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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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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说:“敌人向咱根据地‘蚕食’,我们给他来个以蚕食对蚕食,也到他的‘治安区’里去发展。那里什么咱们不熟悉,闭着眼睛也能跳来蹦去。日本鬼子再控制的严,咱们总会有办法活动。它就是个刀山,咱们也可以把它给踩平了。”
会后,“部队迅速在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行动起来了。”首先,我们从全团抽调了一百多名射击技术好,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和战士,组成二十五个孤胆射击小组,经常钻到敌人鼻子底下去活动,瞅到空子就打敌人的冷枪。这办法非常有效,使敌人防不胜防。
一天清晨,江家河据点的鬼子在炮楼下练刺杀,一来一往,毫无戒备。张钦指导员带的射击组沉着地埋伏在村旁,等到敌人集合讲评时,一阵排子枪打过去,鬼子虽然纷纷往炮楼里跑,但还是有五六个躺在那里爬不起来了。
七连二排带着射击小组,在北石殿看见有个鬼子哨兵,端着枪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二排长瞄准一枪就把他打倒在门口;小组的人还想乘鬼子出来收尸首时再给他两枪,但等了许久,再也不见有人敢露一下头。
在燕川北炮楼附近活动的射击组,看见有个鬼子小队长牵着一匹大洋马,像是有事出门的样子,当他的左腿正要跨上马背时,神枪手“啪”地一声,鬼子小队长连人带马都倒在地下了。
肖锋说:“这种冷枪杀敌运动的开展,一时打得敌人闻声丧胆,坐卧不宁。出操不敢出,站队不敢站,以至吃喝睡觉、散步放风,都只好闷在那方圆不过二三十步的炮楼里。”
随着经验的积累,冷枪慢慢发展为冷炮。“有一次,我们得到内线情报,日寇驻南甸的司令部,第二天要在南甸镇召开‘庆祝蚕食胜利大会’。我们连夜把迫击炮架在离南甸三里路的小北庄,严密隐藏好。第二天上午,鬼子和伪军刚集合好要开会时,突然一顿迫击炮弹掉在会场里,敌人死伤一片。他们的庆祝会是开不成了,只好晚上悄悄开了个追悼会。”肖锋说,“在冷枪、冷炮杀敌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几支坚强的武工队和便衣队,伸向建屏、正定、灵寿等敌人的纵深地带去,到处打伏击、捉汉奸、砸伪乡公所。有的一直摸到石家庄郊外的西兵营,袭击了日寇毛崎旅团的司令部。西兵营附近的陆军医院和飞机场里,也响起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枪声。”
照这个指导思想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把所得的战果作了初步统计,仅我团‘飞行射击’冷枪杀敌一项,在一个月内,即打死打伤敌人四百余名,而我们的伤亡却微乎其微。”肖锋深有感触地说,“对着这个几乎是‘四百比零’的数字,不禁使我又想起五团近年来的那些战斗,想起每次战斗中的伤亡和战绩。两种战术思想,两种作战方法,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像肖锋这样原先热衷于打大仗,看不起零打碎敲的,后来逐步认识到积小胜为大胜这个道理的干部,当然不止一个。像五团这样原来只会死打硬拼,后来学会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的部队,当然也不止五团这一个团。
1942年元旦,冀中部队18团3营正住在之光县(今清苑县东部)田蒿村,在同村住的地方干部,觉得“有主力部队”住在这,“心里觉得很踏实。上午饭大家包饺子过年,饺子正煮在锅里,突然,村边响起了枪声,原来敌人特务进村,打死了我部队的哨兵,并包围上来。”枪一响,大伙忙着突围出村,哪还顾得上吃饺子,亏得有人手疾眼快,临走从锅里捞了两笊篱饺子。用大棉袍前襟兜着跑了出来,大伙这才分着吃上几个饺子。日本人专挑我们过节吃饺子的时候搞偷袭,且屡屡得手,说明我们的战术思想的确要变一变了。本来,像聂荣臻说的,“我们就不能死抱着老经验不放,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硬往死胡同里钻。”“客观形势变了,我们的主观思想一定要赶上去。”又像刘伯承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干吧。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有一次,在山西辽县,他跟刘伯承师长骑着马聊天,正说着,他骑的马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我的马同时也受惊了,四蹄乱蹦。一刹间,两匹白马拼命向前奔跑。我们使劲抓住缰绳,等到各自勒马站定,才知道刚才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比作什么呢?”李达很有兴趣地问。
“游击战。”刘伯承说,话音刚落,又一群黄蜂飞过来,两匹战马一听到“嗡嗡”的声音就战栗起来,嘶叫着又跑了几步。
“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捋了捋马鬃,让马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
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对,这些黄蜂虽然蜇不死马,可是马也受不了。”李达领会了刘伯承的比喻,兴奋地说。
和日本人硬拼不行,就应像黄蜂一样去蜇敌人。五团一个团,一个月就打死打伤敌人400多,华北八路军上百个团,一个月就可打死打伤4万多敌人,一年就是近50万。日本人在华北总共才几个兵?可当年许多人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抱着老经验不放手。当年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换上了军装的农民,头脑顽固,眼光狭隘,不容易转弯子,又容易骄傲。正如毛泽东在致敦沫若的信中讲的,农民革命“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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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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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到敌人后方去”总算变成了各部队的自觉行动。在敌后开辟了许多隐藏的、秘密的根据地。彭德怀讲:“1942年秋,隐藏根据地在华北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
