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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吉米·戴伊乘着“本宁顿”号航母快要到目的地时，他一贯的乐观精神突然不见了。吉米得出了和弗洛伊德·霍尔同样的结论：他回不去了。为了缓解心中的痛苦，吉米给他“亲爱的老爸老妈”写了封信，信中说他们是他的好爸爸、好妈妈。
您和爸爸从来都不阻拦我做任何事。你们让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是我想要却没有得到的。
我的家不仅仅是个家，我的好朋友们都知道我家又干净又漂亮，我可以把好朋友带回家里，而且他们一定能受到你们的欢迎和最好的款待。同时，我们在家里还可以玩得很高兴，不像别的同学在家里时就像呆在瓷器店一样处处要小心翼翼。我想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有这么幸福的一个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多爱这个家。
吉米还提到了格洛里亚·尼尔兹，就是坐在沙发上温柔地搂着他的头的“那个女孩”。他在信中说，是“命运将我们分离”。他从来没有明说，也没有明确地写过“我将不会回来了”，但在这封信中，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知道如果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会特别难过，”他对父母说道。他说，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报名参军是他自己的决定。“我去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并不害怕去打仗，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吉米继续写道，他还告诉父母要坚强：“上帝与你们同在，他会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振作起来。我记得无论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你们总会说，‘我们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结果就真的解决了，所以我这次也一样。”最后一段他写道：“就写到这儿吧，再见了。上帝会保佑你们，让你们活下去的，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在一起的。”
对于一个要去打仗的年轻人来说，想到自己一定会死的还真不多见。当时流传着一个小故事，说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战前接受任务时，长官对他们说，“你们三个当中有两个不能活着回来了。”这时，他们三个当中的每个人都看着另两个人，心里想着，“那两个倒霉的家伙。”
在我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曾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我从来没听到过他们当中有人说，“我想我要在战斗中牺牲了。”而且我也从来没听过哪个活下来的人说起“他告诉我他可能回不来了”。调查中，我发现只有四个人说过他们再也回不来的话，他们是硫黄岛的升旗手迈克·斯特兰克和哈伦·布洛克以及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和吉米·戴伊。他们都曾对身边的人说过，“结局一定就是这样的。”他们四个说过自己会死，结果他们四个都说对了。
吉米从来没有对格洛里亚·尼尔兹说过他的这种想法，于是她继续定期给他写信，每晚枕着他的照片入睡。那是吉米穿着海军制服拍的一张特写照片，照片上的吉米有着迷人的蓝眼睛，好看的典型美国人的相貌。格洛里亚把这张照片放在了相框里。圣诞节的时候，她给吉米寄去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条围巾很漂亮，我正好能买得起，”她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我觉得他围上那条围巾一定很好看。”
格雷迪·约克和吉米·戴伊同在一艘船上，他也给家里写信。吉米知道信件检查员能看到他信里的内容，所以不敢写太多，但他却一遍又一遍地写到他有多么想家，那是些看了让人揪心的句子，比如“我觉得你们一定没有我这么孤独”。在一封信中，他按照实物飞机的样子画了三架飞机，他问妈妈，“您觉得我会成为一个画家吗？如果我这儿有颜料和画笔的话，我就会给您画张好看的图画。”
当舰队离战争越来越近的时候，格雷迪每天就安静地坐在那里画画，画那些天空中呼啸飞过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但他的画却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外表光鲜的飞机，事实上却是带来死亡和毁灭的机器，它们归根结底是战争的工具。这些飞机对日本人来说则意味着他们在面对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时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
就在格雷迪画画儿和想妈妈时，日本的一部新闻短片把无人岛描述成了“适合屠杀美国鬼子的地方”。还有一本杂志上宣称，如果越来越多的美国鬼子“被送进地狱，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清净”。
格雷迪·约克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敌人，敌人把他当成了一个野蛮的鬼子。但这个19岁的小伙子从来没有在信中说过他当时有多害怕，他只在最后一封信的最后的一句话写道：“为我祈祷吧！”
第十二章 航母战争
你的头脑告诉你不要上那架飞机，因为你将会死得很难看。但我们的头脑也告诉我们必须要为祖国做点事情。
——罗迪·道尔
载着飞行员们去打仗的航空母舰就像一座座漂浮着的美国小城。船上的小伙子们有地方看医生，也有地方剪头发。每天早餐喝咖啡的时候还可以看看船上当天的报纸。他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自己想看的书，也能在综合商店里买到想要的东西。水手们的日常工作很有规律，做礼拜、吃汉堡、玩篮球、洗热水澡，还能看电影。他们睡在干净的床铺上，穿着定期清洗的制服。
