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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1949-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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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进/朱新开

【由文,】

【作品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湘西剿匪纪实,再现那段战火硝烟血色苍茫的峥嵘岁月!

1949年,趁47军主力部队赴川黔参战之际,国共两军在长江以南形成焦灼态势,素有“中国盲肠”之称的大湘西地区亦是战事吃紧。台湾派遣特务吴刚(化名张冕)、杨文华欲联络湘西地方武装、国民党潜伏特务、恶霸豪绅,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发动暴乱。柯山临危受命,带领苗族战士小石,辗转在湘西中心地区——沅陵、所里(现吉首)、永绥(现花垣)、古丈、辰溪、凤凰等地,展开秘密侦查缉捕行动……

【名家推荐】

湘西,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它孕育了贺龙、沈从文、黄永玉、汪曾祺、宋祖英……这里风景如画,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之一;这里民风旷野,赶尸、落洞、巫蛊等,充满了神秘色彩;这里是孙中山所说的“中国盲肠”,300余年的土匪横行,让“湘西匪患”成了一个专用名词。

1949年前后,为了完成建国大业,面对湘西10万余众的土匪,四野王牌47军从林海雪原直奔这片蛮荒之地,身负重任并受毛泽东亲自表彰的“南工团”秘密南行,十年的剿匪战斗宏大展开。原47军军长曹里怀痛惜回忆:“在湘西留下了3000人,平津战役也没牺牲这么多。”

作为当年47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本书作者之一倪进留下了剿匪战斗的真实记录,经另一作者朱新开的精彩改编,让你身临其境,酣畅淋漓而不能自拔。本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少见的长篇军事作品。

——《集结号》作者杨金远

【作者简介】

倪进,生于东北,长于乱世,1949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同年8月南下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进驻湘西参加剿匪。1951年47军入朝参战后,转入地方工作,先后在湘西行署公安处、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公安处工作。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写成本书的原著《野菊》一书。

朱新开,出生在军营,自幼喜欢写作,曾做过记者、编辑、自由撰稿人。做记者时,曾采访过偏僻山村小学;做编辑时,曾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做自由撰稿人时,曾写过小说、杂文、时评、散文、随笔。出版有长篇小说《铁血将军》《警报2012》,累计发表300余万字作品。

前言

写这部长篇小说的起因是一次酒桌上的闲聊。我的一个朋友说起他父亲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还说起他父亲遗留下一部小说底稿……

遗稿《野菊》,作者仰山。遗稿是一叠泛黄起皱的信笺纸,从大量的勾画修改可以看出作者所倾注的心血,从已经褪了色的蓝色钢笔字迹可以看出年代的久远。“1956年”,是作者为这部小说底稿标注的时间。距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

仰山,是我的朋友倪浩的父亲倪进的笔名。倪进,曾任第四野战军第47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47军,曾在1949年南下进驻湘西地区时肩负剿匪重任;湘西,曾历经数百年匪患。

夜已深,灯火阑珊的北京的夜,却久久不能静,就如同我的心。我的思绪,在试图透过这叠泛黄起皱的手稿,回到那个似乎已然久远的年代。

下班铃响了。通讯员老赵今天特意把铃摇得又快又响又长,每逢过节会餐,他都是这样拼命地摇。总务室发戏票的窗口围满了人,左边小黑板写着“今晚电影《马兰花开》;京剧《唐明皇游月宫》;文化馆八时举办化装舞会,希望同志们各显其能积极参加”。

街上比往常热闹,合作社的露天摊子五光十色,保靖洋东梨、广东香蕉、东北苹果应有尽有;吉首农具厂为农民赶制的新式农具,一车车穿过马路,沿着川湘公路连夜开往各县。大街上,到处都是挤着买货的人群。头上缠着青色帕子的苗族农民们,选足了自己需要的肥鸭后,匆忙赶路回家,一个个脸上发出了芙蓉般的笑容。

这是《野菊》的开篇。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桌上留下一个字条,写着“等你好久也不回来,我和孩子上街去,一会儿就回来。饭菜都在烤炉里。吻你。筠”。我心里不免暗暗发笑,老了老了还一个劲地吻你吻你。可也别说,将近四十岁的人怎么能说老呀!

