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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其他方面的情报与侦察报告，蒋博文猛然意识到，以军已有足够的实力从戈兰高地两翼发动钳形攻势。
也就是说，以军很有可能通过贝卡谷地绕到叙军大后方。
问题是，当时没有任何直接情报可以证明蒋博文的判断，反而是以军在戈兰高地与约旦河西岸的集结行动已经得到证明。
权衡利弊之后，蒋博文在十五日夜间，从预备队中抽调两支突击集群派往霍姆斯。
以军要是走贝卡谷地的话，肯定得从霍姆斯南面杀出来。蒋博文的设想是，这两个突击集群至少能拖延以军一阵。以第十三集团军的战术机动能力，只要有十来个小时，他就能腾出手来收拾这股以军。
很明显，蒋博文依然把重点放在南面。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以军没有把赌注押在贝卡谷地，仍然采取了以南面突破为主的进攻策略。
更重要的是，两个突击集群，总兵力也就两千多人，很容易隐蔽前行。
要知道，直到十五日夜间，第十三集团军的部署还在进行之中，所以以军的侦察系统不大可能关注这支小股部队。
事实上，巴拉姆也确实没有注意到赶往霍姆斯的中国军队。
十五日夜间，六个装甲旅陆续接受装备时，巴拉姆向前线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预定在十六日凌晨两点发动进攻。
第三十三章 孤注一掷
第三十三章 孤注一掷
“约叙战役”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东战场上的第一个转折点。
这场战役，以军的总目标是围歼库奈特拉省与德拉省的叙军主力，打开前往大马士革的大门，次要目的则是控制叙利亚南部与约旦北部地区，把以色列的战略防御纵深增加两百公里以上。
必须承认，以军的战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最初阶段，以军准备投入十二个装甲旅与二十四个步兵旅，随后增加到了十八个装甲旅与三十个步兵旅，前线总兵力超过二十四万，后方则动员了五十万预备队。空军方面，除了面向埃及的空中打击之外，以军动用了一千二百余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超过八百架。为了增强打击力度，以色列海军还在战斗开始后，对早已封锁的叙利亚港口进行了打击。
同样得承认，以军的计划制订得相当完美，而且很有弹性。
别的不说，在安排作战任务的时候，巴拉姆只向前线指挥官明确的最高目标，没有限制作战部队的战术行动，赋予了前线指挥官很大的决断权，使以军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后方指挥部的预测发动进攻。
在这一点上，以军表现出来的能力丝毫不比第十三集团军差。
问题是，这场战役的发起时间足足拖延了十天。
要知道，巴拉姆原本希望在十一月五日就发动进攻，结果西奈半岛上的进攻行动不大顺利，原本计划派往戈兰高地的十二个步兵旅没能及时到位，迫使他把进攻时间推迟到十一月十日。到了十一月八日，因为中国陆军第十三集团军到达，巴拉姆再次调整作战计划，又拖延了六天。
错过了时机，导致再好的准备工作都变得毫无价值。
战后，就有一些军事学家认为，如果以军能在十一月五日发动进攻，而不是纠缠于西奈半岛上的埃军残余部队，那么在第十三集团军进驻叙利亚之前，以军就有很大的把握攻占大马士革。部分军事学家甚至以此做出推断，即在得到美国直接援助之后，以色列有足够的能力在中东击败中国军队。虽然更多的军事学家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大多认为，如果以军能够及时攻占大马士革，肯定会改变战争历程，至少会迫使中国向中东增兵，从而破坏中国的总体战争计划。客观的讲，后一种可能确实存在，因为第十三集团军很难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在叙利亚的广袤沙漠里与以军鏖战，最好的选择是撤回伊拉克，在兵力增强之后再发动进攻。果真如此的话，中国陆军至少得把第三三三预备集团军派过去，而且得非常及时的派过去。显然，这就得动用大量战略空运力量，从而对中国军队在其他方向上的部署产生影响。
说得严重一些，如果以色列在第十三集团军到达之前攻占了大马士革，中国很有可能在战争的前两年内被迫采取战略防御。原因很简单，只要以色列稳住了战局，美国最多只需要增派一到两个师的地面部队，以及少量空中力量，之前部署在亚丁湾的第四舰队肯定会前往东印度洋，堵住中国舰队进入印度洋的通道，或者抽调一支舰队前往西太平洋，协助美军陆战队在年内发动战略进攻。不管是哪种结果，都意味着中国的战略被动局面将维持到二零五三年。随着美国的战争动员工作全面开始，中国在二零五三年首先要考虑的将是如何进行本土防空。
由此可见，“约叙战役”的战略意义远大于战术意义。
战斗打响之后，即便情况严重不利，以色列国防军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是都失之交臂。
十六日凌晨，以军首先在戈兰高地方向上发起猛攻，随即在南黎巴嫩发动进攻。
巴拉姆的意图很简单，通过在这两个方向上的猛攻，消耗敌人把预备队投入到无关紧要的地方去。
对于一场战略性质的进攻来说，打掉敌人的预备队比突破敌人的防线更加重要。
要知道，只要敌人有足够的预备队，就能及时堵上防线上的缺口，而进攻一方则得在防线上消耗更多的兵力。
战后，曾有人就此指责巴拉姆，说他葬送了以军。
在这些人看来，巴拉姆在戈兰高地上的猛攻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的战术不但不具备运动战的特点，反而退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即以打阵地消耗战为主，而运动战本身就是以军的强项。按照这些人的观点，巴拉姆应该集中力量撕开叙军防线，然后进行大纵深突击。
