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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主任新官上任后，使原来在办公室工作的副主任和秘书、干事们，一开始面子上很有点过不去。你想，原来县委办是代表主要领导给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下命令的。那时节，县委办人员去了三道河乡，史乡长对县委办的同志们执礼甚恭，一直当领导对待。秘书们当然知道自己并不是领导，但在这个时候，心理上依然很有些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大家平时嘻嘻哈哈惯了，就算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也相得益彰。万万没有料到，现在人家突然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一时从心理上难以适应。好在史主任一屁股坐在县委办公室主任的交椅上后，好像从来没有干过乡长一样，没有经历任何过渡和铺垫就进入了角色，正好像有人哲学式总结的那样，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思想，史主任讲话、办事完全是按照办公室主任的套路进行的，在要求底下人办这办那时，决策果断，口气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自然也没有人敢顶着不办的。办公室人员又是素质最高、适应性最强的群体，所以一开始按照史主任的指示办事后，很快就克服了那种隐隐约约的不适之感。安排活儿最多的同志，反而有点受到宠幸的幸福感和得到重视的兴奋感，连最有希望接替方主任的丁副主任也较快地进入了状态，史长运上任的当天，立即主动放弃了代理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角色，表现出很配合史主任工作的样子。
史主任首先从后勤开刀，“三把火”烧得领导们比较满意。一是在常委楼前拉了一道院墙，安了一个圆圈门，设置了两个门卫，除非县直、乡镇领导、机关办公人员和门卫熟悉的人到访，其他来访者一概予以登记。这样一来，就把闲杂人员、上访人员隔离开来，使领导们决策全县的各种活动显得更加神秘、庄严。同时，又在小院子栽种了雪松、葡萄以及四季开花的草木，铺设了路面，装扮得像个小花园，让领导们赏心悦目。打那以后，再也没有闲杂人员乱跑到常委楼上的厕所大小便了，也没有更多的闲人随意找领导们说三道四了，领导们更能集中精力思考大政方针、批阅上下文件、和来人谈话和办事，工作环境从而得到大幅度改善。二是从机关食堂抽出了一个饭菜做得最好的炊事员，在领导院内，开辟了一个专门供常委们吃喝的小灶，以方便一些不必去或不想去宾馆陪客的领导人，能够及时吃上可口的饭菜，并且节约了领导们宝贵的时间，方便了他们的工作和休息。同时，领导们参与接待应酬的正常活动，不再直接摆在机关同志们的眼皮底下，少了好多无谓的议论。三是把县委办原有的一台吉普车处理了，换成了一台普通桑塔纳。原因是方主任坐的那台桑塔纳自然报废后，县委办的交通工具就只剩下了这台吉普车，乘上这台四下透气、八下冒烟的老式交通工具，陪同主要领导下乡进厂，紧追慢赶也跟不上趟儿。县里的财政十分紧张，批一台新车要经过财政局反复核算，常务副县长、县长审批，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史主任当然不愿意这么麻烦。况且这时候再坐吉普车已经落伍，把旧车卖掉后添上钱，一车换一车，质量提高了，数量没有增加，谁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虽然这样，机关内仍然有人议论，说史主任是个“变小牌”主任，说什么“史主任一上任，门变小了，灶变小了，车变小了”，这些瞎议论一点也挡不住史主任决定了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为了工作需要，更能体现出史主任的超前服务意识和领导决策能力。
接着是选拔人才。县委办文秘这一块儿，大家习惯地称作“中心组”，这与县委领导们常说的“县委中心组学习”是两个不同概念。中心这一摊子，自从赵哲出走下海以后，在文字上，只剩下余乐萌秘书一个人担当操刀大任。其他几个年轻同志，只能写一些豆腐块小文章。为此，余秘书还高兴过一阵子，庆幸自己总算是熬到了“第一支笔”的位上。余秘书深以赵哲的教训为经验，受到人们奉承时，总是谦虚地说：“号里没马驴出征啊！”其实在内心里，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只要接受了任务，立刻雷动风响，扯旗放炮，居高临下，让整个秘书班子给他提供素材，安排一群人向各单位要数字、要典型、要资料，办公室里的两三部摇把子电话必然“嗷嗷”地搅个不停。虽然说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是在水平相近时可以那么比较，但在文字功底悬殊时，就相形见绌了。不到两三个月，县委办因为文字上的事情，几次受到主要领导狠狠的批评。方主任对下边数次发火，常务副主任卫正显多次建议选进新人，不知为什么总没有结果，心里生闷气，不到退休年龄就主动让贤，让位于丁卯。原来丁卯和余乐萌关系很好，挨了书记们几次批评后，也不再给余乐萌好脸色看。余秘书自是灰头土脸儿，文字水平并不跟着批评见长，渐渐地感到力不从心了。史主任到任以后，就对这一问题有了明显的认识，他和丁副主任两个人凑在一起密谋了数次，又开了一个主任办公会，拟订了一份进人的计划，他们先向宋维山书记汇报，后又在常委会上提交讨论。