…………

我从孩子手上接过包袱、篮子。筠把买来的物品一样样拿出来指给我,说:“这是广东月饼,每人两块;这是上海的凤尾鱼。我想你一定要喝点酒,这是青岛的白兰地。”她把酒瓶摆在我面前,满意地望我笑笑。”

桌子上的食物快吃尽了,小尧爬上椅子,扑到我怀里,一股劲亲我,好像有什么请求似的。我是善于了解孩子们的心情的,忙说:“我的小鸽子,你是让我……”没等我说完,她们已会意到了,异口同声地说:“是的,对的,请您讲故事。”从她们那愉快的声调里,可以听出那小心眼儿该有多急。我不能冲淡孩子们的高兴,答应了她们。可是那些“常娥奔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类的童话早已讲过了的,自己也觉得厌烦。说实在的,肚子里早就被她们挖空了,编一套又没有那样的才能,一时有点窘。看了看筠,向她求救,那是白费,她也正等着听故事。正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一眼看到桌上的野菊花,给我提示了线索,好像得了救命星。

我溜了孩子们一眼,说:“就讲这野菊的故事吧。”

但是,这题目并没有打动她们的小心眼。小庆说:“得啦!野菊有什么故事,谁还不知道它能发芽,老师早就给我们讲过了。”

“不呵,这不是故事,这是6年前的真人真事。那是——”

之所以有这么一大段的摘录,是想通过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试图考量这部手稿体裁的性质以及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

遗稿开篇中提到的《马兰花开》,正是195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秦怡主演的电影;文中有妻子“筠”和女儿“小庆”“小尧”等3个人物,也正符合倪进当时的家庭状况,而他的妻子原名就叫刘淑筠(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刘喆)……这部遗稿还附有《给yien的一封信》。

“yien”是谁?无从考证,但从信的内容来看,他(她)应该是一位编辑。信中有一段作者的自我介绍:

我承认读过二年大学,但是那等于吃白饭了。……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正是鬼子统治东北。日本话是“国语”,而真正的国语每星期只有一节,语文是最次要的课程了。……爱好文学还是(19)55年才开始的。

由此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名“文学新人”的倪进,在这部小说中必然会选用更多的写实性内容。也就是说,倪进在《野菊》的开篇中,应该是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真实的市井民生图——1956年的湘西重镇吉首。

那么,“这不是故事,这是6年前的真人真事”的纪实性呢?

《野菊》共五万余字,其主体是描述保卫部柯干事与苗族战士小石的一次剿匪历程。倪进在《给yien的一封信》中提到:

书中的主人公小石、柯干事实在并无其人,不过他们都是从很多的模特儿身上提炼出来的。

而在我的相关采访中,了解到其中一些情节确实曾经发生在倪进本人身上,不过是做了文学加工。

除了对这部手稿纪实性的考量,一些相关信息也引发了我的兴趣。比如底稿开篇写到的那张字条的落款——“吻你。筠”,以及《给yien的一封信》中的“我承认读过二年大学……”显然,倪进并非一名普通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随后的采访和相关史料的查阅,也印证了这一猜测。

南工团

倪进,一名解放前夕从东北流亡关内的知识青年,在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8月南下后,编入第47军,进驻湘西参加剿匪。1951年47军入朝参战,倪进转入地方,先后在湘西行署公安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处工作。湘西地区的剿匪工作至1959年才全面结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这个渐为模糊的称谓,却隐含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追溯历史,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青年大规模直接参与推进社会进程的事件堪有几例: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举世公认惠及当代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千万热血青年弃笔投身救亡运动,其中大批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文革时期,单纯盲动的红卫兵组织堪称中坚力量,随后的上山下乡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大洗礼。相比之下,在1949年前后,无数知识青年呈建制地武装参与新中国的建立、建设的史实,却鲜有人知。事实上,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亦堪称史无前例,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团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这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半军事化团队,其创建源于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局势。

1948年,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后将有4万名干部缺口,并找到“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等人,要求及时开展工作。1948年7月,华北野战军成立了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叶剑英;1948年8月,华北大学(现人民大学)成立,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1949年2月,华北局成立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随着全国的解放,各地也先后成立了旨在招收知识青年以培养新政权干部的大学,如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原大学,以及各地的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等。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月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3个分团,其中一、三分团驻地北平,二分团驻地天津。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

南工团除了公开招生外,还将东北野战军政治教导团、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等作为骨干班底,并从正定抽调了1000余名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的学生补充进来。

南工团学员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四野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报名者中除了在校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大学教授外,还有因战乱留滞平津地区的知识青年以及部分职员和技术人才,甚至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的学生自发“转学”加入。

国学大师、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他在《解放期中之清华》中曾有这样的记述:本学期于(1949年)三月三日起上课,学生中因参加南下工作团及区政府工作而休学者,达二三百人,现在在校上课的学生共一千八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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