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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干上这一行当，那些既曲折、又传奇的经历的回忆。
作文状元
项明春能够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当上人们都很眼热的“师爷”，是他祖祖辈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的老家在县城东部的深山里，从他的父亲向上追溯，几代人没有一个识字的，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姓项的在这个山沟里，是单门独户，几代单传。能够流传下来的口头“历史”，就只有父亲经常给他讲的，“我爷的爹是讨饭来到这里的”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这屈指可数的几代人，都因为家里穷，别说读书，能够把香火延续下来，都很艰难。山里的汉子为人淳朴、耿直，有穷人的志气，这些硬性的气质从血脉深处传给了项明春。项明春的曾祖、祖父一直到他父亲年轻的时候，虽然靠扛长工、打短工谋生，一年四季和土坷垃打交道，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从来不干偷鸡摸狗、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教育子女唯一的祖训是：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能干坏事。但项明春的妈妈就要比爷爷、父亲好一些，她教育孩子的话，多了一点哲学意味，如“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世界上什么好吃？只有亏最好吃”等，经常在他耳边聒噪，使他一生受益。
老一代教育他的内容虽然不多，教育的方式却是农村常见的。项明春一生都会记得，在他十二岁那一年春天里的一天，他到河滩里去放猪，当几口猪拱饱了草根，哼哼唧唧地卧在臭青泥沟里以后，阳光、沙滩和小河里的潺潺流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并不具备诗意。他实在没有事情可干，就用一把小刀在光滑的枫杨树皮上刻字，把自己的大名刻了上去，还把刻字的时间注了上去。这种恶作剧好比现在旅游景点一些“缺德居士”在景物上刻字如出一辙。流着眼泪的树皮被他不识字的父亲看见了，气呼呼地骂他：“才这么大的鸡巴孩子，就这么糟害人，长大后不知能够干多大的坏事！”边骂边脱下破鞋，不由分说，按着小小的项明春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他在以后几天时间内，走路时一直一瘸一拐的，把他奶奶和妈妈心疼得痛哭几场，两个女人大骂他父亲是个狠心的畜生，不知道心疼孩子，打坏孩子是一辈子的事儿。可他爷爷却说，孩子不打不成器，好像很欣赏儿子打孙子的作为。因此他父亲竟然没有一点悔悟的表示，因为他自己也是接受这种教育方式长大的。事情过后，这顿暴打确实给了项明春极其深刻的记忆，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的烙印比他留在树上的印痕要深刻得多，让他一生都在萌生歹意方面望而却步。
项明春小时候是个颇有天资的孩子。他的启蒙老师并不是教书的先生，而是一个瞎眼的老太太。他们是挨门邻居，不知从何说起，他管老太太叫姥姥娘，也就是长他四辈。老太太是大家闺秀出身，年轻时识文断字，到了老年，眼虽瞎了，心里却很亮堂。项明春的爷爷、奶奶和爹、妈每天忙着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儿挣工分，没有人照顾他，他就整天依偎在这个一生难忘的亲人姥姥娘的怀里，缠着老人教儿歌、讲故事。老太太一边用一个小瓦盆放一盆清水，润湿着那双拳头大小的小脚，用指甲一点一点地往下掐茧子，一边给他讲述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教会了他许多有益儿童心灵的儿歌。其中“王小打柴”、“牛二贩驴”等，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勤奋好学的种子。然而老人家给他讲的故事中，更多的是包公一类的清官故事。他听不懂的东西太多，就边听边问，老人更是不厌其详，反复灌输。一次他说：“姥姥娘，我长大了也要当一个清官！”老人家听了喜极，抱着他亲了又亲，中午对他爹妈说：“你们的小春春儿，长大以后一定能成大气候！”家里人听了这个吉言，就开始缩食节衣，下决心把孩子培养成才。
才五岁多一点，他爹就带他到小学入学，老师看着这个瘦巴巴的、流着两通青龙鼻涕的小家伙，嫌他太小，说什么也不肯收他。他爹就前后追着老师，好说歹说，央告老师收下他。老师无奈地说，既然这样，那就先不交学杂费，让他入班试试再说吧。谁知没过几天，老师就亲自上门，要走了一块五毛钱的学杂费，说这是一个聪慧的孩子，教了这么多年书，才发现这样一个又小又瘦的小家伙，是个对知识领悟力很强，一点就破的好学生。从此，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到了小学六年级，三四十个毕业生中，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级中学。
不管个人的能力再大，也必定受大气候的限制。他在那所鲜花满园的学校里，只学了一年多的初中课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之后数年中，项明春和他们那一代人一样，基本上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却混得了高中文凭。
高中毕业后，他怀着对学校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到家里，无所事事，整天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在他这个年龄阶段里，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可在深山沟子里没法找到书读。他有一个邻居叔叔，虽然认不得几个字，却喜欢在春节期间买些小册子之类的小本子，多年下来，颇有积累，他就经常钻进这个叔叔的家里，把数年的《农家历》读了又读，把在纸缝中、边角处刊登的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如“二十四节气”、“生活小窍门”等，背诵得滚瓜烂熟。特别是到了夏夜里，他睡在生产队里的麦场上，仰望星空，对深邃神秘的宇宙充满好奇，对知识充满无限的渴求。
