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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不起作用的谕示：“文武各恪守其职，庶众各淬励其业，向所履正，行所执中，协力迈进，以处此世局。”然而，诏书的真正用意在于强调由于在“满洲国”问题的意见分歧迫使政府不得不退出了国联。而且，退出并没有违背“国联的根本精神”，日本还会继续“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通过对一项明显该否定的行动作肯定和正面的描述，诏书成就了修辞上的错置，使每件事都变得模糊暧昧。这个早期的实例很快成为标准的常规做法——通过揉进反对方的行动和主张来掩盖无法解决的内部纷争，把本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表现成似乎达成了一致。
有趣的是，在内阁投票表决退出国联的同一天，牧野在他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述：
退出国联的问题的意义未充分领会，似乎只要退出就是大大地达到了目的，退出行动本身竟成了目的。为达成此目的而狂乱呼号的言论界的现状，表明帝国人心之轻佻。瞻念前途，不胜忧虑。相信时日推移之后必悟此理。
或许牧野还应该详述一下媒体在为满洲战争制造支持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过他对公众对于反国联的宣传不加批评的态度没有说错。许多人很容易被说服向右或向左，甚至彻底改变观点。而他本人和天皇又是如何呢？在宫廷对军事扩张采取姑息政策的背后，是对扩张政策的信念，是对如何发挥天皇权威统治军队的意见对立，是对国内动荡的恐惧。对这种恐惧尤为敏感的牧野，在亚洲门罗主义风潮的面前，立即放弃了他对日－英－美协调路线的支持。他没有与军部发生冲突，而是公开放弃了长期信赖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他支持裕仁退出国联的决定，而这曾是他本人协助建立起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居于政治顶层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说是这个变节的10年中最早的变节者。
没有看到任何文献，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们曾试图修正陆军的大陆政策，以避免与国联的决裂。也许是受到公众陶醉于陆军勇猛作战的气氛的影响，裕仁决心去冒险。对于可能由此导致的外交孤立，他几乎、甚至是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就批准了内阁决议。对他来说，在当时与不驯服的陆军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国际亲善更重要。裕仁没有悟到，国际孤立并不能治愈内阁与陆军之间内在的结构上的分裂，而这个裂缝，随着他直接行使统帅权只会变得越来越宽。
齐藤首相同样目光短浅。在向贵族院的一个秘密会议（2月21日）做报告时，齐藤与天皇一样，只对退出国联所带来的短期的小处影响表示了忧虑，比如国联和美国是否会允许日本继续控制在南太平洋托管的岛屿等。人们也许会认为裕仁应该向齐藤就退出国联的长远后果提出问询，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那样做过。
新外交政策激发了日本人对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认识方法的变化。旧统治精英们在大萧条最糟糕的阶段没能给民众带来希望和勇气，国民于是转向支持军队。军部至少被看成是民众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并且准备出手相救。一旦国民听任反中国、反西方的排外主义发展，并欣然接受满洲事变，遏制军部的惟一机会就落在了宫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们态度坚定，那么向亚洲门罗主义——宣扬日本拥有保卫亚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权利——的倾斜不是没有逆转的可能。可是宫廷派和有宫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倾向于以种族对抗的观点来看国际事务，他们平时对追随哪条路线本来就有见风使舵的倾向。结果，他们选择了与军部的合作。
在亚洲大陆推行军事和经济扩张政策，无疑也是对欧美列强的挑战。这个挑战，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变得更加容易。齐藤内阁登场时，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形态迥异的国家组织体系和价值观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德国，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革命的、恐怖主义的、种族主义的运动——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权迈进。他们公开的目的是摧毁凡尔赛体系，重整军备，为战争做准备。
英国保守党就中国市场的控制权与日本竞争的意识强烈。1932年渥太华的大英帝国经济会议上，托利党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决议建立大英帝国内的英镑联盟，通过对帝国成员的优惠关税设置贸易壁垒。
在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刚刚上任的新总统富兰克林·Ｄ·罗斯福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处理经济危机。他支持自由贸易，尽可能地与更多的国家缔结互惠贸易协定以降低关税。特别是，他通过改革国家的某些严重的弊病，提出新方向，努力给民众以希望。但是新政的复兴政策放置了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尤其对黑人）体制，同时还有减少西半球和菲律宾对日贸易输出的倾向。
至于苏联，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政策标志着非民主主义的重工业化。1932年，苏维埃政权在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它还着手增加军用飞机和坦克的产量，重新装备其“远东红军”——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日本在大陆的扩张。令人无可辩驳的是，有着巨大军事潜力的苏俄能成为日本战略野心的障碍，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威胁。
