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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运到上海的鸦片烟日渐增多，工部局无法禁止，于是外国人就和中国秘密会社互相勾结，便宜行事。这里的几千个外国居民深深相信：中国人是天生为非作歹、招摇撞骗、背着政府于坏事的。
同时，在商业方面，内地轮船航运仍然主要掌握在英国商人手里。当时中国各省都有煤抽代理站，煤油是最普遍行销的现代商品。农民用它点灯来代替蜡烛和植物油灯，可取得更大的亮光。这种煤油是由美国德士古公司或英荷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所属的亚洲石油公司销售的人。另外大众消费最广泛的一种外国货是英美烟草公司（主要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 杜克掌管）的卷烟。该公司的买办们把烟草种子和贷款发给华北的烟草耕种户，然后收集他们的产品，供给加工中心和几个大的卷烟工厂。烟草业中，从东南亚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始同他们竟争。中国公司在这以前就同外商竟争了。在一些外国控制地区，首先是英国殖民地香港和上海公共租界，一批中国商人很快地脱颖而出。
几百个小的教会学校形成的网络以及教堂、诊所和医院散布在各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渐增多的中国基督教徒、有现代头脑的和爱国的人们的创造。他们响应基督教义的号召，并认为这些设施对改善中国现状是有效的。随着旧有的信仰在纷乱中失去生命力，基督教就有了比17 世纪明清过渡时代更广泛的发展机会。这些宗教设施和商业设施中的大部分职工都是中国人，这些人是共和国新兴的社会成员。他们都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因为条约中治外法权条款规定，所有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佣人，除非通过他们自己的领事渠道外，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这样，中国的半殖民地位保护了相当一部分公用事业免于军阀的蹂肺。同时，正像玛丽？ 赖特教授说的：“外国太上皇的地位既辱污又激怒了中国爱国者，但同时给了他们效法或者避免的范例。’；
总而言之，军阀行径是一种奇异的有限度的混乱。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洋化了的、现代郊区的边缘地带，也没有直接打击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军阀和传教士有时候会互相勾结起来：有一个住在成都的美国传教士的妻子发现城外围城的军阀士兵正朝教会住宅开枪射击，她就写信给城里和城外两方面的头目。这两位将军居然下令停止射击，让这家美国人从城的北门溜出去度假去了。
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新的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他们经过哪里，就靠哪里的老百姓供应，以苛捐杂税把他们管辖的省敲诈得精光。但是他们实际打仗是有限的。中国人民从直接的破坏中受到的祸害倒不是最多，最严重的是慢性的摧毁：大河堤坝不维修，听任黄河泛滥；鸦片恢复生产，因为贩运或者走私可以勒索重税；经济生活支离破碎，长期投资越来越少，资金亏损娜用超过投放，就像修了铁路而任车皮搁置磨损。此外还有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最糟糕的是在这个“以德治国”的国家里，公共道德败坏至极。梁启超几乎绝望地说：“在今日中国，只有欺骗、狡诈、恶毒、残忍的人，才能得其所哉。”
探索军阀横行的政治，就好比要记住一个你从未访间过的城市的公共汽车路线一样，而这些路线每天都在变来变去。我们自己会弄得糊里糊涂，越发对中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下去感到难过。现在我们不妨掉过头来看看“基督将军”冯玉祥（1882 一1948 ）的经历。这是一个身材硕壮的军人领袖，农民孩子出身，11 岁时开始当兵，后成为华北陆军模范旅长。他关心部下的甘苦，接受新的思潮。能说会道的莫特牧师在中国青年会宣教时，于1913 年接收了他洗礼。有一个时期，冯同传教士们来往较多，他们把他看做当代的克伦威尔，他以新教的严酷规矩约束部队。冯曾否用消防队水龙头来给部队洗礼，还没有查考过，但他的确在实际生活中教育部队，如提倡修路、种树、在驻军的地方实行进步的改革。他当了督军和大军阀之后，把他的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并开始和苏联打交道，希图取得武器。但是有一次军阀混战时，他也像他的对手一样征兵征粮，强制征税，他的军队也照样掠夺百姓。他做的一件最惊人的事，是倒他的上司吴佩孚的戈，联络他们原先的敌人张作霖。他自己在1924 年进驻北京。但是时间过去，伤口结了疤。1926 年吴跟张又携起手来，将冯赶出北京。后来打败了其他军阀的蒋介石，把玛拉到一边，名义上让他做副总司令，听任他在人看管下住在草屋里练习书法，学习英文，如同我们有些人在1943 年在重庆郊外看过的那样。
这200 名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和他们那些步履跳姗的队伍，在1916 一1928 年军阀混战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造成了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麒武主义。在这个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民族进取心却处于低潮。
这已足以激发起任何一个爱国者了。一个新的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时代显而易见已经成熟了。
11 新文化和中国的人文教育
到了1919 年，中国的政治主体― 学生、教育者、农村有实力者、城市商人、政府公务员、工会以及前面说过的军人― 充满着被压抑的爱国主义激情。1912 年日本夺得德国在山东省的原有地位，以及1915 年的“二十一条”，在人们的心中都记忆犹新。凡尔赛和平会议正在召开，全国人民关心会议结果是否让日本继续占领山东。当人们知道日本的要求不但基于19 口年与英、法、意三国达成的秘密战时协议，还基于1918 年日本和北京安福系政府间的密约时，无不感到奇耻大辱，义愤填膺。