那时，大学并没有停止招生，但不需要考试，用的是推荐的方式。被推荐上学的人也不叫大学生，而时髦地叫做“工农兵学员”。项明春出身于世代农民之家，没有过硬的关系，上学指标又极其有限，一个公社每年不过推荐七八个大中专学生，生产大队如果能够争得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还不够大队干部的子女消费，他就以为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
一个农家的孩子要想进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参军、上大学这些让年轻人做梦都想的好事儿，根本轮不到他，他连这样的美梦都做不出来。当他父亲、母亲卖了一头猪，筹集了一些钱，张罗着为他找一个媳妇，好延续香火时，凑巧大队初中缺一名教师，学校校长逼大队领导想办法，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没有老师开不了课。“将”军之下，支书和其他干部们坐在一起盘算，几架山、几道沟找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识字人。支书心里本来已经打算安排一个人，却说不出口，一个干部提醒支书说：“某某不是刚刚初中毕业吗？”这个某某就是支书未过门的儿媳妇。支书就对校长说，想让儿媳妇顶这个“缺儿”，校长说什么也不答应，哪有初中毕业教初中的？这样会毁了你们这山里的一代人！他提示说，有一个叫项明春的刘集高中的毕业生，还在家里干活，我听说这个人程度不错，可以胜任教学工作。支书还不太了解项明春这个穷小子，让校长缠得没有办法，终于下话说，你要教师，两个人都进去！校长说，行！只要项明春能够进来，其他人我给教革办说说。于是，项明春就糊里糊涂地撞进了大队学校里，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
有道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当民办教师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教学相长，给了项明春一个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环境。他有一个同事，是一个老教师，看他接受新事物很快，就有意帮助他，偷偷地给了他自己的许多存书，让他研读。教学之余，他就伴着煤油灯苦思苦学。学校每月发给他的用一千毫升毒药瓶装的煤油根本不够用，好在备课本、笔墨还是敞开供应的，他就把三个月才发一次的几元钱津贴全部用在了点灯上，求知欲望十分强烈。每天熬到深夜，越读越有兴趣，就这样不停地读呀写的，把眼睛熬得通红，两个鼻孔熏得流漆黑的鼻涕儿，在妈妈心疼的嗔怪声中，汲取了许多丰富的知识营养，感觉到世界的博大遥远，心早就飞出了大山。同时，因为他有一定的文采，经常被公社抽去，参与了公社里不少典型材料、展览馆词、大批判文章的撰写，笔头子练得很有些功底，不久，他就在家乡的人民公社小有名气。
1977年恢复了高考，由于知识界、教育界多年沉寂，人们对高考充满期望，万众瞩目。喜讯传来，千万名年轻人报名参加高考。项明春心情振奋，坐在那戒备森严的考场中，忘记了世界的存在，面对试卷，就像见到了无尽的宝藏，恨不能全部掘为己有。他尽情地倾泻着自己这些年苦学的知识，但毕竟所学的知识有限，并不能把所有的试题答完，让他心中充满遗憾。可是，不料想一篇《毛主席纪念堂在我心中》的作文竟然获得了中原省唐都市考区的最高分。消息传来，在丰阳县成了口头新闻，人们街谈巷议，他因此扬名远近。
他去县城参加体检时，和带队的教革办领导一道去理发店理发。一群风姿绰约的年轻女理发师，一边欢快地忙碌，一边兴奋地议论着，为本县出了个“高考状元”而自豪。他听了觉得好笑，又不敢相信说的是自己。带队的老师指指他说，你们说的状元就在这里。这些女孩子立刻惊乍乍地欢呼起来，争相过来一睹“状元”风采，把他看得满脸通红。给他理发的那个漂亮女孩也兴奋得满面通红，活儿做得更加细致认真，理一个人头发用了差不多两个人的时间。
谁知名气与运气是两码事儿，名气传出去了，并不见得运气好。因为当时的政审十分严格，凡是写过大批判文章的年轻人，都被打入另册。江南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他，竟然被有关部门扣了下来，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年，他又以高考的好成绩过了录取分数线。这一年的政审已经不太严格了，但他到了这时，早已变得心灰意冷，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读书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信条，已经不复存在。他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再也不写什么“狗屁文章”，所以对文科毫无兴趣。他根据自己理科成绩比较突出的特点，填报了卞州大学物理学专业，竟然被录取了。
毕业后，组织上本来要把他分配到省直一个研究单位工作，他跑去看看，打听一下，那是个很破败的单位，连个正经的研究项目都没有，为数不多的科研人员在那里半死不活地闲熬着，搞不了事业搞内讧，让上级和本院领导，甚至周边群众都感到头疼，名声很臭。其中一个科研人员推心置腹地告诫他：“千万别来，你要是真到这里来，那就算是瞎眼了！”这让他感到心里凉了半截。他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本来就持怀疑态度，说什么也不愿在那里修行。但那时属于硬性分配，组织上有个规矩，允许你事先提出个人志愿，但组织上一旦定了，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为自己重新找单位颇费周折。也许自己曾经当过民办教师，对教育、教书有深厚的感情，也许是急于回乡和自己日夜想念的未婚妻孙秀娟结婚，也许是自己那个钟爱教育的恩师极力劝他，“从长远看，教育是最好的职业”，也许当时教育上最需要充实教师，当他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要回到本县当教师的申请时，他们竟然爽快地批准了，很快给办了改派手续。同学们对他的选择大惑不解，但人各有志，也就随他去了。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