日本的大陆扩张支持者强调了与美英的其他摩擦。尽管美英两国处理经济萧条的对策不一样，在对日政策协调上存在困难，但它们的政治家们都被描绘成在国内是徒有其表的民主主义的虚伪实践者，在国外是帝国主义现状的捍卫者——日本的新闻记者很喜欢这样描述。相反地，日本扩张主义的支持者很快暗示德国的纳粹抬头对日本来说是个好兆头。德国在日本之后退出了国联，成为英美和苏联的潜在敌人。1933年，纳粹德国也处于非常状态，与日本一样，正致力于民族和文化的复兴。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日本的“生命线”
这样，日本的领袖们为了使他们在满洲的行动正当化而提出的思想观念，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非常时期财政和贸易联盟以及在国内的政治和思想体系的对立中找到了援军。1932年1月28日，在为裕仁及其近臣所做的“御进讲”中，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为陆军创立独立的“满洲国”做解释时，强调了国家安全保障的必要、资源和领土的不足。他告诉天皇说，“日满共同经营”，将使日本能够“抵挡外国的经济封锁”并“永远成为一个强国”。另外，掌握了整个满洲，还将解决到30年代末日本人口预计将达到7000万的“人口问题”，为日本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空间。
松冈洋右（南满铁道会社前理事）也于1932年2月8日在宫廷“御进讲”，题目为“日满关系和满蒙外交史之一斑”。面对裕仁的提问，松冈用生物学做比喻，有些暧昧地强调了维持像日本和中国这样在人种上如此近似的民族间的亲善关系的困难之处。“这是一个生物学的原理”，他向海洋生物学家的天皇这样说。
经常参加宫廷近臣讨论的近卫将围绕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置换为白黄人种之间的种族冲突，宣称日本人在精神上优于对手白种人。对近卫来说，满洲事变就是“一道穿透正覆盖日本周边的黑云的闪电”。他论述道：“即使满洲事变没在那个时候、以那种形式发生，迟早也一定会进行某种尝试，驱散这乌云，为日本的命运开辟一条道路”。在1933年2月发表的题为《改造世界现状》的文章中，近卫就人口压力与战争的因果关系发出了马尔萨斯式的警告：
战争起源于领土与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不调节现在不合理的国际现状，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和平。为此，至少应承认“经济交流的自由”，即，废除关税壁垒和开放资源，以及“移民的自由”这两大原则。可是这些条件在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对日本来说，年年近百万人口的增长，使国民的经济生活受到沉重的压迫，”我们不能坐等实现，“不得已，作为今日生存的惟一之路，我们选择了向满蒙的进展”。
对于近卫来说，自然法则的必要性、不可回避性和自我保护证明了日本征服亚洲的合理性。他这样嘲笑西方人：
竟以世界和平的名义坚持审判日本在满蒙的行动。他们或是挥舞国联的公约，或是以不战条约为盾牌谴责日本的行动，甚至还有人以日本人就是和平人道的公敌那样的口吻嘲弄我们。然而真正妨碍世界和平的，不是日本而是他们。他们没有资格审判我们。
对于那些认为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鲜需要领土上的“缓冲地带”以抵抗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人来说，一个“独立的”“满洲国”的构想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满洲国”的卫道士们还以其大量资源形成的巨大经济优势作为他们侵略的理由。及时建立的“满洲国”将成为一个生存空间，为日本不断增大的农村人口提供土地、家园和食物，同时它的煤、铁和农业资源将加速日本经济的成长，在此期间为未来与美国的持久战争做好准备。
将帝国日本转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帝国” ，对在亚洲的西方殖民竞争对手拥有抗衡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寺内内阁所追随的“亚洲门罗主义”的重演。自给自足体制需要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只有当西方势力被认为是在恶意欺侮日本时它才会获得这种支持。自给自足经济也对日本资本家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当时，他们正在摸索减轻对外国资源和技术依赖的方法，准备将他们的国内投资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和化工业。
满洲事变中，那些由日本舆论领袖鼓吹的夸张利己的对国际形势的解析中，没有什么比把满蒙描述成日本经济、战略和道德的“生命线”、“生存之惟一手段”更能有效地赢得陆军支持的说法了。生命线的比喻最早由松冈提出，激起了广泛的爱国主义情感。受到关于陆军在满洲行动错误报道的影响，许多日本人似乎很愿意与甚至是列强中最强大的国家对抗，以保护祖国、维护国家的荣誉。如果说对“满洲国”的承认和退出国联，导致了对国际法本身的抛弃，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国际法是西方的概念，是为了在一个有利于英美的时点把国际秩序固定化而制定的。日本将以发源于天皇的规范为基础，创建自己独自序列的国际框架，而天皇是道德的化身，比起英美所爱用的抽象的法律更为真实。
近卫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日本人的这种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感。他在早些时候（1918年12月）所写的著名的论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就曾论述说白种人歧视黄种人，如英美那样的先进国家垄断殖民地，违背了“正义与人道”的国际基准。日本作为“黄色人种的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提倡“对维持现状的盲从”，而要提倡一个将日本放在世界的中心位置，以日本的视角安排秩序的“和平之标准”。
这个将现时代视为富国与穷国的冲突、种族群体的对立的二元论观点，如今使近卫倾向于支持事变，提倡解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废止支撑它们的各种国际条约。在1935年11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