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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毛泽东以上对陈立夫的判断是否正确，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国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决心是很大的，不论你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如何，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开展工作。
毛泽东不仅要会陈立夫，而且还要会国民党理论家、蒋介石的密友、谋士戴季陶。毛泽东认为做工作比不做工作好，况且他与戴氏还在十八年前就曾相识。
不料，这次拜访归来时，正巧与蒋介石狭路相逢。
一见面，蒋介石很客气地问：“润之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也很坦率地告诉他：“刚去看了戴传贤。”
蒋介石听罢一怔。看得出，他很愕然，也不大高兴。不过，他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干笑着连声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在重庆，有人指责毛泽东说，你们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对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们不另起炉灶怎么办？”
毛泽东在重庆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了政治见解；二是介绍了中共的主张；三是了解到了大后方以及国外的实际情况。在此后回延安时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他谈到了这方面的感受。毛泽东说：我这次来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总之，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对于战后中国社会起到了极大的政治震撼力和影响力，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斗争手段和经济手段所难以达到的。
8．“双十协定”的真正价值
毛泽东所乘的双引擎C －P 型运输机经过4 个小时的飞行，于10月11日下午1 时30分安全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历时43天，双方经过十二轮艰难曲折的正式磋商，最终公开地签发了会谈公报，这在两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单从《会谈纪要》本身来说，它承认了中共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和召开政治会议，也承认了中共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额，由抗战之初只承认3 个师，到1943年承认6 个师，1944年承认8 个师，直至这次承认20个师，这都是空前未有的，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尽管它很快就被国民党的内战炮火所撕毁，但是仍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应该说，周恩来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毛泽东是带着力争国内和平的决心返回延安的。一到延安，他不顾40余天紧张工作的疲劳，于当日下午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报告了这次谈判的经过：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议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在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了对《会谈纪要》的看法。他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纳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
毛泽东的以上发言出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记录，可见毛泽东对于争取国内和平的急迫性和真切性。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驻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斗争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必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此后的10月17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打击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足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毛泽东上述的几次讲话是完全站在力争国内和平的立场上，阐明了重庆谈判及“双十协定”的意义所在，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国民党反对革命的两手，以战促和的决心和信心，中共的态度是既然通过重庆谈判打开了国内和平之门，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会轻易让这扇已经打开的大门关上，在此之后几个月的一切政治、军事活动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进行的。
第三章 得关东者得天下
9．毛刘周朱任看好关东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是走向国内和平，还是走向内战，是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还是重走蒋介石专制主义制度的老路，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
在这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中，东北地区以其优越的经济条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突出的军事、政治价值，成为美。苏两国十分关注的热点中的热点和国共两党极力争夺的战略区域。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那它就能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中共及其解放区。反之，如果中共控制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蒙、朝的战略基地，根本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状态。
东北，包括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地区，总面积130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9。2 ％，人口3800余万。这里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中国现代化较早启动、现代化工业较早建立和较为发达的地区。
东北物产十分丰富，在大山和黑土之下，闪耀着各种瑰丽色彩的数十种矿藏，其储量之丰富，有的是中国之最，有的为世界之首。据1944年矿产储量调查统计，当时的东北拥有铁38亿吨，煤228 亿吨，铜132 万吨，铅、锌113 万吨。据1943年统计，煤产量2532万吨，占全国煤产量的49。5％；安全发电能力107 万千瓦，占全国的78。2％；水泥产量150 万吨，占全国产量的66％。这在旧中国工业中是个不小的数字。
东北是全国主要产粮区，清一色黑钙土的松辽平原，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
在关东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可耕地面积3273万余公顷，年产将近2000万吨粮谷。
盛产大豆、高粱、玉米、小麦。其中大豆产量占当时世界产量60％以上。
东北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面积为2615万公顷，木材总蓄积量3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 ／3 ，木质优良，是造船、架桥、建筑、军用的优质材料。
东北的铁路、公路运输较为发达。当时铁路有1。4 万公里，占全国铁路全长1 ／2 以上；公路有10。8万公里，几乎占全国公路的50％。
东北南临黄海、渤海，港湾众多，有大连、旅顺、安东（今丹东）、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还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辽河及其支流，河流交织、航运贯通。关东的经济，在全国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地理环境和战略位置看，关东的北面是苏联。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南和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同山东半岛的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如果共产党控制关东，就将打破国民党军长期对关内各革命根据地四面包围的局面，使之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基地，一个革命的总根据地，以支持关内各解放区的斗争，加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相反，如果东北地区为国民党所占据，关内各解放区就会处于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不利的战略态势之中。所以，抗战胜利后的关东立刻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眼光显然要比自命正统的蒋介石要高明得多，社会整合能力也较这位“委员长”强得多。他们最先看到了东北地区背靠强大的苏联，西邻蒙古人民共和国，东联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南与冀热辽、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和总根据地这一步带有全局意义的好棋。因此如考察中共中央抗战后期诸多决策，就可以发现进军东北不是中共中央的临时决定，而是毛泽东等政治局成员向往已久的设想。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后期，就已考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东北的问题。1942年7 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曾在电报中探讨过在战后为争取同国民党合作建国，把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的问题。
1944年9 月1 日，刚刚担任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提出：“成立城市工作部现在主要准备一批干部做满洲工作。”
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曾说过：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1945年4 月，在苏日中立条约终止后不久，身在酉北高原的毛泽东则更加关注东北这块战略要地了。为此，他在批转给晋察冀分局的一项指示中说：苏联终止苏日中立条约表明，苏日战争爆发已经为期不远，远东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配合苏联。现在即加紧进行主力军、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开辟东北。
1945年4 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其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5 月，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又一次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