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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军元帅级将领中，像彭德怀这样跑到距敌500米处的，能有几人？可怎么一下子过去打的那些硬仗、恶仗，都成了罪状了呢？彭德怀对此怎么也想不明白。直至1970年彭德怀写所谓“交待材料”时，仍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恨。他写道：“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了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说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牵强附会，说百团大战和1941年日本人增兵华北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倒还有些事实根据。用日本人的话说，正是“由于共军大规模的奇袭攻击，导致华北方面军更大规模的反击战，进而发展到消灭共军根据地的作战。”而为此则必须增加兵力。据日方文献记载，“在昭和15年（1940年）底的兵力密度，以华北占据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的话，武汉地区则为9，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
而据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第一科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1940年11月28日向东京的汇报：“目前占据的重要地区治安状况，可按蒙疆、长江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顺序排列，华北为最差。”“最差”的地方兵力反倒最少。1940年，华北日军仅9个师团及12个旅团，共25万人。且分布在数百上千个据点中，师团长在多数情况下，只掌握一个大队的预备兵力。当年日华北派遣军曾愤愤不平地提到：“华北是解决事变的重点方面，而兵力密度最小，是奇怪的现象。”日本方面的资料声称，“当时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按110师团的平均驻兵密度计算，大致在42078平方公里约驻一个师团，568平方公里约驻步兵一个中队。”42078平方公里是多大呢？今天北京市区加郊区县，不过17800平方公里。就是说，在差不多二个半北京这么大一块地方，才驻有一个师团的日本兵。568平方公里是多大呢？杭州市市区面积，不过430平方公里，就是说，在比杭州市区还大130多平方公里这么大一块地盘，才驻有100多个日本兵。而“到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已增至3个军团，1个直辖兵团，11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共325万余人，占侵华日军总数40％以上。”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大大增强了。这样一来，华北各根据地所承受的压力自然增大了。
■“最终目标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向我方”
彭德怀认为1941年困难局面的出现，与在这一年新上任的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1945年2月，彭德怀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谈及冈村宁次时，曾记忆犹新地说：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国民党）特大肆活动。人民中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落后的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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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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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不好说冈村宁次搞的这些“名堂”，“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像什么“三光”政策、“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蚕食”等，都是在冈村宁次来前就已出现。冈村宁次不过是总结了前任的经验教训，并把这一套东西加以发展，且执行起来更坚决、更细致罢了。同样的政策，由不同的人实施，会出现很不相同的结局。这一点，过去和现在并无什么两样。
比如说，“囚笼政策”，就不是冈村宁次首先提出来的，而是他的前任，1939年9月始任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多田骏提出来的。而多田骏又是从他的前任杉山元的“点线”封锁方针得到启发，发展而来的。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而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八路军。多田骏上任后，就开始搞这套把戏，一时间给华北抗日军民带来很大困难，在便于敌人分割封锁的冀中平原地区，闹得尤其厉害。1939年12月，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以焦虑的心情向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汇报说：“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其修法：“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程子华、孙志远十分急迫地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
公路高出地面，便于敌人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公路圈圈相连，环环相套，便于敌人实施机动往返运动。本来，敌人高度分散兵力，大力发展据点，这里驻几百人，那里放几十人。往辽阔的大平原上一摆，成了一步死棋。而利用交通线把这些“点”都连成一气，就成了气候了。死棋也就变成了活棋。日本人是拼了命也想走活这步棋。
接到冀中的电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心中焦虑，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他们看情报、看地图，经常研究到深夜。真是寝食不安啊！悬着白布门帘的作战室内，挂着整整占满一面墙的华北地图。图上铁路、公路交织连贯，如同一张巨形的网，正在向各根据地合拢。1940年2月朱德、彭德怀发电报给各部首长：“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含义，丝毫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并指示各部要对敌人筑路的起止地点、修筑方法、沿路设施、守备兵力及组织情况等进行详细侦察。
据各地军事部门报告，敌人大肆扩展“点”、“线”、实施“囚笼”封锁的作法，确是不同以往，下了很大功夫：先说“点”，在冀中平原日本人建炮楼为据点，当时日军炮楼一般高三丈至三丈六，亦即10米左右。在冀中十分区，甚至有高达十丈，亦即30米左右的炮楼。10米，差不多有三层楼高；30米，则差不多有10层楼高。那时的农村还没什么污染，天高气爽，在这么高的炮楼上一站，四周方圆十余里的人员活动，一望无遗。炮楼的厚度“三尺至五尺，厚的，多外砖、内坯，但亦有混砖或砖灰砌成的。”不要说子弹、手榴弹，就是炸药，少了也无济于事，坚固异常。炮楼“周长为五丈六尺，大的有至八丈或十丈的。”就是说，炮楼里一般有近20平方米，大的达60多平方米的面积。
每个据点，都有这样的炮楼一个或两个以上。外头挖有两条大沟，“一般深丈余，宽两丈余，内沟距碉堡为40米，外沟距内沟约10米，一般无道口，用吊桥行走，内沟内沿上多修筑胸墙，沟内有鹿砦，外沟外沿多有铁丝网。”
炮楼之间以及距炮楼十余丈远的平房（生活用房），地下多有地道。“有的甚至与附近一、二里之坟地、森林挖有地道，以备我攻袭时，从地道下绕至我后路包围我或逃跑。”
一个据点，一般占地11亩。但大的，如博野县杜庄据点，竟占地72亩。要知道，一亩地是66667平方米，11亩差不多7千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大型商场。72亩，则有近5万平方米，地盘相当大了。再说“线”，日本人拼命修铁路、公路，浚通河流。并沿路挖沟，“铁路旁挖一至四条大沟，公路旁挖一至二条大沟，一般沟宽八尺至四丈，深八尺至三丈。”就是说，宽近3米，有的宽达十几米，深近3米，有的深达近10米。
沟里有的引来水灌上，有的则是挖出水来。这样的沟，边上没有炮楼，没人守着，年青小伙子也难翻过去。除了铁路、公路沿线挖沟外，有些地方平地也挖沟，以阻碍我方人员活动。
鬼子巡逻兵日华北派遣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很满意这种“点”、“线”
封锁的办法，他说：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或两者并用，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维护铁路交通也具有成效。在京汉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以与共军根据地相隔绝，切断了冀中、冀南的丰富物资向其根据地运送的通路，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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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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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发电报，说：“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彭德怀非常着急，电报发出去没几天，他干脆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去一二九师师部，当面询求有无“有效之对策。”一二九师师部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谭村一家农舍内，那里是太行山深处，山高春迟，4月末仍是桃花盛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几个人，晚饭后一人拿把小椅子，坐在充满春意的院子里，谈论起来。
陈赓说：“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讲：“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
刘伯承又讲起他说过多次的比喻：“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作个比喻来说，敌
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的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刘伯承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这不就成了一个‘囚笼’吗？敌人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啊！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啰。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