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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结果必定是腥风血雨。工作组的同志有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贺子珍说道：“大姐，我相信小宁，即使发生最坏的后果，他们也不会搞阴谋诡计，说实话，我们这些人还不值得他们搞阴谋诡计。估计他们现在在等我们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现在瞎猜没用，先把事情跟中共中央汇报，让他们先搞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央是个什么态度，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找小宁谈。”
邓颖超点点头：“子珍说的不错，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同志们应该发现，特区虽然有些地方与我们的主张有区别，但是，究其根本特区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真心实意为移民生活生产解决困难的，农村社会结构完全符合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实现了农民自治，甚至永久的免除了农业生产的所有税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意味着农民真正实现了命运的自觉。而土地不能买卖，从制度上保证了农业土地不会被兼并，创新性的保险业务，又让农民不会在荒年生计无着。可以说从事农业的人口真正实现了彻底解放，特区对农民的扶持程度远远超出我们能做到的，可以说在特区农村，已经没有阶级存在。这不是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理想吗？”
工作组的同志在心中理了一遍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确实如邓颖超所说，即使中共获得了全国政权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特区的做法是用工业和财政支持农业，这就需要强大的工业实力和足够的财政收入。
从这段时间的调研来看，特区的工商业实行的是双轨制，在涉及国计民生和重要工业上实行的是国有股份制，企业的性质中既有国有的性质，也有私人的性质。譬如炼化厂、石化厂、物流贸易公司等。
还有一部分是由私人投资，国有资产入股四成的合营企业，企业中私人的股份多于国有部分，除了年度审计国有资本股甚至没有派驻党代表参与管理。譬如雅戈服装企业集团。
前者可以理解成社会主义性质，后者则是称不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起特区还鼓励移民从事完全私人股份的各种服务公司，譬如一些移民理发匠开的理发店完全私有，只要交纳一部分税收其余的收入都是个人的。
这种现象和做法，工作组的同志是没法理解的，这与苏联的国有化和集体化两元结构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特区在工业领域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元结构，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过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显然特区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要对这种结构作出调整，甚至积极鼓励移民从事服务行业私人企业的发展。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特区党委对发动群众运动，提高生产积极性，扩充党的组织没有多少能动性。这方面完全是小资产阶级那种温情消极做法，一点没有共产党人为实现早日实现共产主义那种奋斗激情。
会议结束后，工作组形成文件给中共中央做了汇报。
于此同时，马都军事培训基地。
四个纵队的人员被软禁在基地，让中央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王胜变得极度不安。他很清楚自己在特区干了什么。
事实上，从远在苏联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康生直接给他下达命令起，他就一直非常不安。
康生要求他对特区的党组织性质进行调查并直接向他汇报，而且还要求他在特区秘密组织发动党员，取代中央工作组的工作，在特区建立起听命于共产国际，听命于王明的党的组织。
显然这是不符合组织程序的做法，但是王胜是苏联中山大学毕业回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王明对他们这帮人的威信远远超过中共中央，甚至连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都是听从王明的。事实上，接到命令后还请示过博古，也获得了博古的同意。
王胜清楚，即便是这样，也不符合组织程序。在特区代表中共中央的唯一组织是工作组，自己的任务即没有经过工作组的同意，也没有获得中共中央的授权，这样做的风险巨大。
最终王胜接受了康生的命令，开始接触进入特区的党的干部，并多次开会讨论在农村建立党组织的方案和意见。
连王胜都觉得奇怪，特区在这方面的迟钝令人难以想象，多次会议竟然无人过问和关注，而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在农村发展党组织的难度竟然这么巨大，几乎大部分农民在新的环境中没有了从事政治斗争的积极性，人们都忙于耕种自己的土地，甚至连原来深受欢迎的农会都有意回避。这种新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外，甚至他都迷茫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党的工作。
一切的工作都是王胜假托中央分局社会部的名义召集的，等到王胜自己也不能解释特区农村的现象，才发生了王甄越过王胜直接向中央分局社会部发报的情况。
现在整个营地被封锁，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王胜明白事情败露了，他明白如果继续坐等，他肯定会成为最大黑锅的背负者，即使特区饶了他，中央也不会放过他。
不久，营区开始骚动起来。
