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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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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系统，准备情况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边缘区的敌情观念要比中心区强，军队系统的战备情况要比地方系统强。
1942年4月底，也即“五一”大“扫荡”开始的前几天，九分区之光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刘剑华，因身体不好，领导安排他去中心区休养，他回忆说：“搭伴走路的人都爱聊天，自然很容易地说起自己所在地区的抗日工作情况说到敌人把之光县吞食完了，我们已基本转入地下活动，他们觉得意外。”
其实，不要说“五一”大“扫荡”前，边缘区和中心区的情况相差很大，就是“五一”大“扫荡”开始之后，一个地区已打得鸡飞狗跳，相邻的地区却仍然十分平静。滹沱河北已是鸡犬不宁了，“而河南地区却异常平静”，对此，在当年王林恐怕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小说《腹地》：天色大亮，汽车路东广阔的平原上好像是另一种世界，稀稀疏疏地散布着早起收拾青苗的农民。绿葱葱的树林，围绕着一个个村庄。村口照旧有儿童或者老头、妇女站岗查通行证，并且和颜悦色地要求每个过往行人朗诵和回答识字牌上的问话。大刚看到这景象，心里又是喜悦又是惊异：滹沱河北地区已经被敌人蚕食掉，汽车路西正在遭受敌人的疯狂烧杀，跟这一片土地相距不过几十里，仅仅是一条汽车路和一道滹沱河的分隔，竟是这样的不同，真令人不敢相信。是敌后根据地人民的麻痹，还是敌伪点线间的群众在反“扫荡”斗争中已经磨炼出来了呢？村口站岗的儿童，要问过往行人什么问题呢？据王林讲，当时“各村站岗的儿童查通行证时要考问你今年是什么年？你就得回答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年，是决定中国抗战胜利的一年，是决定冀中命运的一年，是决定我们县、我们区、村，我们自己命运的一年。”
当时许许多多回答过这个问题的人，恐怕都不会想到，他们的回答，竟真的成了历史的预言。这一年，真的是决定冀中命运的一年，也真的是决定“我们自己”命运的一年。
据刘剑华讲，1942年初，他所在的地区，斗争已是非常残酷了，他回忆说：“之光县是冀中区的边沿县，又是保定敌人的门户。
1941年底已被敌人蚕食了，敌人的气焰非常嚣张，修公路，建碉堡；三五成群的汉奸、特务随时出动，搜捕我抗日武装和工作人员，建立了各种伪组织等。一时乌云密布，群众抗日情绪受到挫折，暂时低落下来。”
刘剑华说，1942年3月出了这么一件事。之光县的两位干部，王毅（区委书记）和李凯卿（区小队成员）正住在南百塚村，不料这村里有个汉奸张文华，探知村里住着两个抗日干部，就带着据点里的敌人来抓人。这村子南边，有条几米宽，半人多深的河沟，汉奸是本村人，觉得村南有水，就领着敌人重点封锁村北，不想王毅他们两个没往村北跑，而是奔村南跑。他俩不顾天冷水凉，涉水而过，过了河沟，前头就是一片满是泥泞的大洼地。他们在头里跑，敌人在后头追，边追还边放枪，“王毅、凯卿飞快地跑着，棉鞋被烂泥粘掉了，泥下面还有没融化的冰茬，赤脚踩在冰上，像刀割一样痛。他们的棉衣在过河时被水浸透，越跑越觉得身上沉，跑着跑着跌倒了，爬起来再跑。湿衣服太沉，带不动，急中生智，他们边跑边脱衣服，将湿棉衣甩掉，赤裸着身子跑得更快，飞似地奔向胡指挥村了。”
两个人跑到胡指挥村，就进了村边一户人家。“恰好，里屋坐了一炕妇女，在玩纸牌。妇女们见外屋来了两个赤裸的青年，都吓愣了。青年妇女捂着脸跑出去。有人认识李凯卿，上岁数的妇女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俩简单地叙述了脱险情况。说完后，妇女们有的打水他们洗脚，有的拿出棉被让他们先盖上，有的去找衣裳，他俩吃过晚饭后转移了。”事后，刘剑华找到他们俩，“商量如何开展工作，两人都有点难开口。他们说，区里干部看不见了，村干部有的躲到外村，有的到外地跑买卖了。我们也得出去跑跑吃饭的道哇！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上级决定是坚持反蚕食斗争，隐蔽活动，保存力量。他们劝我先回县里，过了这阵再说。我看村里这种情况，是不能坚持工作的。村干部都想走，区里又没人，我只好回县请示上级了。”
刘剑华从工作已难以开展的六区回到当时在县里算是形势最稳定的一区，不料“这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情绪也暂时低落下来。领导同志采取了更为隐藏的活动方式，没有重大的问题向领导汇报和向上级请示是不易找到人的。”当时刘剑华住在南邓村，却不知道县长董杰就住在三里之外的大柳树村。直至4月26日上午，大柳树村的老乡跑出来，说村里来了好些鬼子，还有汽车，把董县长给抓走了，这才知道自己“苦思冥想”要找的上级，原来就住在附近。
可以想见，刘剑华从这么一个见上级见不着，下级又都想走的地方，从这么一个吃不好，睡不稳，大冷天让敌人追得光着身子跑的地方回到巩固的根据地，是怎样一种感受。他说：“我在根据地沐浴着春天的阳光，在休养所里，吃着病号营养饭，晚上脱掉衣服睡了几宿舒服觉。刚从残酷的斗争环境来到这里，像是进了天堂。”
那么，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如同“天堂”般的巩固根据地，究竟还有多大地盘呢？1943年7月冀中公安局的一份报告说，自1941年底至1942年初，敌人对我根据地加紧“蚕食”，“敌人这种步步压缩，进度很快，以致当时的整块巩固根据地，只有滹沱河南、沧石路北、滏阳河西、深安路东，南北七十余里，东西百余里的一个地区。”而就在这么点地盘上，却拥挤着“我七、八、九分区及军区机关部队、后方勤务部门，以及各种制造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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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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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天堂”也不是那么宁静，人们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扫荡”。刘剑华提到，来休养所看他的人也说，敌人要“扫荡”整个冀中区，这里也要准备反“扫荡”。不过，各个系统准备的情况不尽一致，一般地说，军队系统准备得要好一些，深入一些，而地方系统则差一些。当时任冀中回民抗战会主任，并兼抗联会主任的马玉槐老人对我们说，“五一”大“扫荡”，“从我来讲，是感到相当突然的。”他说，离敌占区近的，还有些敌情观念，地道战等也是在那些地方。而“深武饶安”及定县西部、肃宁南边等腹心区，生产、生活相对安定，敌情观念要淡薄得多。马玉槐说，当时干部有的也讲究点穿戴了。上身是白布衣服，下身是紫花布裤子，有点线条了，和老乡的穿戴不大一样。机关里不少人又留了头。各个群众团体差不多都有刊物。“从这也能看出形势好。”采访马玉槐记录。
