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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土上空飞过的航天设备。
当然，这些规定也是由基本运动规律决定的。
正是如此，在卫星上安装侦察设备，让卫星从敌国上空飞过，要比把侦察机派往敌国执行侦察任务安全得多。
事实上，在顾祝同担任航空航天部部长的时候，中国已经拥有了侦察卫星。
只不过。侦察卫星属于军方，而且大部分由军方负责研制，主要的使用权则在军事情报局手里。
顾祝同上台后，改变了这一局面，即把所有卫星都收归航空航天部，并且由航空航天部统一负责卫星的设计、制造与发射工作，而其他部门只拥有卫星的控制与使用权，不再直接参与研制与发射工作。
显然，这样的事情，也只有顾祝同能够办到。
这就是。他是退役军人，在军队里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只要做出合理安排，就不会受到军方的反对。
相反，如果由文职官员来做这样的事情。显然会遭到军方抵制。
统一研制与发射卫星，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航天工程上的效率。即节约了经费，可以让载人登月工程获得更多的资金。
当然，这并不表示顾祝同并不重视其他航天工程。
在一九七零年，顾祝同批准了七个军事航天项目，而且把研制军用侦察卫星的重要性放在了载人登月项目之后。
更重要的是，顾祝同一口气启动了三种军用侦察卫星的研制计划。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字光学侦察卫星。
显然，这是一种全新的侦察卫星。
在此之前，侦察卫星有两种主要的侦察手段，一是光学拍照，二是雷达成相。
中**方投资研制的三种光学侦察卫星，使用的都是传统照相机，即用胶卷成相。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胶卷必须装在返回舱里，然后把返回舱发射回去，由人员在其着陆地点回收。
显然，这种方式的效率极为低下。
拿代号“望远镜”的第三代光学侦察卫星来说，其发送返回舱的平均周期为两天，而情报机构在获得返回舱之后，还需要花上一天来冲洗胶卷，然后才能看到拍下的图像，而此时离拍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到三天。也就是说，获得的并不是实施信息，也就无法用来执行实时侦察任务。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望远镜”侦察卫星总共只有二十个返回舱，也就是只能使用四十天。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让宇航员为侦察卫星安装返回舱，延长侦察卫星的使用寿命，但是这么做的成本，比发射一颗新的侦察卫星还要昂贵，而且存在较大的风险。为了延长侦察卫星的使用寿命，“望远镜”不会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只有运行到侦察区域上空的时候，才会启动照相机，并且在飞离拍照区域之后关闭照相机。这样一来，“望远镜”平均每周才会释放一具返回舱，获取的情报往往会因此失去价值。当然，这种工作方式还带来了一些其他麻烦。比如需要在侦察区域附近设置地面控制站，以便及时向侦察卫星发出启动与关闭照相机的信号。又比如需要在侦察卫星到达某处区域上空的时候，才能发射返回舱，以此确保返回舱的着陆地点在中**方的控制区域之内。
受这些因素限制，“望远镜”只能用来执行战略侦察任务，使用范围非常狭窄。
也正是如此，侦察卫星没有能够取代侦察机，很多时间敏感任务，依然只能由侦察机来完成。
至于雷达成相侦察卫星，其使用范围更加狭窄。
首先是当时的雷达性能还不够先进，成相精度不够高。其次是雷达受气候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无法正常工作。最后是雷达的探测范围非常有限，对目标材质非常敏感，只适合用来侦察特定目标。
此外，中**方还开发出了红外线侦察卫星。
只是，受当时技术研制，红外线侦察卫星主要不是用来执行侦察任务，而是部署在更高的轨道上，比如太阳同步与地球同步轨道上，或者是极地轨道上，执行战略预jǐng任务，即监视敌国的战略弹道导弹发射情况。
所幸的是，数字式电子照相机已经诞生了。
前面就提到，在ZZ2上，已经配备了数字式电子照相机，而且经受了实战考验，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
在顾祝同批准研制的三种侦察卫星中，数字光学侦察卫星就在其中，而且是三种卫星中最重要的一种。
与传统光学侦察卫星相比，数字光学侦察卫星的最大优势就是不使用胶卷，可以即时把拍摄下来的图像以数字信号的方式发送给地面接收站，然后转化为图像，从而能够获取到第一手情报。
要知道，任何情报都有时间性。
能够即时获取的情报，显然要比延迟几天才能获得的情报更有价值。
事实上，后来出现的数码照相机与数码摄像机就来自数字光学侦察卫星，其核心技术就是被称为CCD的光电感应芯片。如果没有中**方在数字光学侦察卫星上的巨大投入，那么在几十年后进入每个家庭的数码照相机与数码摄像机就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在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成为普通的生活用品。
当然，顾祝同肯定想不到，他的一项决策，催生了一个在二十一世纪初总产值达到了数万亿华元的新兴产业。
更重要的是，因为数字光学设备是在中国诞生的，所以中国企业拥有先发优势。
在二十一世纪之前，中国的数码光学产品占领了全球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八十，直到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的电子产业进军更高的技术领域之后，数码光学产品市场才逐步被后起国家的企业控制。
可以说，仅数码光学产业就为中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
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诞生的很多新产业，都与军备项目有关，即任何新兴技术在出现之后都会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在产业发展壮大、技术走向成熟之后，也就是工业的规模生产效应出现，产品价格得到大幅度降低之后，才会进入民用领域，被消费者接受，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这个方面看，在军备上的投入，不是在消耗社会财富，而是在制造社会财富。
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军事领域转化而来的民用技术，在各个方面对民众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劳动方式产生着影响。这就如同钢铁在诞生之后首先用来制作刀剑，而在大规模炼钢技术成熟之后被用来建造大厦与桥梁一样。技术进步，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动力，而军事竞赛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最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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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五章 科技进步
