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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彭谢过以后，黄包车就通过城门。很快地他发现四周果然没有军人，他用手试摸着篮子里的东西，他碰到一些卷心菜叶。想抬起来，却发现篮子有七八十磅重。他使劲地抬到座位上，黄包车斜向一边。他又将手指伸进篮内，摸到一包子弹。这篮子一定是游击队今早没有成功出城而留下来的，或是有人传话说他要来。
“篮子里是什么？”梅玲由另一辆车上问。
“白米。”老彭说，“这卫兵认识我。”他不敢说，怕车夫听到。
道路又黑又不平坦，车杆上的灯影又映出车夫凌乱的脚步。虽然缓步慢行，黄包车还是晃来晃去，没有风，但晚秋的空气却冷得刺骨。梅玲呼吸到乡下新鲜空气，像鲜麻一样又干净又卫生，夹杂着植物的芳香和远方木柴的烧焦味，偶尔又掺杂着湿泥和家畜粪便的异味，在黑暗中更加显著。在暗淡的星光下梅玲也可看到高高的柳树、农舍和西山棱线的黑影，她往后躺，抬眼看见空中闪烁的星星，这是她在城里很少能看到的。今夜特别怪，又很刺激，也很美，她不了解为什么山边棱线这样远。她发现到了乡野的魅力。
“真好！”她感叹地说。
“什么真好？”老彭在她身后问。
“乡村、土地、山丘、星星，和晚上的新鲜空气”
“我还以为你不喜爱哩。”他只是说了一句。
“为什么？”梅玲有点伤心地说。
“你们这些住在都市的有钱贵妇。”
“我不是贵妇。”
“可是博雅告诉我你结婚了。”
“我虽然结过婚，但我离开了他。”
“你们离婚了？”
“不，没有，他也没休掉我，我跑了以后我再跟你说。”
梅玲还得转过头来说，说话很不方便。车夫都在注意听，老彭可以听见他们呼吸的声音。照顾梅玲的责任突然落在他身上，他觉得很困扰，但也只好担当了，他和梅玲渐渐熟了，梅玲也深深让他百思不解。
他知道博雅为何迷恋她。他成熟的眼光可以看出来，她外表虽天真，但在她内心深处却不尽然。他看过很多男男女女，也听过不少的罗曼史，他认为青年男女似乎充满了欲望和热情。爱情总带着可怜的意味——情感越伟大，故事越悲惨。因此他对恋爱中的男女特别和气。当他看到梅玲衣冠不整的样子站在他面前，他的眼睛自然地避开了她，不是因为他对女性没有兴趣，而是他身为男人的自然反应。他的脑子把女性的魅力和五官的欲望归为一类，他所能看到的是抽象女性，而不是眼前可爱的少女。少女是渴望与情感的化身，女人的眼睛和声音是外在的表现，当他看到梅玲的眼睛和悦耳的声音，不知不觉中感到怜悯，可怜这一双眼睛和嗓音控制了她必须遭到的劫运。
《风声鹤唳》陆（4）
他们静静地走了一会儿，然后听到前面有急促的的脚步和热闹的声音。老彭用手电筒照了照看了看究竟。一群士兵似乎向他们走来，然而灯光太暗，看不清楚。
脚步声更近了，他们是敌还是友呢？这里是日军的占领区呀。
“也许是我们的人要进城突击了。”梅玲说。
“让我们抱最好的希望、最坏的准备吧。”老彭说，“别怕，轻松点。”但他也在担心车上的一篮炸药。
士兵现在已离他们十码之远了。有两个人掏出左轮枪。“谁在那边？”一个大叫着。
“我们是过路的人。”老彭答道。那人说的是中国话，他松了一口气。
出乎意料之外，他现在看到一个身穿黑袍，带着钢盔，眼睛和胡须一看便知是外国人的人。
老彭下了车说：“我们是中国人。”
“你们去哪里？”
“到山里去。”
“口令。”
“赶路。”
听到这话，士兵收回了左轮枪。
“同志。”他们几乎大叫起来，他们有六个士兵，除了那个外国人，只有两人有武器，穿军服。
“这外国人是谁？”老彭说道。