日本人也供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当年,整个华北都吹响了“到敌人后方去”的号角,但由于各地区敌情、我情的不同以及领导人重视程度的不同,这号角有的响得早一点,有的响得晚一点;有的声音大一些,有的则小一些。
像晋察冀军区,据聂荣臻回忆,是在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的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聂荣臻说:“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而在山东,由于敌人实施“蚕食”较晚,所以迟至1943年初,罗荣桓才提出以“翻边战术”打破敌人的“蚕食”。什么是“翻边战术”呢?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团长贺东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和敌人翻个边,敌人从哪里打过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可见“翻边战术”,就是“敌进我进”的山东版。经过激战,八路军拿下敌人后方郯城周围十八处据点,打得日本人直叫:“想不到,你们竟会打到后方来。在山东,保险的地方没有的啦!”“蚕食”我根据地的日军被迫全线后撤。在太行,邓小平指出,“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激烈的斗争”中,就包括“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
概括地说,华北各地区通过“敌进我进”的对策。早则1942年秋,迟则1943年甚至更晚,都先后打破了敌人的“蚕食”政策,这步棋又走活了。无怪当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称赞这一做法对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药是好药,可惜开得稍晚了一点,吃得稍迟了一点,见效自然也就缓了一点。在1941年,从八路军总部,到各军区,到各团,虽然都已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蚕食”政策等一套新谋略,新作法,但尚未能提出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办法。像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后来被称为“十大政策”的方针,这时尚未提出。在冀中,与1940年底相比,1941年底,“敌人点
碉由534个增到1026个,公路由2550公里,增至4310公里,封锁沟墙由540公里,增至2751公里。”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的时针,正嘀嗒嘀嗒地指向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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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中开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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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了公共汽车”
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人民军的高级将领访问北京时,曾当面请教林彪:怎样打败美帝?林彪的答案只有一个字:熬。他说,你们现在的情况和我们八年抗战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敌强我弱。没别的办法,熬吧。
林彪的回答令越南客人感到有些意外,他们本以为这位元帅,会说出一套道理来,没想到只说了一个字。这个字特有的中国含义,还着实让翻译为难了半天。怎么翻呢?你总不能翻成熬白菜的熬吧?其实,持久战的确要靠熬,看谁熬得过谁,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这是敌对双方意志的较量。日本人是很害怕这种较量的。1940年12月1日,当日军参谋总长杉山上奏时,“天皇”就曾不无担心地问道:“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在中国的日本军是否感觉到不好对付了?”
日本人虽说害怕持久战,可现实又迫使他们认识到,要征服中国,要打败共产党,必须作持久打算。“百团大战”后,一位名叫微中利一的日本众议员,甚至发表文章说:“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多田骏则有一句“名言”:“治安工作必须抓紧但不可急躁。”冈村宁次在1941年7月到任后,则“拟订了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稍有放松的扩大华北治安区的三年长期计划。”打算到1943年,争取使华北“达到满洲国的治安状况。”也即从1941年的“治安区”占10%,发展到1943年的“治安区”占70%。
冈村宁次这个3年计划实施了大约不到1年的样子,就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战后日本军史研究人员认为,“从日本方面来看华北治安战的全部经过,”1941年秋至1942年秋这一年度,“是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特别是1942年,过去的各种施策逐渐显示出效果。”“这是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他们还不无惋惜地说,“如能顺利进展下去,收到成果是可以期待的。”冈村宁次的3年“肃正计划”,为何未能“顺利进展下去”了呢?这与1941年最后一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有关。12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