里遭受到了一些元老派将领的猛烈抨击，他的上司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对他也一度颇有微词。如果不是少壮派将领和天皇陛下本人的鼎力支持，阿南将军这个时候恐怕就已经回到东京，在军事参议院里混吃等死了。
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还有第11军的声誉，阿南将军组织第11军的参谋们经过多次的战棋推演，选择了长沙周围的第九战区部队作为第11军的下一个主动攻势作战的目标，希望能够一举粉碎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这样，日本就可以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对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接受由日本开出来的结束战争的条件，让日本可以从中国战场上脱身，同时还可以利用中国的资源支持日本的战争机器全力运转。作为陆军高级将领，与天皇关系密切的阿南将军很清楚日军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南下东南亚，与英美同时开战。如果，日本在南下之前，能够从中国战场上脱身，就可以把百余万的部队转调南下，在战争里取胜的把握就更大了。粉碎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精锐，在大本营看来，对于压迫国民政府对日本屈服，是极为重要的。
为了在这场关键的会战里取胜，阿南惟几曾几次修改作战计划，吸取了冈村宁次分兵使用的教训，将力量全部集中于湘北，使湘北方面的日军达到4个师团另9个大队，在战役局部上形成了绝对优势。如果从火力方面以日军1个师团等于中国军队6个师计算的话，这些日军大约相当于中国军队28个师。不过，在这一次的作战里，阿南惟几力排众议，坚持使用曾经在宜昌遭遇惨败的第四师团作为长沙作战的主力部队之一，这一决定就曾经遭到过不少军官们的非议。
当然，以刘建业在后世的时候对日本陆军将领们的了解，日军高级指挥官，包括冈村宁次和阿南惟几，大都有缺乏战争经验、胜骄败躁的毛病。表现在战役指挥上，对敌我双方实力不能够正确予以评价，决心部署往往大而无当，急功近利，动辄好大喜功，轻敌冒进。如果不是当时的日军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的优势，以及中国方面统帅部以及大多数军官的指挥水平低，特别是统帅部在战争期间，犯下过许多次的战略失误，那么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必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就难怪苏俄红军的统帅朱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对日军高级将领会下如下评语，“侵华日军中的高级将领大抵都称不上什么名将”。
当然，对于这位阿南将军，刘建业记忆最深的就是8月10日，最后时刻。
天皇裕仁召开帝国会议，在重臣们激烈的急论声中，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这是自幕府时代以来没有过先例的。
聚集在军部的少壮军官们，愤怒地围着他们敬重的长官，指责他背叛了为国家浴血牺牲的人们。有人大声地吼道，“是我听错了吗？将军，难道一直以来要求我们死战到底的人不是您吗？”阿南脸色苍白，“这是陛下的圣谕，皇军必须无条件服从。”他把配枪丢在地上，用手拍着自己的平头，“如果有人要抗旨，就先开枪打死我。”
8月15日凌晨，日本宣布投降前，阿南惟几切腹自杀。
此前，在阿南要求部属服从圣谕时，表示自己不会接受投降的耻辱。诸多军官站了出来，请求与敬爱的将军一同殉难，领头者是井田大佐。阿南狠狠地打了他极为器重的井田一个耳光，“八格！我已经老了，但你——”阿南将军铁青着脸环视众人，那些坚毅的朝气蓬勃的面孔，“你们，必须为了国家活下去，建设日本的未来！”
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坐稳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的交椅。这是偶然的吗？当初，刘建业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不禁问自己这个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决定在长沙城里和日军战斗，我们应该怎么部署呢？”王师长问道。
“王师长，你是军中前辈，阅历深厚，还是由你来作部署吧。”刘建业谦让道。
“虽然，我的资历比你老，但是，你是军长，我是师长，再加上是由你提议进行巷战的，所以，还是应该由你来统一指挥的好。”王师长说道。国军里向来有一个传统，如果军官是兼任上一级部队的副职，那么一般来说，为了保持对他的尊重，都不会称呼他的副职，而是称呼他的主要职务。
“那么不如我们组成一个统一指挥部吧，我们共同作决定好了。”刘建业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建议。
“也好，就这么办。”王师长答应了。由于两支部队虽然不是一个番号，但是都是出自陈部长的派系，可以说是同门，所以，王师长也并不会担心刘建业会借着这个机会吞并自己的部队。只要双方之间没有戒心，许多事情也就好办了。
“现在，我建议，我们的指挥所就搬到城里的天心阁。那里是城里的制高点，可以便于统一指挥，王师长你看如何？”刘建业提出建议。
“我看可以。就这么办。对了，以后就称呼我的字‘立基’好了，或者干脆喊我老哥。”王师长说道。
“那就多谢了，王师长，不，立基大哥。”刘建业刚说出口，就想起来，连忙改口道。
第一部
第二百零五章 … 独臂支撑（三）
天心阁在长沙市中心地区东南角上，是长沙古城的一座城楼。为长沙重要名胜，也是长沙仅存的古城标志。具体方位为长沙市中心东南角、城南路与天心路交会之处的古城墙内。
天心阁的基址占着城区最高地势，加之坐落在30多米高的城垣之上，又有“高阁插云”、“麓屏耸翠”、“疏树含烟”、“池塘夕照”四景相随，近有妙高峰为伴，远望岳麓山为屏，因而显得更加挺峭、峻美。天心阁古城墙创建于明洪武年间，当时作为城市城墙的一部分，同时，兼具军事防御功能，这段古城墙共设九座炮台，附建月城，使其形成半环拱式双城格局，整座墙体采用石基砖砌，并经过多次修葺。
登上天心阁，极目四望，可将星沙古城景色一览尽收。
天心阁始建于何时，尚有争议，但明末俞仪已有《天心阁眺望》的诗，说明明末已有此阁。重修天心阁是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距今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天心阁”之称，是据传说而来，当时的星象学者认为这里地势高峻，地脉隆起，为文运昌隆之祥兆，于是在城楼建“天心”与“文昌”二阁以应之。昔日有对联：“四面云山皆入眼，万家灯火总关心”，即是建阁的初衷。岁月流逝，天心、文昌两阁均毁，只有一块“天心”的匾额留下来，后在文昌阁遗址旁兴建一阁便称为天心阁。
天心阁由于地势高，为攻守险要，这里便成了兵家必据之地。太平天国时，西王萧朝贵率军攻打长沙就是从这里进攻的。至今城墙上还留下了一些炮眼。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派遣同盟会会员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