呆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一点儿也看不出他们是处在战争中。太平洋战争的战场是历史上最大的战场，航母舰队浩浩荡荡地航行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上。由于距离遥远，路上航行就要花掉很多时间。美国的士兵们从西海岸的海港出发，航程相当于从纽约到洛杉矶再折返那么远的一段距离，最后到达太平洋战场。
当厄尼·派尔看到在西太平洋岛屿上的战斗机被带回到珍珠港时惊讶不已，“这就像花两个星期把一架滩头阵地战斗机从意大利的安尼奥一路开回堪萨斯城一样。”
航行距离远是航母战争不同寻常的特征之一。欧洲战场的战斗中也有飞机参与作战。但那种战争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无非就是那种摸爬滚打，冷酷无情又不可开交的战争。但太平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这样的一场战争：飞行员们在铺着台布的餐桌上就餐后，马上起飞投入战斗，而飞机则有可能会被突然击落。飞机在这场战争中给数百万人带去了苦难，而飞行员们却几乎连敌人的模样也没见过。
飞行员是航母上最重要的乘客。他们可以使舰队富有攻击力，也能保护舰队的安全。过去那种大型舰船之间互相开火短兵相接的战斗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经过远距离飞行后抵达战场投入战斗。而这些容易受到空中打击的舰船可以靠船上的飞机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我们在船上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无线电技师乔治·弗莱施纳说道。“除了在飞行中我们有事可做，其他时间就是闲着了。我们会在指定的某一天飞行三至四个小时；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飞行任务的。我们真的感觉不到自己就是船上的一分子，反倒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件附属品。”
由于飞行员在战斗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他们在船上的住宿条件也最舒服。“和在陆地上比起来，我更愿意呆在船上。”飞行员沃尔特·斯通布雷克说道。“在航母上，你住在装有空调的营房里，条件又好。房间虽小，但却整洁有序。你还有一张书桌。而且吃得特别好。有人每两天为你洗一次衣服。你还可以剪头发。我在岛上的朋友们住的是帐篷，在泥里排着队用铁盘子吃饭。我在船上过的可真是一流的日子。桌上铺着亚麻台布，吃饭时使用的是精美的餐具，简直就像是在五星级酒店里。还有一点就是，船上的一切都特别干净。每架飞机都特别干净，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机会被弄脏。”
机枪手和无线电技师都是士兵，他们和飞行员们住的地方是分开的。“我们把军官们的营房称作‘上帝的国度’。”乔治·弗莱施纳回忆道。海军中，士兵和军官是被严格划分开来的。他们之间不可能有过多的交往，在船上，他们各过各的生活。“就连我们上船的时候，走的都是不同的踏板——士兵和军官们各走各的。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敌对——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在航母上有一个地方是所有人都可以去的，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他们都可以去“准备室”呆着。“准备室就像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人的又一个家。那儿既是办公室，又是教室，还可以是电影院，或者是客厅。墙上有公告牌、图表、地图、海报，还有简报指南。”准备室相当于一个“控制中心”，所有人都在那里接受任务，进行战后汇报，有的时候还可以闲呆在那里。“我们在那儿看书、玩闹、打牌、玩多米诺骨牌、下跳棋、熨衣服、休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文斯·卡纳扎说道。“准备室每天都24小时开放，”弗莱施纳补充道。“军官们坐在前面，我们坐在后面。我们不和他们打交道，甚至不和他们一起玩牌。”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解释说，“尽管我们和那些士兵们共用一个准备室，但等级制度还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军官，他们是飞行员。”
“准备室里非常舒服，”文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安乐椅，就像你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样，就是不像现在这么软。每把椅子下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存物柜，休息室后面还有更衣室，我们的飞行服、降落伞背带、手枪、小刀都锁在那儿的柜子里。”飞行员们都知道这些柜子对他们来讲是多么重要。“我们在准备室里就是不停地讲话，我们整天坐在那儿就是不停地聊天儿。有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那个时候都聊些什么啊？”罗迪·道尔回忆道。
“准备室外面是一间小厨房，”无线电技师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说，“我们随时都有东西吃。那些没去飞行的人总会为那些外出飞行的伙伴们准备一些吃的东西。那儿有三明治、咖啡、牛奶和果汁。”“我们常吃的一种快餐就是把罐装咸牛肉和腌菜搅和在一起，然后夹到肉糜糕里，放在盘子上就着三明治或者饼干一起吃。”
但这些只是我们在准备室里吃到的东西。士兵们的一日三餐通常是在食堂里吃的。“我们吃脱水鸡蛋拌番茄酱，”文斯回忆说，“我们常吃斯帕姆午餐肉，加上菠萝、番茄和卷心菜；吃煮牛肉、牛肉干，新鲜土豆泥或者脱水土豆泥，罐装蔬菜，还有一种用牛肉饼和腊肠做的肉末。”
乔治·弗莱施纳说道：“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们吃不到任何红颜色的果酱，只有橘子酱。我总是在想，是不是哪个橘子酱生产商贿赂好了船上的什么人，他把我们的果酱都给垄断了。”
“我们在受到袭击时，”文斯说道，“他们就会把食堂关闭，理由是保卫食堂。他们会把水壶、蓝色瓷咖啡壶，还有两加仑的豌豆汤或蔬菜汤放好。那些咖啡壶被悬系在一根绳索上，这样船体摇晃的时候，那些壶也跟着一起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