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冀中的文化建设是有名的，岂止是办刊物。在1941年，冀中的文化生活中有好几件值得一提的大事：一是发起“冀中一日”写作运动；一是军区火线剧社演出了大型话剧《日出》；一是文艺工作者到敌人据点、炮楼前开展“政治攻势”。文化事业的繁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形势相对而言还比较稳定。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1937年底至1938年秋是冀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话，那么1940年秋至1941年冬这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算是冀中第二个黄金时代了。有的老人甚至说，一直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都没觉得有多紧张。尽管日伪要大“扫荡”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但东西早就收拾好了，敌人来了，要不跟着部队走，要不到下面去躲一躲，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老人还说，1941年以来，形势虽日趋紧张，但这种紧张与此前有些不同。1941年以前，敌人每年都要搞几次大“扫荡”，气势汹汹，不可一世。1941年以后，特别是1941年下半年，敌人没搞大规模“扫荡”，只是不声不响地“蚕食”人们在感觉上，并不觉得多紧张。就好比一个人，一年生了几场大病，发了几次高烧，就记得那一年身体不好。而如果在一年里只是小病小灾，尽管病菌在步步深入，连续发作，但在记忆中似乎是没闹过什么病。有的老人还说，印象中“五一”大“扫荡”前，中心区据点的敌人，似乎较以往“平静”，他们说，这，说不定也是日本人的诡计。采访王炎记录。
马玉槐很是留恋那两年的时光，他说，那两年，“抗日歌曲也唱，情歌小调也唱。”采访马玉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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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倒计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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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来了”
1941年7月11日——距“五一”大“扫荡”9个多月。
在这一天，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指出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解决中国事件仍是日寇之基本国策，严重镇压我党我军又成为敌寇北进反苏或解决中国事件的必要手段，根据近日敌兵北撤及集结情况来看，敌有大规模‘扫荡’晋察冀边区全部，特别是首先‘扫荡’冀中区之极大可能。”为此“冀中区之党政军民应迅速地进行广泛的反‘扫荡’的动员准备，在敌人极严重的‘扫荡’情况下，能坚持斗争战胜敌人的‘扫荡。’”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急于利用对他们有利的国际形势捞一把：要么“北进”进攻苏联，要么“南进”进攻东南亚。但不论“北进”还是“南进”，都必须尽快从中国战场脱身，而要从中国战场脱身，又必须打击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八路军，又必须进攻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在华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八路军总部对日军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的估计是正确的，对日军即将对晋察冀实施大规模“扫荡”的预测也是正确的。但对日军的主攻方向估计不太准确。现在我们都知道了，1941年华北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是路西山区根据地，而不是冀中。
1941年，我们估计日本人要“扫荡”冀中，而日本人却“扫荡”了路西山区；1942年，日本人声称要“扫荡”路西，实际却“扫荡”了冀中。历史，有时也真是会捉弄人。1941年10月4日——距“五一”大“扫荡”6个多月。
这时日军对路西的“扫荡”已接近尾声。冀中区领导分析了日军对路西山区“扫荡”的形势后，认为日本人腾出手后，有可能回过头进逼、压迫冀中。为此发出反“扫荡”指示，要求各部适当分散，以免遭敌合击，并寻机歼灭小股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阻止敌之“蚕食”。
据此月月底的统计：敌人在冀中的据点，为1026个，公路达到4310公里，封锁沟（墙）达2751公里。铁路两侧普遍挖有一至两条封锁沟。形势已是十分严重，但10月15日日军结束对路西的“扫荡”后，并未回过头来对冀中实行大规模“扫荡”，只是继续实行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争夺的“蚕食”政策。
1942年1月——距“五一”大“扫荡”约4个月。
一批日伪高级特务于天津海光寺召开会议，对即将开始的冀中作战进行了“专门详尽的讨论”。
1942年2月7日——距“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