所有历史学家都会承认，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大爆发都与战争有关，特别是在工业时代，战争是技术进步的第一动力。
虽然冷战不是战争，但是冷战对推动技术进步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txtxiazai。org
说白了，冷战是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是一种通过非直接战争方式进行的全面国家对抗，而科技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工业时代，科技实力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效率，然后与人口、资源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而工业实力正是工业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头号指标。
如果说工业是基础，那么科技就是工业的基础。
对此，任何一名政治家都有着极为清楚的认识。
说白了，在人口总量有限、也就是劳动力有限，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工业总产量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工业生产效率，而要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就得提高科技水平，因此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科技都极为重要。
对中国来说，也不例外。
虽然在人口规模、资源总量上，中国远远超过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九七零年，中国的人口总量超过五亿，而德意志第二帝国仅有一亿，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十倍，本土的石油、煤炭、铁矿石等等资源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数十倍。如果算上海外资源的话，差距就更加明显了。但是这些优势并不足以让中国稳cāo胜券，因为庞大的人口规模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消耗。更重要的是，这仅仅是中国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对比，如果以集团做对比的话，优势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中国的核心集团为东亚与东南亚，包括朝鲜半岛、
ì本、琉球王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国家。而中国自身在核心集团中占的比重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间。比如，中国的人口数量占比为百分之六十八，国土面积占比为百分之七十四。重要战略资源占比在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之间。
相比之下，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其核心集团中占的比重就低得多了。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心集团为欧洲大陆，包括北欧的挪威、东欧的俄国、南欧的希腊与巴尔干半岛地区、西欧从荷兰到西班牙、以及中欧的波兰等国。而德意志第二帝国自身在核心集团中占的比重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之间，比如其经济总量，仅占核心集团的百分之三十七。
以集团对抗的话，中国的优势还不到一倍。
显然，这个优势并不足以让中国高枕无忧。
别忘了，中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势力范围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拥有上千处军事基地与数十个盟国、以及友好国家。德意志第二帝国只是地区性大国，其主要势力范围就在欧洲大陆附近。
这就意味着，为了维持霸权。中国的消耗量比德意志第二低估高得多。
冷战爆发后，就有学者提出，中国要想维持霸主地位，综合国力必须超过德意志第二帝国两倍。
也就是说，只要低于这个限度。那么中国的霸权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当然，这个论断并不完全准确。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保住霸权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也印证了一句老话，即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战后，中国面对的。正是“守江山”的问题。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得不承认，只有中国具备全球影响力。
维持这个地位，意味着中国需要拥有巨大的优势。
能够给中国带来这个优势的，也就只有科学技术了。
正是如此，中国的历届zhèng
府都极为重视科学技术，甚至专门成立了科技部。此外，中国民间也极为重视科学技术，除了企业重视科研投资之外，一些有识之士也在积极鼓励科技发展。
比如，在大战期间依靠生产特种刀具发家的江名海在一九五四年去世的时候，没有把万贯家产留给他的子女，而是把名下所有产业交给了一家信托基金，创建了“江氏科学技术发展与进步奖”，用每年的收益来奖励在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工程、数学、社会科学与经济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并且为这些领域的重大科研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其科研成果为全民共享。
虽然已经有了诺贝尔奖，但是“江名海奖”的意义更加重大。
这就是，“江名海奖”不但用来奖励已经取得成果的科学家，还用来支持那些需要资金的科研项目。
到二十世纪末，“江氏基金”的总值已经超过一千亿华元。这笔信托基金，每年都有数十亿华元的盈利，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大概百分之一用来奖励科学家，其余的则全部用于资助重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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