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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了身旁的参谋长一眼后，陈武继续说：“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在玩弄诡计方面有一套，但指挥打仗只是个连长的材料。这话，现在看来一点儿不假。还有董钊，今天我看他的才能，充其量也只配当个排长，根本不是军长的料。你瞧，如果山头上人家共军有大部队，这时候来个出击，他这张‘王牌’就要完蛋。到那会儿，他俩哭爹都来不及。”陈武发泄着几天来的满腹积愤与牢骚。
直到下午3 时，在七八架低飞盘旋的蒋机掩护下，国民党军的整编第1 师才由其第1 旅打头，畏畏缩缩地进人延安城。
面对早已人去室空的街巷、窑洞，这些国民党兵如临大敌，如履薄冰。阵风吹动店铺的标牌，他们会立时一通机枪狂扫；登檐扑扑而飞的惊鸡，他们也要随即卧倒仓惶射击；就是街旁巷口的土堆柴垛，也被他们看作暗藏机关。
待到确信没有伏兵，没有雷阵后，这些洗财心切的国民党军官兵，才放肆地争先恐后地抢掠起来。
然而，当他们撞开院门，砸开门销，闯人屋内搜寻时，看到的只是整整齐齐、明亮晶光的桌椅板凳和空空的箱子缸罐。
一无所获的国民党军官兵，气急败坏地报复这座空城。他们砸破水缸、菜罐，毁坏家什，打碎窗子，拆走门板，点燃房屋，无所不用其极。
延安市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墙报，有的被揭去了，那些揭不去，刮不下的就用白粉、墨水覆盖，或被重新刷上他们的标语。
市政府机关的门额，被涂改为国民党“肤施县政府”字样；新市场大门楼上，挂起了“除匪安民”的横幅。
延安城笼罩在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之中。
就在国民党军肆意作践延安时，国民党空军西安指挥所的电话铃响起来，正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相并而坐，不知谈论着什么的范汉杰，急忙起身去接。
范汉杰时任国民党陆军部副司令，主要分管国民党军队的教育训练。3 月初，蒋介石组织国民党军陆总徐州司令部，要他兼任郑州指挥所主任。
正当范汉杰在郑州部署部队时，突于3 月10日接到胡宗南由西安派专机送去的亲笔信，告知其蒋介石要他去西安协助胡宗南进攻延安，主要任务是专任蒋与胡之间的电话的传达和联络。信上还讲，陕北战事关系重大，务要他乘原机即刻动身去西安。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统帅部的急电也送到了范汉杰手上，命令他马上奔赴西安尽职。
突如其来的任务，使范汉杰毫无考虑的余地，他向徐州征得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同意后，即于3 月11日晨飞往西安。
当时，西安绥署和国防部一般参谋机构的联系，是由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负责的，范汉杰的任务是，在专线电话架设好之前，只专负责蒋介石和胡宗南之间的直接联系。为力求通讯联络便捷，范汉杰和王叔铭一起住在空军西安指挥所内。
“汉杰尼吗？”范汉杰抓起话筒，便听见蒋介石那掩饰不住喜悦的声音。蒋介石从西安空军提供的消息中，得知延安已经到手，因此兴奋异常。
范汉杰习惯性地两脚一磕，立正回答：“卑职恭听，请委员长训示。”
“共匪首的老巢已经攻下了，你知道吗？”蒋介石还不知道范汉杰与王叔铭就同住在空军西安指挥所里。
范汉杰回答：“已听到空军方面的空中观察报告了。”
“知道有哪些重要缴获吗？”蒋介石急不可耐地追问。
范汉杰说：“现时还不清楚，陆军方面的报告还没有来。”
“此事至关重大，有情况尽快告我。”蒋介石既是命令又不无责备地说。
“是，委员长，学生一定尽职。”
放下电话，范汉杰冲着王叔铭摊摊双手说：“怎么办？南京着急了。”
王叔铭却不急不忙地说：“你才晓得呀！前两天陈诚来电话，悄悄给我讲：校长现在对你们那边可是跷足以待，寝食不安，度日如年啊！”原来，自从胡宗南进攻延安打响后，坐镇南京官邸的蒋介石，就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希望听到攻占延安的消息。
胡宗南曾几次对蒋介石大夸海口，说什么要奇兵突袭，三天拿下延安。蒋介石当时就不十分相信，曾对总统府长官吴忠信说：“三天，谈何容易？我看五天能攻下延安就不错了！”
果不其然，蒋介石守在电话机旁，三天后接到国防部报告：“胡宗南大军遇到共军的强烈抵抗，右路军才到达临真镇。金盆湾；左路刚刚攻占甘泉县的峻山。”第五天，国防部又报告：胡部在金盆湾、南泥湾裹足不前。就这样，蒋介石耐着性子等了七天。
苦苦企盼中的蒋介石，当得到空军方面的观察结果，获悉胡宗南军队已攻人延安城内后，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又怎么能不急于知道更多的情况呢。
之后，蒋介石频频打来电话，急急催报有关情况。范汉杰连连询问胡宗南，可胡总是含含糊糊，只推说还在清查之中。这可害苦了专侍蒋胡之间传呼电话的范汉杰。
后来，范汉杰在追忆这段历史时，曾写下这样三段文字：“这时的蒋介石，犹如秀才待榜，怀着满腔希望和焦虑的心情，不断地打电话追问清查的结果。不仅向我追问，也向王叔铭追问，问题的中心集中在‘有什么重要的虏获？有中共首脑人物和重要的有关中共党政军文件没有？中共首脑人物去向如何？’所有这些，我也只能向胡宗南追问。可是天晓得，我问胡，胡也答不出。因为他们既没有虏获到什么共产党的重要文件，更没俘获到什么首脑人物。延安的空室清野很彻底，既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向导。不但处在第一线后方的胡宗南得不到情况，就连董钊、刘勘他们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同样也得不到情况。