有一种说法开始在营区传播，说是特区党委要对中共党员进行清洗。很多经历过肃反斗争的战士们，从内心深处非常恐惧清洗，被谣言一传，情绪开始激动起来，有些战士甚至开始聚集起来。
情况一触即发，整整四万多人，即使没有武器，只要煽动起来也是一支危险的力量。这些人一旦与特区发生冲突，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甚至连特共中央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结果。
“同志们，你们想干什么？你知道你们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吗？亲者痛、仇者快啊！你们冷静的想想，如果特区要对付我们，还需要这么千辛万苦把我们转移过来吗？把我们这些人留在中央苏区，不费特区一枪一炮，我们这些人就要完蛋！”
少共国际的陈丕显及时地站出来阻止了部队的盲动。
大家听了陈丕显一说，这才回过神来。对啊，如果特区要对付他们，那就完全没有必要把他们搞到这里来。
自从来到这里后，营区每天米饭鱼肉都是管饱的，还对他们进行了康复训练，特区的教官虽然牛叉叉的，但是对待他们还是把他们当成哥们的，教官们说的道理一套套的，比他们指导员都明白。
即使早上开始限制行动，中午的饭菜还是没有少，教官们也有进有出跟他们来打屁。完全没有肃反时那种血腥紧张的气氛。
大家冷静下来后，一思考就明白了，肯定是有人阴谋煽动。
党政机关纵队负责人曾山接着陈丕显说道：“营地封锁肯定是发生了大事，现在还有人造谣，说明特区同志们的做法没有错。我们中间肯定有阴谋家，同志们好好想想，你们的谣言是从哪里听来的，我们主动把这个坏蛋抓出来，给特区同志一个交代。”
四十二、1935年中国新年（四）
41章内由于有敏感词语，处于内容审查当中。内容没有问题，请大家耐心等待。42章先发布出来，廖补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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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共中央和中央工作组都没想到，事情在营地四个纵队负责人的努力下，找出了中央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王胜阴谋策划zhengzhi渗透，并shan动军营bao动，差点酿成惊天大祸的证据。现场还在王胜的房间内找到了很多资料，涉及对特区政治调查及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秘密组建党的组织。
特共中央和中央工作组联席会议。
“宁书记，特区的各位同志，很遗憾发生这样的事件，受中共中央委托，我们向特区的同志致以诚挚的歉意。中共中央决定对涉案人员进行调查处置，绝不使一些败类损害了中共中央和特区的亲密关系。但是，在人员处置上面，希望特区的同志能分清那些人是包藏祸心，哪些人是被欺骗的，谨防事件处理扩大化。”
邓颖超不无担心的说道。
“邓组长，各位同志，我们认为这只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仅仅是一小撮人在隐瞒中共中央的情况下实施的非法活动，这起事件不会影响我们双方的亲密关系，特共中央一如既往的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力所能及地支持中共中央；这起事件除王胜必须驱除出境交由中共中央处理，其他人既往不咎。”
这是特共中央协商后的立场，认为造成这次事件的核心还有特区自己内部监管无力的责任。
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同志舒了口起，他们很清楚特区对中共中央和中国革命意味着什么，不管是在公还是在私必须和特区的同志亲密无间，如果说博古、王明的后台是共产国际，那么特区的同志就是老毛、老总和恩来强力支持者，他们的支持才能使他们在国内革命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处境。
“但是，基于这次事件出自特区内部党组织关系的混乱，才让人有机可乘。因此，特共中央决定，除中共中央驻特区工作组同志和受中央委托的一个师的编制人员，其余党员的组织关系应转移到特区，由特共中央直接管理。”
这个提案让中共中央工作组的同志有点意外，但仔细一想确实如此，特区在处理这次事件上的宽容态度足以显示他们的胸襟，但是，明知道管理有漏洞而不采取行动是不可想象的，特区提出这个建议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
中共中央工作组的性质其实类似于驻特区的外交机构，而委托培训的一个师编制最终是要离开特区的，也就是说，特区内只有特共中央领导的一个政治组织是合法的，特区拒绝其他政治力量在特区发展。
也许这就是特区从事件中吸取的教训。
赤水西岸，刚刚摆脱潘文华、廖泽部的追击，红军享受到了过节般得喜庆。
除夕夜，特区向刚刚渡过赤水的红军空投了物资，除了压缩饼干还有成箱成箱的火腿肉罐。
前敌委员会。
“特区的同志不错，不仅给我们红军空投物资，还给我们在交通银行存了三十万的军费。不过特区说明，这笔钱是给战士们的过年费，每人十元。大家议议这个事怎么处理？”周副主席拿着特区的电报喜出望外的说道。
“跟战士通报，就说这笔钱立刻排人去成都提，等到我们打下叙永，发钱给战士们庆功。”老毛大手一挥，不仅把事情定了下来。而且是一点不错过任何能够鼓舞士气的机会。
前敌委员会已经命令一军团攻击叙永，如果叙永的钉子一拔，红军就能进入四川腹地，天地将为之大宽。
这个命令极大的鼓舞了全体红军的士气，一军团、三军团虽然已经很疲劳，但是想打下叙永的决心无比坚强。全军战士都在看着他们为红军打开入川的大门。
不过，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至2月5日。
川军潘文华部共计36个团在叙永、三岔河、毛坝、大坝、天堂坝一带全面截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部队与川军搅成了一锅粥，到处都在开战，突击叙永的目的已不可能实现。
中革军委当即决定，脱离战斗向川滇边境的扎西集结。
2月7日，川军失去了红军的踪迹，潘文华部不敢追击，给红军在扎西改编留出了时间和空间。
红军战士在扎西拿到了每人十元的补助，这次突击叙永失败的结果，在获得补助后士气不降反升。
遵义会议之后，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要求毛主席出来指挥军队的呼声到达了顶点，这也是对李德等洋顾问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