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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全会决定的革命胜利以后的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明确说明，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发展，首先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开始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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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转变。
１９４９年新政协召开时，通过了一个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其中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规定，都没有越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范围，仍是五种经济并存，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未提社会主义，当时有党外人士建议写入，周恩来还特别作了说明，要待人民群众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时才能提出。据当时报纸上的报导，刘少奇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５０年。
可是只过了５年，１９５４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共同纲领》就不再有效了。
还应当注意到，在二中全会报告的前部分，谈到“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这里，“资产阶级”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显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这个报告是３月５日作的，虽然最后还谈到谨防“糖衣炮弹”的问题，但整个报告给人的明确概念是：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可是，据黄克诚回忆，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是不及格的。
①
可见“阶级斗争”
这根弦，虽然在公开的文件中未加强调，在
①见《黄克诚回忆录》（上）
，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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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上毛却从来没有丝毫放松过。
二。战略转轨——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建立之初，关于如何发展社会化生产力，使生产关系的变革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大家都没有经验。
经过“三反”
、“五反”运动之后，私人工商业在全国工商业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何况“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论人民民主专政》）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引导农民“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必须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七届二中全会所据以制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对城乡资本主义政策的前提条件，并没有根本改变，事实上，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任务应当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
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提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构想，认为“不要去套书本子”
，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经济，不能过早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过早消灭资本主义要犯“左”的错误。
１９５０年刘在土改报告中说，保存富农不是暂时权宜之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如此。对这些说法，毛都是曾经肯定的。
１９４９年７月，毛在中央团校向毕业生讲话时说，二十年后，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形转入社会主义。
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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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月，他在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批评了“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随后在１９５１年，刘曾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认为“这个阶段大略在１０到２０年之间”
，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这个时限和方针也是曾经得到毛的同意的。
土改刚刚完成之时，农民大都成为中农，新式富农很少，不久，在老区开始出现土地集中和雇工现象，农民本性要求发家致富，但怕“冒尖”
，怕说“剥削”。
１９５０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之初，关于农村合作化道路、私有制的保存和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等问题，中央内部主要是毛泽东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意见。刘认为农村合作化，应先通过农民自愿集资入股的供销合作社，组织并提高农业的生产力，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导农民从小土地私有制过渡到专业分工的社会化生产。基于这种认识，刘批评了当时东北和山西急于组织合作社的做法，认为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则担心农民的自发势力走向资本主义，土改后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应当趁热打铁，利用这种政治优势，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走集体化道路。他认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这场争论的结果，产生了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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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泛滥起来。“城市的”五反“运动中，报纸上曾揭发出不法资本家种种违法活动，集中暴露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丑恶思想。当时的舆论宣传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消极面，有所夸大，其实不法资本家是少数，多数还是守法的。
由于当年革命胜利的形势，本身的有利条件，加之政府的支持，国营经济生气勃勃生产情况一般优于私营经济。在农村中，互助组同单干户之间，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为解决日渐紧张的市场供需矛盾，上上下下也就自然认为，加快农村和城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是理所当然之事。直到取得“五反”胜利以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周恩来同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还这样谈到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十二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
①
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能遵循的，只能是马恩列斯特别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苏联的既有模式（当年毛泽东最重视的，也是要求全党仔细研读的经典著作，是斯大林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共产党宣言》中讲过，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理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
，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哥达纲领批判》上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又
①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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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依靠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即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马克思也不可能具体预见到一百年后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情况）
，才能建立和发展。
离开这一前提就将成为空想。这就是说，同社会主义相亲相近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对于这一天经地义和我们自身的天然弱点，我们似乎是明白的，实际上是不承认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由于其客观物质性和历史继承性成为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最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决不能说毛泽东不曾认识到这个前提和基础，前述１９４９年以前关于中国落后的论述，是越来越具体的。但问题在于，这主要是来自书本的比较抽象而简单的认识，且对于西方社会化大生产缺乏亲知，远不如一个世纪前在伦敦写《资本论》的马克思，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都无法与之相比。随后的事实说明，毛所最关注的，却恰恰不是这个前提，而是怎样变更生产关系；不是这个基础生产力，而是阶级斗争。根据《联共（布）党史》所说的经验，毛认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
他还认为东欧土改由于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恩赐，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因而农业合作化搞得慢。从１９５２年下半年起，他就在考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朝鲜战争引起的必须加快建设的紧迫感，考虑中的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在于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以及他经常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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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在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党中央内部的思想认识虽然还不一致，但肯定斯大林和苏联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则是基本相同的。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政治局会议和８月１２日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讲话中批判了刘少奇等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确保私有财产”。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不妥当的，不对的，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妨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武装革命的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①
到这年１２月，经过毛泽东两次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界说，又作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开始。第二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