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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向当权者提出净谏的话，对毛― 只要他在当权― 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想法时常改变。知识分子没有内在的至高无上的裁决权来克服群众的歇斯底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好利用了公众的这种心理和对权威的盲目服从。
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的、激发了“红卫兵”和其他一些人热情的理想主义，本来是颇为单纯的。但是干起来以后．失望、虚伪、腐败等等情况都插进来了，再加上个人野心和投机取巧也都来了。
投机分子是最容易受毛的指挥棒指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是“红卫兵”的创造者。他们紧跟他的指示到各大学去造反。他指挥了后来的“夺权”以及使用人民解放军恢复治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江青和她的同事们也许利用了毛的梢力不足，但是主要的决定都是盖有他自己的戳记的。
毛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神通广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领袖积累起了皇帝般的特权。这种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先例或风气可加以限制。这之所以可能，又因为他主持这样一个政权，它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基于他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意识。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20 世纪5O 年代初期迫害了许多美国人，但是他没有警察权。法律许可他传讯和诬陷别人，但不许可他逮捕或刑讯别人。美国1692 年马萨诸塞州塞萨勒姆的巫术大案也曾有些文革精神。要在历史上找先例，可以回溯到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战争时代。那些宗教法庭审判，甚至1814 年在罗马还生动地出现过。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般人民大众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是过于简单化了。对西方作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大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别的国家的同行自然也都是好人。我们都有一种先人为主的毛病，就是支持全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和人权。
显然在毛看来，1969 年以前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多数还是自由主义者。同时，“现行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学者一官僚阶级。高级党校毕业生，甚至莫斯科训练的留苏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可是对于毛的新观点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在政府和党的系统中，他们是编辑、作家、教育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对于党的路线问题，都能够发表长篇大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搜长于旧学者的技艺：如写字、绘画、做诗、考古、搞历史研究。不但如此，他们也像旧时代的真正儒生官宦一样，形成互相攀比的高级士大夫阶层。如果有机会，他们也可以为权力地位雄心勃勃地争夺起来。派别斗争发展起来的话，他们自然也会自立门户或者成为这个或那个帮派的成员。
毛和他的同事们在彭德怀事件上的争执，使各种各样外衣下面形形色色的派系都显露出来。大官成为小官的保护人，他们又共同合作起来以防止别的派系掌权。他们的派系斗争，突出表现在理论的分歧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些新的学者一官僚阶级也有他们通常有的派性和士大夫的个性。他们关于农民的知识和对于农民的关怀，大部分属于理论方面，正如同明朝和清朝时代的士绅一样。社会革命也许不在他们手中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官僚阶层的坚硬的外壳和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
结局
到20 世纪70 年代初期，以“四人帮”为首的文革上海派虽然仍控制着言论和媒介，但是他们即使在毛的支持下，也没有办法接管政府和经济的管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行政机构渐渐凝聚在周恩来周围。1973 年周患癌症之后，他逐步培养邓小平做他的接班人。虽然邓曾被文化大革命列为毁灭的目标，但他久经考验并且和解放军方面关系特别好，又非常干练、富于胆魄，不像刘少奇那么容易被赶掉。刚好在l975 年1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他已被推为党的副主席，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了邓为第一副总理，也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下第三号领导人，而且邓被任为军队的总参谋长。这一次人代会听取了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报告，这是他的最后的公开政绩之一。
周恩来在1976 年1 月逝世后，“四人帮”禁止了一切悼念活动，但在1976 年4 月，“四人帮”再也制止不住几十万群众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围绕烈士纪念碑，迫悼他们敬爱的已故总理。这次集会被称为“四五事件”； 与“五四”成为历史上相平行的纪念日。这个由反对“四人帮”的人们所发动的集会终于被驱散，并且邓小平第二次被赶下台。
但是“四人帮”禁止不了同年7 月北京以东唐山市发生的大地震。这次地震死了50 万人并迫使北京居民住到街上。每一个农民都相信自然界与人之间天造地设的关系，天灾与人祸的联系。在这样大祸临头的时刻，毛于1976 年9月9 日逝世。他把继承权留给了从湖南调来、做过公安部长的华国锋。10 月间包括毛的妻子扛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中她的三个同事的“四人帮”被逮捕并审判。在权力的变动中，1978 年末邓小平取得了胜利。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也就是农村中的人民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重新回归到对于家庭的依赖。考虑一下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吧：一个人的阶级成分，一经50 年代初期划定之后，世世代代就承袭下去，差不多变成一种“种姓制度”。全国人口中6 ％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后代将永远生活在一块乌云阴影下。同时，城乡之间人口依然不得流动，农民生活依然被视为低人一等，不文明。把1400万城市青年送“下乡”，也没有改变这个形象。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没有提高农业生产，这是很典型的。无知和高压更起了破坏作用。20世纪60 年代对毛的个人迷信，取代了神仙菩萨粕老式农民宗教的各种仙佛，可是到70 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暴乱以及林彪的末路，又抹黑了毛的形象。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了，可人口增加了一倍。在文化大革命中，普及学校和识字运动，大力发展公路运输，报纸和无线电传播都有扩张，但中国依然十分落后。帝国主义是完结了，可是外来的促进作用也没有了。老式的“封建”价值和腐败的积习仍根深蒂固地嵌在中国社会中。