“解放军和中共的首脑人物究竟到哪里去了？谁也无法答复。尽管胡宗南谎报俘虏5 万人，蒋自然知道是假的。蒋所要追问的是更为具体的情况。在蒋心目中的事，虽他并没有明白说出，我也知道几分。因为战事连连失败以来，多少有些顽固分子埋怨在重庆谈判时，不应该给毛主席以‘龙归大海’的机会。现在蒋之如此关心中共首脑人物，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那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再三追问的结果，竟使他由失望而感到烦躁。为了掩饰他那种复杂的心情，他渐渐把追问的重点转移到‘虏获了什么重要文书、档案、方案、计划、命令’等等上面，再三表示‘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并着重指出‘一定要查明共军的去向。’所有这些，我和胡宗南也都是苦心追求而不能答的，只好一概往后推，事实当然还是失望。我当时被卡在蒋介石和胡宗南之间，真是一问三不知，弄得非常尴尬，狼狈不堪。”
范汉杰遭枷板罪之日，也正是胡宗南大胆“创作”之时。
坐镇洛川的胡宗南，接到董钊关于第一旅已经占领延安的电报后，乐得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急急忙忙朝前线指挥所的作战室走去。
“薛副参谋长在哪里？”胡宗南人还在门外，其喊叫声已在屋里响起来。
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薛敏泉应声迎将上来：“胡主任有何见教？”
“马上给南京发电，向委员长报告。”胡宗南边说边背上手，仰起脸，踱着步，摆好了口授电文的架势。
薛敏泉急忙示意作战参谋和发报员，做好记录和发报准备。
稍稍停息，胡宗南咳嗽一声，清清嗓子后一字一句地口述道：“蒋委员长台鉴：我军经7 昼夜的激战，第1 旅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 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胡宗南。”
薛敏泉轻轻走近胡宗南低低耳语道：“主任，国防部、参谋总部和蒋先生似乎都知道，共军在延安的总兵力也不过三四万余人。”
“他们不会增援？”胡宗南把眼睛一瞪说：“边区还有大批民兵呢。再说，党国需要大量歼灭共匪，委员长需要大批歼匪的好消息，也让世界知道我们勇猛善战的西北军。”薛海泉不再吭声，只是心里想：增援在哪里？民兵？怕连城里的老百姓加在一起，能有1 万多人就不错了，何况连人的影子都见不着。只怕是谎撒大了，将来收不了场。
“薛副参谋长，给我要通盛参谋长的电话，我有话跟他讲。”胡宗南对着薛敏泉命令式的说。胡宗南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把喜讯散播出去，速度越快、声势越大越好。
薛敏泉要通盛文后，把话筒递给胡宗南。
“盛文弟吗？延安已被我军攻占！你马上派人与电台联系，要他们立即安排播出，文稿随后电发给你。”胡宗南给留守西安的绥靖公署参谋长下达了任务。
广播电文刚拟好，盛文从西安来电话，说是经交涉后，西安电台安排明天播出，因今晚播音即要结束了。
胡宗南一听火冒三丈，大发脾气，告诉盛文：“就说我胡宗南讲的，不论多晚，今晚必须播出，稍有耽误，拿它台长军法从事”。胡宗南已经急昏了头。
西安电台终于在深夜，以《攻克赤都延安大捷》为题，播发了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消息。
几乎是与电台播出消息的同时，胡宗南发向南京的电报也送到了蒋介石手上。
尽管相对于空军方面的报告，这已经是迟到消息，但蒋介石仍然久久地盯着那两行字发痴，毕竟陆上报来的要比空中观察来的实际的多。
好大一会儿，蒋介石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恢复了常态。
多少年来，延安一直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自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冲破蒋介石百万大兵的围追堵截，行程二万五千里到达吴起镇始，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其首府延安，从抗日战争以来，一直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解放军总部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是共产党指挥中枢，也是全国各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治中心。
为了消灭边区和夺取延安，蒋介石费尽了心机，还曾因为亲督张学良、杨虎城进攻边区被扣押，险些丢了性命。今天，胡宗南率部占领了延安，不论歼俘获取多少，终是一解心头之恨，也给消灭共产党带来了一丝希望。
想到此，蒋介石提起笔来，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几行清秀的字迹：宗南：将士用命，一举功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使谕嘉勉，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勘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中正。“
写完后，蒋介石细细看了一遍，把它交到一直侍立于旁的委员长待从室第二主任陈布雷的手里，说：“明早用电报发出去，不得耽误。”
“是，请委座放心。”陈布雷毕恭毕敬地轻声说道。
从蒋介石的神态和亲自拟写电文，以及蒋介石几天前的“陕北那边的情况，要随到随报”的交待，陈布雷依据多年的经验，感受到了蒋此刻的异常心情，也悟出了胡宗南及其西北战事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
3 月20日上午，胡宗南正为收到蒋介石的御笔嘉勉电而狂喜时，忽然董钊来电话，说是因为赏金问题，他的第1 旅和第78旅争得不可开交，相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