1919 年5 月4 日，不利的决定新闻传到北京后，北京13个院校3000名学生在故宫前的天安门集会示威。他们的宣言是：“中国的土地或许会被占领，但它不能割让！中国人民可能被屠杀，但决不投降。我们国家将被灭亡！同胞们，起来！”紧接着游行时，一个亲日派官员遭到痛打，另一个家被放了火。这一颗暴力的火星点燃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火焰：商店关门罢工，工会罢工，学生运动较前更有组织，积极主动，声势浩大，北京的军阀关押了1150 名学生，监狱不够用，还用了一部分大学校舍关人，使形势大为紧张。在公众的普遍抗议下他们最终被释放。民族主义获得胜利，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这场发生在5 月4 日的运动被中国用数目字的方法称为“五四”运动。每一个观察家对这场运动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已起源于这场运动。中国国民党则不这么看。在当时，“五四”运动确实采取了激烈的方式，但它比其他运动流血要少。作为整个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同1916 年到1928 年的军阀时代对比起来，中国开始进人一个一般被称为国民革命的政治革命阶段。它的政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两个列宁主义式的党当时都宣传它们要在全国实行独裁。孙中山东山再起，1923 年回到广州，在苏联指点下，改组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成立一个统一战线，并在1904 年建立了国民政府。孙的后继者蒋介石于】 926 年指挥北伐，从广州打到长江，反转来又打共产党，1928 年在南京建立起右派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1921 年正式成立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则在国民革命中同国民党既竞争又合作，而在1 兜7 年破裂时几乎完全被消灭。这样，为世纪沁年代的全部新闻都是政治。它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整个注意力，正像他们总是从相当远的距离审视战争和暗杀那样。
不过，在1916 一1928 年间，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在进行中，这就是当军阀混战（主要在北方）和国民革命（主要在南方）进行时，同它们平行的一个多元的知识、文化、学术运动也在进行着。这场运动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主张：创建一个新中国的新思想只能来自在政治行动之前进行的艰苦的学习和思考。这种新文化运动试图避开政治的腐败活动。从事这个运动的人们提出不跟政府发生关系，这在自古以来最有学问的人差不多自然都做大官（“学而优则仕”）的国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步骤。他们的目的是将现代知识应用到中国问题上去。这就得建立一套学术制度和机构以作为必要的工具，来培养一个有批判头脑的、富于创造性的新的知识领导层。这个运动是由几百个年轻学者领导的，他们主要是从西欧和美国获得启发。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受布尔什维克革命范例所鼓舞并遵循苏维埃模式的党的组织者。与此同时，关于救国问题，中国的保守思想（现在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已亮明了一些主要观点。革新运动的一派人爱讲“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这派人并不否认进化的事实和各国之间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事实，但是关心的焦点在文学、语言、风俗和宗教，总而言之，在中国的价值制度方面。梁启超在1911 年革命以后，作为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而提出“家族主义”，以此证明一些基本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念，例如“属”、“名分”等。这种中国文化价值的分析，支持了而且实际上表现了民族主义。从内涵来看，它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的，人们至今还是这样看的。
对中国而言，这种观点的含义是：某些孔夫子的原则和深奥的价值，在进化当中仍然会存在下去，它们只能慢慢地改变。按照这种看法，文化总是走在政治的前面，而全盘西化是一个大错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选择输人什么机器而已。梁启超对于1919 年的凡尔赛和会所抱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看出在这个和会上，中国的权利被人抹杀，显然财富和武力胜过了真理。他的宇宙观迈出另外一步，他回到中国，感到导致世界大战的这场屠杀的欧洲文明，缺乏一种正当的集体观念。西方奉行理性科学至上和着重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结果是使西方走人迷途。
在另一方面，康有为想把孔教定为国教的企图不符合基本的文化定义。简单说来，宗教在西方虽曾在国家与教堂二元领导下，却与政治是分别开来的。可是在中国，孔教国家却包容了文学、哲学、政治和国家对皇帝的崇拜，并且将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1911 年革命以后，各省都纷纷成立了孔教团体，力图使中国传统的精华永远传流下去。有一种看法认为，立孔教为国教与现代科学并行不悖，但是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种可利用的计谋而不是基本的原则。
另外一种看法，坦率地说，就是玄学，或形而上学，认为科学的理性和机械学，都不能包容心灵的直觉生活。这里显然存在着佛教的影响，把物质的西方和精神的东方对立起来。这种论点在20 世纪20 年代发展成为科学与玄学的一场论争― 这时的玄学恢复了明朝哲学家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这种‘； ．心”和“物”的争论是在中国的传统方式下进行的。主张现代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