显然，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经过叙利亚国防军十五年苦心经营，再加上以军之前的防御部署，戈兰高地早就变成铁板一块了，根本没有适合进行装甲突击的条件，连可以供装甲部队推进的道路都不多，自然谈不上纵深突击了。
事实上，如果有把握在戈兰高地上取得突破，巴拉姆根本不会另辟蹊径。
从战术上讲，巴拉姆没有犯错。
以军在戈兰高地上的猛攻，给叙利亚国防军制造了巨大压力，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之内，叙军百分之六十的预备队被派往戈兰高地。由此可见，以军在戈兰高地上的猛攻已经达到了巴拉姆的预定目的。
真正出问题的，不是戈兰高地，而是南黎巴嫩。
天亮之前，充当先头部队的第七装甲旅就在南黎巴嫩境内前进了三十公里，完成了当晚的突击计划，前往不远处就是贝卡谷地的南入口了。问题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七装甲旅停了下来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第七装甲旅停止前进的主要原因是遭到了真主党的顽强抵抗。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原因。最大的问题是，原本应该紧随其后的第一八八装甲旅在感受到两翼受到威胁之后，在突击开始后不到两个小时就放慢了前进速度，开始向两翼扩大突破口。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第七装甲旅与第一八八装甲旅之间有一条大约十公里宽的缺口。
毫无疑问，这是一道致命的缺口。
能征善战的以军前线指挥官非常清楚，如果这道缺口一直存在，那么第七装甲旅进入贝卡谷地之后，很有可能被埋伏在此的叙军包围，而第一八八装甲旅不见得能够及时跟上来解围。
当然，叙军要想歼灭第七装甲旅几乎不可能。
问题是，如果先头部队被围，那么以军在贝卡谷地方向上的进攻也就得停顿下来。
要知道，贝卡谷地就那么大个地方，两侧都是崇山峻岭，根本没有足以让以军进行战术回旋的余地。
以军指挥官有两个选择，一是冒险孤军深入，二是等待援军跟上。
显然，第七装甲旅的指挥官选择了后者。
这一等，就足足等了六个小时。
直到十六日下午一点过，在第一八八装甲旅的先头部队到达后，第七装甲旅才继续向北挺进。
这六个小时，对这场战役的最终结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战斗打响后，蒋博文立即收到了以军向贝卡谷地突击的消息，只是空中侦察情报表明以军主力仍然在戈兰高地南面，即约旦河西岸。由此不难判断出，以军在贝卡谷地方向上的进攻只是佯攻。
当然，这仍然让叙军总参谋长心惊不已。
凌晨四点，叙军总参谋长就要求蒋博文派遣部队去增强霍姆斯的防御。
蒋博文答应得非常爽快，表示已经派遣预备队赶往霍姆斯，但是要求叙军首先在贝卡谷地北面设立防线，增派预备队，第十三集团军的机动部队只负责进行防御反击，阵地防御战得由叙军承担。
为了让叙军总参谋长放心，蒋博文还让一名参谋带着叙军参谋去视察了部署在大马士革郊外的军营，让叙军相信，第十三集团军在大马士革留下了足够多的预备队，而且这些部队能在数个小时内赶到霍姆斯。
这一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然，这不仅仅有蒋博文的功劳，还有虞世辉的功劳。
作为中国中东军团总司令，虞世辉中将在十四日到达大马士革，他的主要任务不是指挥第十三集团军作战，而是充当叙军总参谋长的高级顾问。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去增强叙利亚军队的信心。
当时，虞世辉明确向叙军总参谋长表示，第十三集团军有足够的能力击败以军。
叙军总参谋长可以不信任出道不久的蒋博文少将，但是不会怀疑曾经跟随戚凯威，在十五年前协助叙军取得辉煌胜利的虞世辉中将。再说了，虞世辉与叙军总参谋长有非常深厚的私人交情。
事实上，当时蒋博文派往霍姆斯的就是那两支突击集群。
此外，第十三集团军留在大马士革的也只有两支突击集群，其他的作战部队在十五日夜间全部南下了。
可以说，蒋博文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打法。
如果他的判断有误，那么叙利亚丢掉的将不仅仅是戈兰高地与大马士革，霍姆斯以南地区都将被以军包围。
万幸的是，他的判断没有错。
更重要的是，叙军总参谋长被虞世辉说服，在凌晨五点之前，就从大马士革抽调了两个师前往霍姆斯，加强贝卡谷地北面的防线。
这一部署，在随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第三十四章 矫枉过正
第三十四章 矫枉过正
第七装甲旅在贝卡谷地南面耽搁了六个小时，不但使推进行动受阻，还对以军的总体进攻行动产生了严重影响。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第七装甲旅几乎葬送了以色列国防军。
在众多观点中，有一种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即第七装甲旅的指挥官过度高估了叙军的战斗力。
事实上，这不是第七装甲旅的问题，而是整个以色列国防军的问题。
可以说，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能够正确评价埃军与叙军作战能力的以军将领不会超过十位。虽然巴拉姆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很有可能是最冷静、最清醒的一个，但是改变不了其他以军将领的观念。
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国防军花了五年时间进行检讨与总结。
当时，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以色列军民从上到下，都严重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导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