18 新的方针：邓小平的改革
现在中国掉转了一个方向。革命和暴力斗争的时代过去之后，接下来是改革和巩固的时代。这两个时期的对比是再明显不过了。周恩来在1964年最先提出过一个争取四个现代化的方案‘在中国，不论什么有意义的事，总需要配上一个数目字），即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方面实现现代化。1975 年他重新提出了这个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取代了已被放弃的阶级斗争的位置。毛泽东主张的“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口号，被古代治国平天下的口号“实事求是”取代了。
自从中国以毛个人为最高领袖之后，后来的领导层就不那么声威显赫r 。邓仍然只是一个副总理，但运用他的长期的经验，并利用（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资历与别人合作。经济学家陈云的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著名的早期领导人、北京市以前的领导者、文化大革命最早的受害者彭真又回到舞台上来。保守派和改革政策的矛盾，仍然同个人权力斗争交织着（改革派有一天将同100 年前建立日本现代国家和经济的日本元老相比拟）。摆脱了毛泽东的难以预料的滥发脾气的干扰邓小平的改革一路顺畅。这些改革政策，就像秦始皇暴政之后的汉朝和祸国殃民的隋朝之后的唐朝所采取的改革一样，受到了人民的欢迎。
中共的政策从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的大转变，是中国革命手段的（如果不是目的）重大改变。确定邓小平为中国最高领导者的地位，经过了两年过渡时期，到1978 年底才实现。究竟在什么情势下邓的改革程序才得以开始的呢？
20世纪70 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亦步亦趋地效仿着苏联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棋式。官僚主义的控制窒息着首创性，但还是有一点进步。因此，邓在1980 年初期开始的做法，在加快中国财富和实力的增长方面，不能不做得看起来很像1958 一1960年间毛的大跃进那样。毛（以及邓）并不是很喜欢造成颧预糊涂的官僚主义的。1 刃8 年所不同的是：邓现在要走的是一条既要扶持首创精神，又要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训练有素的权力机构进行，而不能绕过它。这是一种比毛的唯意志论更切合实际的看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多的任务。
第一步改革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又向外看了，欢迎和外界来往了。1972 年开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到l979 年1 月完成。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幸存者都不会同美国政客中的捣蛋分子发生纠纷。一万名左右的中国学术、技术专家来美国学习，美国10 万旅客带着美元在中国旅游。从某些方面看，这有点像老时候的样子。
邓的“对外开放”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技术转移成了一个重大目标。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设新机器，开设新工厂、新生产线、修建旅馆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可同时引进资金和技术。
为了多少体察一下2O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新中国兴起的情况，让我们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吧，譬如中国共产党的重建，它的法统和人事，经济管理和知识分子问题。
党的重新建设
邓小平政体的第一项需要，是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即用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方式，来确认统治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它给1957 年及其以后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平反”，并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位。刘少奇已于1969 年含冤死去，所以他和其他很多人的平反只能是“追认”。这种“虽然晚些，但总比没有好”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历史纪录的关切。毛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的列宁兼斯大林，仅仅谴责他而不拆掉这座庙堂就太简单化了。解决的办法是把毛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好、后半生坏这么两截。大体说来，用中国人的观点看，对他用“三七”开，即70 ％ 正确，30 ％错误，是够公平的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早期的思想，仍然可以用之于指导未来，尤其是经过精明的辩证法学者的解释之后。1981 年6 月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中央委员会对于集体领导的破坏“负有部分责任”。这使人回忆过去一个皇帝为意外事故颁布的’‘罪己诏”，以表示他仍在尽他的职责。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被揭露出来，认为它是一场重大的灾难，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破坏性的。为了提高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还追溯了19 世纪末期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称颂了孙中山。两者都强调过外国技术和机器的重要性。
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党员必须加以筛选和提高素质。在4000万党员中，估计有大学学历的只占4 ％ ，有中学学历的不过14 ％。4000万在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