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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与军事情报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关系到了美国的军备水平，所以一直由军事情报局负责。
“有必要为此专门跑一趟吗？”牧浩洋有点奇怪，因为这样的报告，每年都有，而李明阳以前并没有为此专门来找过他。
“你先看吧，等下我再详细解释。”
牧浩洋没再多问，因为李明阳不是那种没有目的就做某件事情的人。
这份报告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上，而不是军事上。
按照里面给出的总结性结论，美国在二零五一到二零五二财年度的实际军费开支已经接近联邦总开支的百分之五十。因为还有数千亿美元的秘密开支，而这些大多会用到与军事有关的项目上，所以军费开支总额肯定在联邦总开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此基础上，李明阳按照美国在过去十年间军费增长幅度的平均值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在新的财年度，美国军费实际开支将达到联邦总开支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在二零五三到二零五四财年度，肯定会突破百分之六十。
这个结论正是李明阳要说明的问题。
早在二零三八年，牧浩洋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时候，就对中美军备竞赛做了预测，认为军费开支达到中央财政开支百分之六十就是上限，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谁先达到这个水准谁就会挑起战争。
当然，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论断。
事实上，做出这个判断的不是牧浩洋，而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给出这一论断的理由非常简单：当军费开支占到中央财政百分之六十时，中央政府就得宣布破产。
由此，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谁能坚持得更久一些。
准确的说，谁能在军备发展不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更加有效的利用军费，尽可能晚的达到临界点。
事实上，在二零三八年之后，中美军备预算就是参照这个标准制订的。
只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肯定存在偏差。
当时，中美双方都认为，要到二零五五年才能达到临界点，但是现在看来，在二零五三年的时候，美国就有可能达到临界点。原因很简单，受各种因素影响，美国的军费利用效率一直不如中国。
当然，除了利用效率，还有社会承受能力的问题。
早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牧浩洋就委托国内的经济学家，对中美两国承受军备竞赛的能力做了评估。
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军备竞赛对中国有利。
原因很简单：中国在社会经济体系、民众忍耐能力、区域经济体等三个主要方面的承受能力都超过了美国。
说得简单一些，百分之六十不是中国的极限。
按照经济学家给出的结论，中国的实际承受能力在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七十五之间，当然得有前提条件，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性经济体的发展速度一直保持下去，才能对外转嫁经济压力。
这个结论，直接影响了随后几年的国防政策。
要知道，在二零四五年之后，中国的国防开支一直略微高于美国。因为人民币的实际购买能力高于美元，所以中国军费开支实际上比美国高得多，也才能在军备竞赛中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从现实意义来看，这等于中国在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逐年提高军费开支，弥补前一年度产生的差距。
对美国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作为政策的主导者，牧浩洋非常清楚，如果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在二零五五年前后，中美军备竞赛就将迎来分水岭，到时候要么是美国经济轰然倒塌，要么是美国主动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说，牧浩洋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
当然，李明阳在这个时候赶来，提交给牧浩洋的评估报告中，不会仅仅只有总结性的结论。李明阳的目的是警告牧浩洋，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因此他就得拿出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来引起牧浩洋的重视。
第二章 经济基础
第二章 经济基础
在这份报告中，李明阳首先提到了中美两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也就是货币的价值。
当然，这必须提到人民币与美元的基础，即中美两国黄金的战略储备量。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代英镑，获得了全球金融的霸主地位，纽约也因此取代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即美元不再直接与黄金挂钩之后，美元的币值就一降再降，成为了西方集团、特别是西方财团剥削全世界的工具。到了二零一五年之后，随着美国由战略扩张转为战略防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遭到了最严峻的挑战，并且在二零三五年之后失去了霸主地位。
当然，美元败退，不仅仅是金融上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地区性经济体取代全球经济贸易体系，才是美元败退的主要原因。说得简单一些，在排他性地区经济体中，主导国的货币才具备广泛流动性，而美国主导的地区经济体只限于美洲地区，在其他的地区经济体中，各个主导国都在力推自己的货币，增强在经济体内的控制力。
到这个时候，人民币已经是与美元平起平坐的全球性货币之一。
到二零五零年，把人民币做为主要储备货币与主要贸易结算货币的国家已经达到了六十七个，而美元只有五十六个、欧元为三十五个、卢布为十三个。如果以主导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准，以人民币的影响力为一百分，那么美元为九十二分、欧元为六十四分、卢布为二十八分。
