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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8月；首批年龄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得以在上海登船赴美。这个破天荒的计划；虽然在十年后因遭到了保守派、反对派的阻挠而告部分中断（已经在大学就读的近六十名学生继续完成学业；而还没有进入大学的幼童；除了在中等学校就读外；就只能在一些专门学校进修一段时间后就返回了）；但毕竟首开官派学生留美的先河；为日后的人才培养创下了范例；何况十年间；还为中国的近代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中有五十多人考入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大学。回国后他们中许多人卓有成就；除了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还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唐廷枢的侄子），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唐廷枢的儿子），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寿臣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回来就职于北洋水师、天津水师学堂、鱼雷学堂、电报学堂；也有些人被送到开平煤矿和天津医院。他们中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外交界。 这项开创性的计划从上层来说；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李鸿章；因为曾国藩在第一批幼童尚未出国之前五个月（即1872年3月）就去世了。
此后的一切奏章和矛盾交涉；凡是涉及到上层的；无不由李鸿章一肩担当。他那些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的信函；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关键时刻还惊动了美国总统格兰特。 李鸿章对于上海的格致书院（即上海格致中学）的支持和赞助；也能体现他的中西兼容、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 “格致”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的简化；是说必须穷究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晚清时代的人；把从西方传进来的光学、电学、化学、地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统称为“格致之学”；而格致书院的创办；正符合李鸿章倡导的摆脱旧科举的藩篱；大办“新学”的主张；因此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这所书院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及在沪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等人一起创办的、以理工科为主的近代学校；最初的八名校董中中外人士各占一半。
中国人中除了徐寿父子；还有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和一位清军副将王荣和。1874年；当徐寿写信给李鸿章；请他给予支持时；李鸿章非常高兴地支持了这一新生事物；不仅为之捐款银一千零八十七两；还为学校题写了“格致书院”的横匾。 这所学校是中外合办、亦中亦西的；采用中西结合的方针办学；除了固定的科目；还定期邀请中外著名学者来校讲演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为了使学校教育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也为使地方督抚大员更加了解学校的教育情况；沟通学校与地方的联系；学校还别出心裁地定期请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以及津海、东海、江海、浙海、粤海等海关的关长（海关道）为学校出考试题；命学生课试；优秀者给予奖励。
李鸿章曾多次被邀请为学校试题的命题人；他出的题目有：中西格致说含义异同；西方格致说源流考；化学原子名称中译问题；《周髀算经》与西法平弧三角近似说；德奥意合纵、俄法连衡论等等，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时事政治各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他这个科举出身的进士；在近代硝烟的熏陶下；已具备了不少自然科学的知识。当时如果清廷给他更大的权力；说不定他那时就会办起清华大学了呢！ 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上多年；李鸿章始终是近代学堂的积极创办者和支持者；大凡各类于洋务有补的专业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海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学校）；都是他亲上奏折；并悉心维护的。
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和近代职业军官；有不少成为后来的叱诧风云者；如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冯国璋等人皆是；可知其影响之深远。
第15节 北洋大臣身边的弟兄们
旧式科举制度出身的李鸿章；对于近代洋务诸项要政不可能是先知先觉、无师自通的；他的聪明在于除了悟性高之外；主要还在于他能客观地看到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善于学习；把握时机；与时俱进；广闻天下事；不让自己成为瞎子和聋子；善于调动和运用别人的聪明智慧；愿意听取别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为此；他必须有一批头脑绝顶“拎得清”的下属和朋友进入他的幕府；充当他的“脑外之脑”。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个成功者；数十年间；他的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智慧和实际才干的中级官员、外交人才和商务人员；他们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之间既是主仆；也是朋友和师生；有时甚至互为师生。 这些人的作用无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尽共所能地为李鸿章换一个近代化的脑子；尽力为他排除一切前进路上的困扰；实现他的目标。
正如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先生所讲的那样：“李鸿章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做是幕府制度最伟大的产儿、幕府制度最熟练的运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据福尔索姆估计；前后进入李鸿章幕府的大约有数百人（据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李鸿章就是这支数百人的“乐队”的成功的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不仅是北方的军事、实业、税收、人才培养；整个清廷的内政外交；事无巨细；常常都在他的运作之中；有时清廷也要仰仗他的威势。除了甲午战败；清廷还从未给他使过脸色。 他幕府中的中国人无疑都是洋务和外交方面的优秀人物；其著名者为：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周馥、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朱其昂、丁汝昌、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郑观应、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郑孝胥、吴汝纶、袁世凯、唐绍仪等等。
