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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美军情报机构出了这个疏漏。
当然，这也不全是情报机构的责任。
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近地轨道彻底瘫痪。虽然到了二零五零年，人类掌握的技术已经能够清理近地轨道上的太空垃圾了，但是在全球自然灾害期间成立的全球气候事务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独自承担清理太空垃圾的重任，中国与美国都担忧恢复近地轨道会被对方所用。结果就是，最有能力的两个国家无动于衷，而其他国家又没有这个能力。
对战争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以卫星网络为基础的战略侦察系统全面瘫痪。
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美双方的主要侦察手段是侦察机、潜艇、侦察兵与谍报人员。战争初期，因为双方都没有绝对优势，所以在战略情报上，谍报人员是最主要的侦察力量。
显然，双方都缺乏可靠的战略情报系统。
事实上，这也是交战双方为什么经常会遇到关键情报延迟的现象，因为谍报人员的效率本来就不高。
从这个角度看，乔丹上将确实没有什么错。
当时，他掌握的所有情报都表明，中国军队即将在西太平洋上发动一次规模宏大的战略进攻，而且目标就是关岛。作为参联会主席与海军参谋长，乔丹上将不可能不知道关岛的重要性。
从战略价值上讲，关岛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迪戈加西亚。
别忘了，太平洋才是主战场，印度洋只是中国的主战场，不是美国的主战场，即便美军丢掉了印度洋的制海权，自身受到的威胁也非常有限，无非是让中国打通了连接所有战场的海上航线。
当然，如果乔丹上将看穿了牧浩洋的策略，情况肯定会截然不同。
别的不说，只要从西太平洋抽调舰载航空兵，第三舰队能在二十日夜间恢复战斗力，美军在印度洋上的舰队最快能在二十三日抵达迪戈加西亚东南海域，而特遣舰队最快也只能在二十二日夜间到达。也就是说，特遣舰队最多只有一天时间来轰炸迪戈加西亚，然后就得与美军舰队作战。从战术上讲，如果特遣舰队轰炸了迪戈加西亚，等于暴露行踪，而美军舰队却没有暴露行踪，也就有了偷袭特遣舰队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军舰队没有直接赶往迪戈加西亚，而首先北上，封锁从马六甲海峡前往迪戈加西亚的航线，也就有能力在二十一日夜间、或者二十二日凌晨截击正在前往迪戈加西亚的登陆舰队，使中国海军丧失攻打迪戈加西亚的能力。随后，美军舰队可以主动撤退到澳大利亚西部海域，等着特遣舰队主动找上门来。
由此可见，只要从西太平洋抽调舰载航空兵，美军就能在印度洋上掌握主动权。
事实上，这也正是阿诺德与里梅尔提出的建议。
两人都认为，美军应该首先截击登陆舰队，然后把舰队撤退到澳大利亚西部。如果中国舰队没有开赴迪戈加西亚，而是奔赴西太平洋，还可以把抽调给第三舰队与第四舰队的航空兵派回去。
问题是，这个建议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别的不说，转移六支舰载航空兵联队绝对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办到。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从西南太平洋战场把六支舰载航空兵联队转移到西太平洋，最快也只能在二十五日完成。如果中国舰队杀奔西太平洋，此时已经夺取了制海权，说不定中国陆战队已经登上了关岛。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舰队的威胁下，美军舰队肯定会继续后撤，因此转移舰载航空兵联队的难度将大大提高，甚至无法完成。结果就是，美军舰队要么退到夏威夷群岛，要么冒险南下。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关岛上的美军必须在没有舰队掩护的情况下独自作战。
毫无疑问，乔丹上将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蠢事。
也正是如此，乔丹才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决定首先巩固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再决定是否出兵印度洋。
只是，到了二十日，战局出现了转变。
当天，中东战场上，“德拉会战”结束，以色列与叙利亚当局先后宣称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德拉会战”，可以说是中东战场上自“西奈半岛战役”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以军先后投入三十二个旅、总计二十七万地面部队，叙利亚、约旦与中国陆军则投入了一个集团军、四个装甲师、六个步兵师、十二个预备师与六个独立旅，总计三十八万地面部队。会战的结果是，以军经过苦战攻克了德拉，并且在会战结束前包围了安曼，中叙联军则在苏韦达省西南地区的战斗中，围歼了以军十二个旅，阻止了以军继续向北突击。
从结果来看，以军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以大约九万人伤亡的代价，围歼了德拉地区的近二十万叙利亚军队。可是在战略上，以军则大败亏输，因为损失过于惨重，不得不放弃进军大马士革的计划。
会战打响后，以军首先在没有攻占安曼的情况下进军叙利亚。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军在这个时候就已经为战败埋下了伏笔，随后的战斗中，后勤保障成了以军最大的敌人。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没有及时攻占安曼，以军才不得不在占领德拉后停止前进。
这场会战，也让蒋博文少将成为了叙利亚的“国际英雄”。