“他是意大利神父，我们要送他回城。”
那位神父看起来很疲劳，他也会说中文，只有外国人拥有的重音。“我是中国人的朋友，我们都是好兄弟，我们也是上帝的子民。”
他的嘴很小，看起来很健谈。他提到“上帝的子民”又带着外国口音，士兵们都笑了，连车夫也一起大笑了，清脆的笑声在夜间的乡村里显得十分清楚。
“他不是坏人，我们捉到他是在一个庙里面，”首领说，“他似乎受过不少教育。我们要和外国人交朋友，所以送他到城门去。”
“离前面的村庄还有多远？”
“只有一里。”
老彭把首领带到车边，叫他提起竹篮，那个人立刻明白。
“我们要到村长家过夜，”老彭说，“我不能自己提去，你们回来时能否顺便带走？”
“可以，我们也要停在那里。”
士兵继续向前面城区走去，他们穿过一个石头桥，进了村庄，四处都安静了。他们到了大土院，认出了门楣上的字，就开始敲。
一个老人来开门，他姓李，他是这村庄最年长的人，他正等着欢迎老彭，土炕也烧热了。
车子走了，老彭和梅玲被带进屋里。房里空空的。
“敌人把能带的都带走了，”老人解释说，“不能拿的也被烧毁破坏了。”一盏油灯放在桌上，那张桌子好像是用残骸做的。房间一边是宽宽的土炕，冬天由外面燃烧，上面放着粗粗的旧褥和旧被子。
“你们今晚睡在这边，虽不舒适，但很暖和的。”
老人大概六十岁左右，黝黑的双手及面孔，下巴留着稀疏的胡子。他从大土罐里倒出茶来，拿给客人。
“他是你女儿？”老人问。
老彭说，她是他的侄女，然后问：“这里安全吗？”
“喔，现在十分安全，日本兵已经向南方走了，在一个月前，他们曾经过这里，我们现在有人保护。这不仍是中国人的地方吗？我们的村民已经回来了，我还有两个儿子在山里。”
墙上挂着一管猎枪，老彭指着说：“你打猎吗？”
老人笑着说：“年轻时打过，不过九月七日我用那支枪杀过一个日本人。”
时候不早了，他们打算休息。梅玲睡在大炕的一侧，老彭睡中央，老人睡另一侧。黑夜中两个男人谈得很投机。
梅玲躺着想一些事，和过去二十四小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她合衣躺着，只脱下鞋子，她现在觉得很暖和，就在夜里起来把腿鞘和袜子都脱掉了。她在城外一个村子里，而博雅却在舒服的家中。很难想起博雅，因为四周太新奇了，她感觉好远好远。但是她知道离北平墙仅几里路的地方——气氛全不一样了。今晚在路上看到的一些事都具有振奋人心的感觉，车夫、军人、外国神父，以及黑夜中他们所发出的清脆笑声，都和城市里熟悉的低语笑声、躲藏，以及恐惧一切不一样。她又想起了天空中一大片闪烁的星星和西山绵延的棱线。每件事在这儿都是伟大的、强壮的、自由自在的，就像在黑夜中他们所发出的笑声。
她蜷缩在毛毯内，把臀部四周小心地盖好，免得碰到硬的土炕。老彭正问老人如何生活，老人回答说，这边的人都吃蔬菜过活，肉类很贵，家禽、肥猪也被杀完了，要等到明年春天才能再养小鸡、小猪等
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士兵们从外头回来也回到院子来睡时，她睡得很熟，以至于连他们的声音都没听见。
《风声鹤唳》柒（1）
天刚破晓，她就被军人的喧闹声吵醒，军人早已起床，准备出发。老彭已经醒来，正把弹药篮子交给他们。老人在厨房里，为大家煮麦粥。
“士兵们要到山里去，”老彭说，“跟他们走最好。他们想替我们扛行李。他们认得路，可以节省我们不少时间。”
梅玲正在穿鞋，手上的翠玉镯子碰着土炕吭吭响。
“你何不把镯子脱下来？这样会引人注意的。”
“我没办法，要套一辈子。”梅玲说。