在他的亲友之中；只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进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轮不上。在他看来；张佩纶有辩才；粗中有细；口无遮拦；但耿直可爱；李经方有译才；通五国文字；性格沉稳；勇于任事。可知他要用的人；才识和忠诚都是绝对重要的。 周馥（1837—1921）是跟李鸿章时间最长、关系最铁的幕僚。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的安庆时代开始；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闭眼为止；他都跟在李鸿章身边；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短时间去内地任职；但“风筝”的线还捏在老李手里；一旦老李召唤；他就又来了。筹饷、治河、开矿、办 学、修建唐胥铁路等等，凡是交给他办的事；都是尽可以放心的。他又是个不要名利、不要官做，死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的老疙瘩。
直到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大吐血；黄泉路近时；他一直守在旁边。李鸿章咽了气而死不瞑目；还是周馥用手为之合上眼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份男人之间的人情美、义气美；是一种怎么赞美都不会过分的、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一类故事。
盛宣怀（1844—1916）是一个干练的、天生的经商能手；具有常州人特有的聪明与狡猾。他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汉冶萍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办过对外商务谈判；除了在修建铁路应当先修哪一段的问题上与李鸿章有分歧外；其他诸项实业都是干得很利落的；有能吏之称；是李鸿章的一只臂膀；也是李鸿章在上海的一只“眼睛”。 唐廷枢（1832—1892）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的最大的洋行———号称“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帮英国人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办洋务很有一套；后来受李鸿章“感召”；前来为中国人办事；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主持开采开平煤矿，创办唐山细棉土厂他干了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也是李鸿章办实业的得力干将之一。
马建忠（1844—1900）的哥哥马建勋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在李鸿章的幕府；并将弟弟马建忠引荐给他。马家是天主教世家；精通外语。马建忠是老三；老二是更有名的马相伯。三兄弟号称“马氏三杰”（其实还有第四杰；即三兄弟的姐姐马氏。在发生教案的时候；是姐姐马氏带他们逃难的；转辗到了上海徐家汇。姐姐后来嫁给安徽籍人士朱懋斋；又培养出了四个上海史上留名的儿子；他们是朱志尧、朱云佐、朱西满、朱季琳；朱志尧即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创办人）。马建忠既是外语人才（后来不仅精通英、法文；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那正是李鸿章所急需的；于是就让他去留学；进一步培养。1876年他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是当时公派留学生中学位最高者。回来帮李鸿章办洋务；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事务；也管过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著名的《马氏文通》就是他的著作；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他的去世是因为庚子事变。那时李鸿章已被清廷重新委派为全权钦差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展开谈判；每天各国各地的电文堆积如山；马建忠担任外电的翻译；随来随翻；刻不容缓；每天要翻译七八千字；时正值大暑；他劳累过度；不幸中暑而亡。 甘心为他效命的忠实哥儿们还有很多；只是无法一一评说。 李鸿章身边的几个洋幕僚；是总督衙门里的一道特殊的风景；他们几乎跟总督大人形影不离；总督大人似乎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他们充当了总督大人的耳目；通过他们；李鸿章在不断地观察着世界。这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督抚大人的身边；围绕了那么多的大胡子幕僚；这几乎被视为奇观。
洋幕僚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Fustav Detring）；一个是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他们两个都会汉语；几乎天天都在李鸿章的身边转；以至于所有在李的幕府中工作的外国人；几乎形成了一个习惯；有事先写信给他俩中的一个。德璀琳是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也是那些为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官。毕德格则是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如果按地域来划分的话；他俩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区分：德璀琳联络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也有英国人。
仅次于他们二人的；还有一个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也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不过他表现得不像他们两个那么“紧跟”罢了（见前引福尔索姆一书）。 德璀琳是赫德当总税务司的时候的天津海关税务司；他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也许起了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李鸿章任职北洋期间；他们始终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几乎在总督面临的所有内政、外交上；都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受到了李的信任。 毕德格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后来来到中国；能熟练地用汉语写作和对话。据说他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以便帮助中国；才到中国来的。
后来他真的成了一个中国通。1872年；他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除了1880—1884那几年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