在常委会议上，宋维山书记严肃指出，文字功夫是县委的门面，选人的标准一定要严格，在政治标准不能降低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的是具有文字功底的人。而且正当用人之际，必须选配一个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一上来就入路的人。宋维山书记特别强调指出，这次县委办选人，要的是真材实料，不开后门，不看面子，不需要常委们推荐和讨论。选谁不选谁，一切由县委办自己做主，选中的人能不能顶用，责任由县委办自负，任何人不得拿工作开玩笑。
这样一来，史主任和丁副主任感到压力很大，动力很足，煞费了一番苦心。通过明察暗访，在十来个人选中，逐一考察，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思考的“排中律”，筛来筛去，终于发现了县文联的办公室主任查志强和设在刘集镇的县普通高中的副校长项明春这两个人最符合条件。汇报给宋维山书记后，宋书记说，干脆把两个人都调进来吧。于是，县委组织部立即派人对二人考核，查、项二人很快办齐了调动手续，成了县委办公室的骨干力量。
分工
查志强和项明春是同一个文件、同一天调入县委办公室的。查志强原在县文联工作，县文联也在县委的大院内，和县委办在同一个楼上办公，把查志强调进来不过是换了换楼层，换了换房间。这两个人进入县委办公室虽然都有一番曲折，但他们毕竟是在全县笔杆子队伍中瓜里挑瓜、优中选优选拔出来的好苗子。如果说项明春能够调进县委办公室是沾了虚名的光，人家查志强则有实际的名气。
这查志强中上等身材，一张白净的瓜子脸儿，长得很像红歌星蔡国庆。他又比较注意修饰，西装革履，更显得人物俊逸，风流倜傥。他是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来县委办当秘书是正经的科班出身。人们都传说，他在上大学前，就经常写小说、报告文学之类，发表了不少文字。大学毕业后，本应该到高中去教书，正是因为他的文笔特别好，才被外经贸局领导从人劳局“大分办”要走，当了外经贸局办公室的秘书，那里的文字工作对查志强来说，太容易干了，他就在闲暇无事时，把一部小说《桃花湾的风流娘儿们》改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在全国电影文学专刊上发表后，被北京一个二流导演相中，准备拍摄，漂亮演员都选了一大群，终因没有筹集到足够的经费而作罢，但从此他在县里很有名气。文联主席从培养文学新人出发，死缠活缠地要把他调入县文联，他当时正与新任的外经贸局局长有点不和，为了自己更大的发展，毫不犹豫地调进了县文联，又干了不到两年。虽然当了专职作家，挂了办公室主任的头衔，每天事事务务，结交了文艺界的不少男女朋友，却没有拿出新的作品问世。而且从实惠角度看，在文联这个清水衙门里，还远远不如在外经贸局干，所以他进文联不久就后悔不迭，整天都在想办法，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他除了文采好外，还有一手好书法，一副好口才，选这样的人进县委办，实在是任人唯贤。
让他进县委办公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县文联主席非常爱才，舍不了这个很可能有所成就的作家，主席从志强自身发展的角度替他考虑，劝了他半夜，希望他在文坛上有所建树。文联主席这个人，是个写作迷，一生钟爱文艺女神，为了写作吃了一辈子苦头，依然痴心不改。他从自己一生由于接连经受政治运动没有任何成就，将抱憾终生出发，把希望寄托在了查志强身上，他愿意把自己的手稿都提供给查志强作参考，让查志强写出石破天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来。他分析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文艺的春天也到来了，现在形势好了，正是作家大展宏图的好时代，你是一个具有潜质的作家，离开这里是不明智的选择。他苦口婆心地说，志强啊，政坛其实最不适合文人干，当官一时，著作永恒啊。甚至说，只要查志强同意留下来，文联主席愿意亲自到县委请命，让他当文联的副主席，只差点愿意把主席这个职位让给他。然后给他最好的创作条件，整天捧着他都行。无奈他从政的心意已决，文联主席怎能劝醒他？一个小小的文联副主席又怎能淹着他的心？说到最后，文联主席见怎么也劝不醒他，心情沉重地执着他的手，无限遗憾地说：“也好，也好，到那里毕竟地位特殊，面向全县大局，工作更为重要，也更能积累生活，积累素材。志强啊，不要丢下文学的笔，还写呀，还写呀！”志强对这样类似悼词“安息吧，安息吧”的殷殷嘱托有点反胃，但还是眼噙热泪地答应了。就这样，一个很有希望的作家死了，一个好秘书诞生了。
县委办公室是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地方，迎接、安置查志强和项明春进县委办公室工作的会议，也就没有繁文缛节。史主任只交代了一下就走了，让丁副主任具体分工。除了跟宋书记的司马皋没有参加会议以外，其他在中心组工作的同志全部到会。本来，查志强和项明春两个人没有到位之前，原来在位的中心组同志们已有心理准备。到了位，两个人都分工起草大材料，但查志强侧重大报告、大综合，由余乐萌配合；项明春则侧重参加常委会议，起草《常委会议纪要》和编发对口市委办公室的《丰阳快报》，编发下发各乡镇、各局委的《丰阳工作信息》，也就是侧重党政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工作。他的工作由邬庆云、吉祥配合。办公室的杂务，如通知会议、办理会务、办公室内务等，由孙成志、范德保、胡春立、王姐等人操心。当然，大的工作任务来临时，办公室全员上马，任何人都责无旁贷。
会议上，可以看出，余乐萌秘书的脸色一直不好看，一副落寞的样子。这也难怪，从“第一支笔”的位上，一下子屈居第三位，叫谁心里也不好受。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