事实上，到这个时候，四大地区性经济体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了下来。
问题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还在进行之中，仍然有数十个国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地区性经济体，而且在已经形成的地区性经济体中，仍然有很多国家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随时有可能改变阵营。
在这个大背景下，不管中美欧俄有多么强大，都得在金融上做出让步。
最大的让步，就是让本国货币再次与黄金挂钩，或者以黄金作为担保，以此拉拢更多的国家。
首先打这张牌的正是中国。
这也可以理解，人民币是挑战者，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取代美元，就得具有比美元更好的保值能力，也就得拿黄金做担保。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定货币在保值功能上都不可能与黄金媲美。在世界格局大变革的年代，任何一个国家在制订贸易经济政策的时候，都会竭力保护自身利益。如此一来，只有让人民币与黄金挂钩、或者拿黄金做担保，才能取代美元，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
当然，这一政策，也是为了打击以财团为首的西方集团。
要知道，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西方财团掠夺与剥削的主要手段就是让美元等主要货币无限制的贬值。为了提高美元的认同度，以此提高美元在金融领域的地位，就得大力打压黄金。说得直接一点，只有黄金贬值，才能衬托出美元的重要性，也才能掩盖美元贬值所产生的影响。
结果就是，在人民币威胁到美元之前，黄金的价值一直被严重低估。
由此产生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在人民币挑战美元之后，黄金的市场价值在数年之内暴增了数十倍
在黄金的价值得到正确认识之后，大国的金融政策不得不向黄金倾斜。
说得直接一点，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实力，不再是发行的法定货币，而是该国储备了多少黄金。
到二零五一年底，中国的黄金储备已经高达一万八千余吨，其中一万二千余吨用做人民币对外贸易的保值品，即任何一个持有人民币的国家，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汇率与中国央行兑换黄金。
只是，在二零二七年，中国就出台了一项法律，即禁止黄金输出。
在这方面，中国的做法与美国一样，即其他国家兑换的黄金必须储备在中国，只能用做贸易结算。
到二零五一年底，美国的黄金储备为一万六千余吨，其中一万三千余吨为美元做担保。
问题是，到这个时候，黄金根本无法满足国际贸易担保需求，即中美储备的黄金远远低于在国际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与美元。到二零五一年底，贸易领域人民币的保值率只有百分之八点六、美元为百分之六点二。也就是说，中国储备的黄金只相当于输出的人民币的百分之八点六，而美国储备的黄金仅相当于输出的美元的百分之六点二。如果出现挤兑，中美都得破产。
受此影响，除了黄金，中美两国还加大了白银的储备量。
到二零五一年底，中国的白银储备量已经高达一点七八亿吨，美国则达到了二点一四亿吨。虽然中美两国都没承认白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即并不用白银为货币担保，但是白银储备依然对提高货币币值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根本上讲，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都把地区经济当成主要手段。
说得简单一些，就是限制货币的流通范围，避免出现货币炒作现象，加强对货币的控制力度。
事实上，这也正是地区经济体的主要特点。
也正是如此，地区经济体才成为了超级大国的经济支柱，也成为了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基础。
说得简单一些，没有地区经济体，中美的军备竞赛不可能如此激烈。
如此一来，地区经济体直接决定了超级大国的实力。
相对而言，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在总体规模、发展潜力、发展速度等方面，都优于以美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
总体规模上，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在二零五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三百六十八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占比为百分之二十三，贸易所占比重为百分之六十八，活跃指数为一百三十四分。同一年，以美国为首的美洲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八十二万亿美元，约和三百三十万亿人民币，其中制造业占比为百分之二十一，贸易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五十四，活跃指数为一百二十二分。
发展潜力上，亚洲经济体的人口总量为二十八亿（包括印度），人均国民产值为十三万一千四百元。美洲经济体的人口总量为十八点六亿，人均国民产值为四点四万美元，约合十七点七四万元人民币，折合购买力计算的话，则只相当于十四万亿元人民币，仅比亚洲经济体高了百分之六点四。在衡量发展潜力的时候，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准，即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在这方面，亚洲经济体的优势极为明显。在人口平均年龄上，亚洲经济体只有三十七岁，而美洲经济体为四十二岁。在出生率上，亚洲经济体为百分之…四，美洲经济体为百分之二点五。这就意味着，如果美洲经济体的生育率没有明显提高、或者亚洲经济体的生育率没有明显降低，在未来十到十五年之内，亚洲经济体的可用劳动力的比率将达到美洲经济体的两倍以上。从发展潜力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十到十五年之内，亚洲经济体的可用劳动力数量将达到美洲经济体的三倍左右。事实上，在二零五一年，亚洲经济体的可用劳动力就为美洲经济体的一点八倍，可用劳动力比率比美洲经济体高得多，等于有更多的人从事劳动。
当然，这也表明，亚洲经济体在提升劳动效率方面有更多的潜力可以挖掘。
在平时，这意味着亚洲经济体更加落后，而直接体现就是，亚洲经济体各国民众的生活条件比不上美洲经济体。可是在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