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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路线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必须弄清楚。”
提出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三年恢复后国营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版，第８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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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比重已占优势，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是现实任务。这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１９５２年国民经济总水平只相当于１９３６年所谓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个社会生产力的起点是很低的，中国还是一个很贫穷很落后的农业国。于是，本来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束之高阁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也不再存在了；于是，按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在战略思想上作了根本的变更，就完全不同于二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不认为在中国还必须让资本主义有一个适当的发展，不认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还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样，就离开了中国国情，同时也表明指导理论是斯大林学说。毛泽东后来证实道：“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
①在中国革命长期复杂的斗争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彻底批判“左”的错误，从而统一全党思想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在总路线的执行过程中，他却无视实际情况，从主观的革命理想出发，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不断批判“右倾”
，逐渐走入了一个“左”的思想误区。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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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５２
三。前奏曲——三大改造三年完成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不顾主客观条件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违反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不满意邓子恢（实际是刘少奇）等稳步发展的正确方针，毛泽东终于发动了反对农业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走路，即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造成一种声势，一种压力，使得农业合作化运动很快出现“高潮”。同时，他提出，中国的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完成；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①１９５年９月至１２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一百多篇按语，以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学说为依据，其中就提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②对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促进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在毛看来，不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是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而政治工作的内涵主要是“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
③他举例说明：“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
①②③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２３、２５８—２５９、２４、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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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
④由此可见，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阶级矛盾分析中的一个偏差，是认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
这一判断，带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既未能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同时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毛泽东离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超越阶段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以及夸大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的思想，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就有了某些表露。由于领导农业合作化已有相当的实践经验，且跟苏联作法不同，初级社这样的形式农民还是可以接受的，农业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且有所增产；三大改造采取大体平和的途径，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又由于对私人工商业是采取赎买政策，三大改造的某些内容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援助，及其他各种原因，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发展。所以，毛的这些过激思想在实践中的不良后果，一时也没有很显著地显现出来，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关于１９５６年的三大改造，《历史决议》这样论及：“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在１９５５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１９５６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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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的讲话中，说到１５年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①１５年的计划３年完成，当然过快、过急、过粗。这里至少有两点可以指出：一是，过快、过粗就意味着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过早公有化，则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和流通两方面都受影响，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未尽的历史作用，也就消灭了。于是就造成了从生产、流通到消费，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局面。
二是，应当存在并有发展前途的多样化经济形式被扼杀，单一的公有制，大锅饭、铁饭碗，后来长期带来一系列弊端，不仅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难以在经营管理方面创造出新的经验，管理人才（企业家）也难于涌现出来。正是由于起点低、底子薄，以单一公有制承担工业化任务，这种缺乏物质基础的超前变革，也是导致后来“三面红旗”以及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因。当然，三大改造毕竟在震动不大的情况下，完成了生产关系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
经过２０年大起落大折腾之后，我们才认识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之后，急促过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合格的，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还得努力几十年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才能算是合格的社会主义。
现在学术界对三大改造问题已有一些新的看法，应当实事求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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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回顾这段历史。
如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观点来回顾５０年代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研究：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否提得过早了一些？尽管具有种种政治优势，在中国如此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是否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是否应当如此匆匆忙忙消灭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济？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学说，阶级剥削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能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被消灭。在没有具备消灭剥削的物质条件以前，剥削也还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是不能绝种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已为我们今天初级阶段的实践所证明。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段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宁于此有过切身体会，因为犯过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
１９２１年，他提出新经济政策之后，就完全否定了那种“直接过渡”
的观点，晚年对此有过许多论述。
他认为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不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消灭剥削，改组整个社会经济，而是发展生产力，建立大工业基础，否则，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为改造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必须采取“改良主义方式”
，通过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曲折迂回的途径，来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晚年不再强调小农生产是资本主义复活的基础，而认为不应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奢望向集体化过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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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通过商品经济的交换来巩固工农联盟；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在大机器将农民改造过来之前，要允许农民的经营自由。此外，他还认为在过渡时期，通过国家的调节监督，在一定限度内，应容许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实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赛；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学会经商。
１９２３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还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不应当再放在政治斗争方面，而应当转向文化建设，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消灭文盲，建立相当的物质基础即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正是由于政治变革、社会变革先于文化变革，在一个文化不发达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历史的遗憾在于，我们党对列宁有关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曾不能不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所有论述，只是当作恢复国民经济的一种暂时的、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本来面目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政策。而在他开始独掌大权的１９２７年，就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的理论，从而结束了苏联历史上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正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开始反思几十年的经验教训。
１９５６年２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给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供了独立思考的条件。
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前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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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讲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矛盾，后面五个讲政治、思想和文化生活方面的矛盾，都初步提出了一些新的方针，正式表明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