在暗光中她摸到外衣，匆匆穿上。她进院子，先在门边扣好灰棉袍。有几个游击队员坐在地上系草鞋，一个士兵正在打绑腿，首领则站起来把臃肿的中国袍子塞到军裤内。
“你们昨晚睡在哪里？”梅玲问道。
“就在院子里呀，姑娘。不然还有什么地方。”有人回答说。
“你们不累呀——昨天走了一整天，又起得这么早？”
游击队员们发出一阵大笑。“这不算什么。”首领说。他还在用力把厚衣裳塞到军裤内。他指指穿军服的伙伴说：“这家伙走了六千里，由江西到西藏边界，又随八路军到过西北。”
“你的腿是钢做的？”
那个军人被漂亮的少女一捧，露出天真的微笑。“一个人若要做革命志士，就要先锻炼身体。”他说，“有时候我们得用担架抬病人或伤兵走山路。脚一滑摔倒，就会落到无底的深坑里，连你扛的病人一块儿摔下去。”
“革命志士可不自吹自擂哟。”首领和气地说。那个军人满面羞红，像小孩似的。
吃完简便早餐，大家就上路了。早晨的空气清新宜人，东边的天色愈来愈亮，眼前山腰的颜色也改变了。梅玲发现步调快了些，但是她个子小，软底鞋和绑在足跟的腿鞘使她在石路上走得很舒服。
他们在一座村庄歇息，村民似乎和游击队很熟，供上茶水和麦饼。谢过了他们的招待，大家又动身前进，穿过一条铁路，来到山脚下。有四分之一里的路程很像干河床，不容易通过，但是穿便鞋的游击队扛着行李一个石头一个石头跳过去。然后大家沿一条小径走，穿过不少矮丘，最后来到一间隐在山脊中的庙宇内。
他们是在大约十点钟到达的。庙宇内大厅里全都是人，厅内正上着政治训练课程。一个留短发、穿灰制服的胖女孩站在镀金菩萨的前端，正在训话呢。群众都穿着蓝色农夫服装，和一般的不太一样。很多人蹲在地上，也有人倚墙、倚柱而立。这位少女似乎很会对农民群众讲话。她的声音又大又粗，但是一说到“切断通讯”，她的发音太有力了，以至于大家真的在想象切断的铁路、电讯和电话。她说话带有阳刚之力，把听众完全吸引了。
在庭院走廊上有很多男女学生，也有手牵手在树下散步的。他们面色愉快，举止如此喧哗，几乎引起优雅社会的反感。他们的穿着混合了新奇和朴实的特色，半军半民，半西半中，以至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杂乱无章，尤其男女不分。男青年穿衬衫，短裤和皮鞋。有些女孩子头戴小帽，身穿大口袋的棉袍，打绑腿，穿草鞋。有人穿着咔叽衬衫和漆黑布裙的学生服，加上束带袜和布鞋。少数还穿着长袍。梅玲看到一对年轻人坐在石头上，正辩论得起劲呢。另外一个男孩子正在吹口琴。一位少女的短发由帽缘滑出来，口袋里露出一支自来水笔。有一位女生挂着手表，却穿草鞋，戴宽边的农夫帽。说来令人不解，也难以相信，这一代竟完全离开家，脱出社会传统，逃开个人的命运，被私人环境所驱使，或者被一个高贵的理想所推动，要在这个宇宙中建立崭新的生活，大家聚在这里追求灵魂的自由。一切都坦率、单纯、现实而合理。短发不只是一种发型，也是一种方便。他们正要开始全新的生活，仿佛人类文明从来就不存在似的，只有手电筒和钢笔例外。他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想到了就直接说出来。如果他们找的是精神自由，他们已经找到了。
梅玲和老彭被带到庙堂的一个房间，那是地方总部的办公室。行军床边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木凳，一个高个、面色黝黑，年约三十岁的男子站起来迎接他们。梅玲觉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