会战初期，蒋博文就意识到，如果把第十三集团军的主力置于以军正面，必然演变成一场大规模消耗战。当时戚凯威已经明确告知虞世辉，短期之内不会向中东增兵，因此第十三集团军必须避免消耗战。受此影响，在部署兵力的时候，蒋博文把重兵放在了苏韦达省西南地区，只在叙军防线后方安排了六支规模不大的突击集群，以防守反击的方式负责支援叙军作战。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蒋博文在做这一部署的时候，明确告知六支突击集群指挥官，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帮助叙军守住防线，而是在防线被突破之后，掩护叙军稳步后撤，避免叙军崩溃。
可以说，叙军能否稳步撤退到德拉，将是会战的决定性因素。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叙军被击溃，以军不但能够迅速攻占德拉、向大马士革推进，还很有可能从侧翼包抄叙军在戈兰高地上的防御部队，从而使以军投入在戈兰高地上的十多个旅发挥作用。
真要打成这个样子，就算第十三集团军再能打，也守不住大马士革。
为此，蒋博文还在大马士革与德拉之间部署了四支突击集群，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并且使之成为德拉方向上的预备队。在随后的战斗中，这四支突击集群在德拉方向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第十三集团军的主力全部集中在苏韦达省南部地区。
蒋博文的战术计划非常简洁：在以军猛攻叙军防线，并且迫使叙军撤退时，从侧翼发起冲击，击溃以军。
在军事上，越是简洁的打法，越有可行性，也越有威力。
可以说，如果蒋博文面对的是第五次中东战争时的对手，那么他的这个部署就足以扭转中东战局。
只是，他面对的是以色列、甚至可以说是西方集团中最出色的陆军将领。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发动会战之前，巴拉姆已经对右翼上存在的威胁感到担忧，而且断定中叙军队会在约叙边境线北面打一场大会战，挫败以军进军大马士革的计划，从而巩固叙利亚的边境防线。
更重要的是，当时巴拉姆准备延迟进攻，首先攻占安曼。
只是，在会战发起之前，巴拉姆改变了这个想法。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当时负责攻打安曼的以军指挥官，即以军第二军军长内塔尼亚胡少将明确表示，由他指挥的五个旅肯定能在十九日攻占安曼。
正是有了内塔尼亚胡的保证，巴拉姆才决定按照原计划行动。
当然，巴拉姆对苏韦达省频繁的军事调动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在进攻发起之前，他在右翼安排了六个旅，并且在后方部署了八个旅的预备队。除此之外，他还留下了四个旅的战略预备队。
按照巴拉姆的想法，如果决战无法避免，就得在右翼击溃中叙军团。
必须承认，巴拉姆做了充分准备，可是他在这个时候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低估了蒋博文在东面决战的决心。要知道，当时蒋博文把第十三集团军百分之五十的兵力都摆在战场东面。
第五十章 大漠扬威
第五十章 大漠扬威
会战开始后，以军首先在德拉方向上发动猛攻，并且在戈兰高地与贝卡谷地方向上都发动了进攻，以求牵制叙军的战略预备队，让叙军在两条不太重要的战线上消耗掉预备队，从而无法支援德拉。
事实上，当时叙军的战略预备队就两个师，而且是两个刚成立的预备步兵师。
正是如此，战后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巴拉姆没有分兵作战，而是把主力集中在德拉，以军很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突破，比如在攻占德拉之后，依然有足够的兵力向北挺进，或者及时攻占安曼。
显然，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戈兰高地方向上，以军的兵力本来就不占优势，而且这是叙军的主攻方向，哪怕只抽调一个旅，后果也难以设想。至于贝卡谷地方向上，就算有充裕部队，也很难及时到达，而且当时在贝卡谷地方向上，以军存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其战略价值将比在德拉方向上取得突破更加突出。
说白了，巴拉姆的战略部署本来就是两线突破。
按照他的设想，在德拉方向上取得突破之后，叙军将把主力放在大马士革南面，如果此时能在贝卡谷地方向上取得突破，就能实现对叙利亚的战略大包围，在下一次会战中全歼叙军主力。
当然，前提是首先在德拉方向上取得突破。
根据战后公布的一些资料，巴拉姆在“德拉会战”之前就制订了类似的计划，打算在德拉方向取得突破之后，快速向贝卡谷地增派四到六个旅，而以军将在此期间围歼面向戈兰高地的叙军，把另外十多个旅解脱出来。等到以军整备停当，能够在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战略包围圈上投入五十个旅。
毫无疑问，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别说攻占大马士革，让叙利亚亡国都不是问题。
只是，宏伟的战略计划，必须以实力为基础。
会战初期，以军在德拉方向上的突击打得很顺利，战线稳步推进，但是没能大规模歼灭叙军主力部队。
根据以军的战报，当时好几次突破都被突然出现的中国军队击溃，而叙军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正一步一步的退往德拉。
也就是说，以军没能形成突破，而是在平行推进战线。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在推进的时候，以军的侧翼将毫无遮挡的暴露在中国军队面前。
当时，巴拉姆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右翼部署了六个旅的反击部队。
到了十九日夜间，蒋博文发起反击，在左翼、也就是以军右翼方向上一口气投入了十支突击集群。
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博文有点操之过急了。
要知道，这个时候，正面推进的以军离德拉还有二十公里，叙军的正面防线依然十分牢固。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蒋博文在二十日上午、也就是以军推进到德拉城外的时候发动反击，就很有可能一举突破以军的右翼防线，然后包抄以军大后方，一举包围三十二个以军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