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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的文章很快在《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在京城各界广为流传。
这天上午，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内，教授们正在议论此事。为人厚道的马幼渔感叹地对沈尹默和马叙伦说：
“蔡先生不愧为煌煌大德，连论战也以理服人，绝不以势压人。这篇大作，我建议编入文科教材，流芳百世，以正人心。”
沈尹默看了也连声叫绝，举起报纸说：“蔡先生还不愧是位雄辩家，你林野不是说北大‘覆孔孟，铲伦常’且看蔡先生如何教训他。”
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好像平时在课堂上讲唐诗，引来了众人的兴趣。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
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日模范文，日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
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
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
言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
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
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
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
《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软？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
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
《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
狄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
所译，高出于原本乎？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
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
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
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即其所
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
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宽于《水浒》、红楼之作
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沈尹默读得喉干舌燥，众人却听得扼腕赞叹。正当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时，忽听见门口传来一声怪叫：
“林琴南这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元培？我说他乱伦是有证据的，一是翻译《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公开宣扬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二是一区区举人，竟敢教训堂堂进士，这世道还有王法我要亲手动笔帮蔡元培治治他，因为我也是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
众教授先是一愣，随即爆出一阵哄笑。辜鸿铭拖着长辫子刚跨出门，闻声又返回来瞪大眼睛说：
“我老辜说话从来算数，我现在就赶回去做文章。因为蔡元培在信中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刘师培正与黄侃在家谈经学，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他望着满地的药罐，哀叹自己天不假年，真快沦落到穷经皓首的境地他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询于黄侃。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说：
“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
黄侃这些天已完全以弟子自居，所以想笑也不敢笑。在当时的北大文科教员里，如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辜鸿铭应是第二。在他看来，这位国学大师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规矩，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而辜的字也是随意缺笔少点，正与刘的妄加速笔有异曲同工之妙。黄侃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大实话：
“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正在这时，何震面色惊慌地送来了几天的《公言报》，里面正好有林琴南和蔡元培的长信。刘师培一看林琴南将自己和黄侃说成《国故》月刊的总后台，北大旧派的总代表，不禁大惊失色。而蔡却在回信中为自己解脱，说他从不在课堂上讲复辟之事，又觉得无地自容。这如何是好他急得虚火攻心，又剧烈地咳嗽起来。按黄侃的性格，本来是要帮林琴南叫骂一顿的。但见师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乱起来，又惟恐他急坏了身子，忙好声劝慰道：
“既然刘师不愿抛头露面，那就给报馆写个声明得”
“对！对！写个声明，我马上写。”刘师培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进了书房，给《公言报》写了封声明函：
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想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
席，然抱病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
《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
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
当林琴南在寓所捧读登载蔡氏长信的报纸时，张厚载原以为他会暴跳如雷，一直小心翼翼地在旁侍候。没想到老先生看了却喟然长叹，先自己泄了元气。
他闭目沉思良久，觉得心头之气已消去大半。一是对方很给自己面子，开口我公，闭口我公，晓之以理，动之于情，真是谦谦有圣贤之仪也。二是对方尽管站在新派一边，但答辩却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从无半点胡搅乱缠的学霸气。而且，就是在答辩的同时，仍不忘旧谊，又主动来函请他和梁任公、章太炎一起为明遗老刘应秋文集作序，真是让他有点受宠若惊
林琴南终于长吁了一声，打算开始收兵
“蔡公不愧为仁义之人呵！”
他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弟子，苦笑地关照道：
“那篇小说就不用发了！”
“琴师，我已送《新申报》，今天都开始连载”
林琴南嗔怒地瞥来一眼，又仿佛看到那铺天盖地的声讨文章。他终于哀叹了一声：
“为师老啦！有点乏唉！大难临头了！”
张厚载又想到了徐树铮，还要为他鼓劲。
没想到林琴南却说：“又铮来过了，说巴黎和谈可能对政府不利。还要老夫少去惹北大这只马蜂窝呢。”
张厚载这才有点慌乱起来，但他不愧是位敢作敢为的人，凭着少年气盛说：
“我给蔡元培去封函，就说一切都是我干的，与琴师无关。”
当蔡元培收到张厚载的来信时，案头正放着刊登这位学生造谣文章的《神州日报》，还有林琴南的那篇《妖梦》。他真有点被气坏了，痛苦地用手抵住隐隐发痛的胃，额角渗出豆粒大的冷汗。他毕竟是东方人，可是在林琴南的笔下，他居然成了一种叫元绪的大龟。更可鄙的是这位充当内奸，无事生非的学生，不但在信函中直认不讳，还张狂地问他此时有何感想，还油滑气十足地务恳先生将意见与态度赐示呢。难道自己真被钱玄同说准他苦恼地提起笔，先给《神州日报》写了封要求澄清事实真相的函。
写完复函，他又想到了那位张厚载。是叫来训斥一顿，还是任其自然，不予理睬？他觉得这些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位上海青浦人，对旧戏颇有研究，笔杆子也着实厉害。引导的好，应是一块好材料。他想起了自己平时的一句名言：“没有坏的学生，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又叹息了一声，提起笔，语重心长地给这位被林琴南教坏的学生写起信来：
得书，如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
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
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见爱护母校之
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
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
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然后，大声地叫来范文澜，请他尽快发出。他正想歇口气，一位预料不到的客人出现辜鸿铭正穿着一身簇新的马褂，让罗家伦领着，恭恭敬敬地进门拜访。这可是难得的稀客呀，蔡元培忙起身相迎。只见辜老先生滑稽地行了个大揖，然后一本正经地从衣袖里摸出一份文稿，递了过来。
蔡元培打开一看，真是有点哭笑不得这篇题为《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署名为冬烘先生。对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突发奇论地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大功臣也。在这国学发发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这位冬烘先生还举例说明，就像打蛔虫，如饮以杀虫之药，又恐伤病者元气。不如以极臭秽之物，使病者饱进，则病者胸中之虫，群起而争食，如此，势必至病者五内作恶，尽积秽而哇之，其病从此霍然而愈。最后老先生呜呼道：“我故曰鹤卿先生别具苦心，不得已用此以毒攻毒之妙剂也。噫，此岂林琴南辈迂儒所能料及哉！”
见蔡元培面露笑容，辜鸿铭又中气十足地说：
“此文由你随便处置，我本想上门痛斥林琴南，又恐伤了身份。这样吧，尽管平日我极鄙视刘申叔当年为人，但这次一定正告他和黄季刚。在北大，只要我等不动，谁敢呼应林琴南？”
他见蔡元培异常感动，又得意地指着两位学生教训道：
“还记得我当初的话这世界上只有两位好人，我不帮蔡元培，谁帮？”
“林、蔡大战”终于因那篇《妖梦》又搞得舆论哗然。各地报纸纷纷谴责林琴南，挖苦他竟堕落到学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他终于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不得已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骂人的错处。为此，陈独秀还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随感录《林琴南很可佩服》，向这位知道认错的先生表示敬意呢。但那位迷不知返的造谣学生张厚载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由于一意孤行，引起学生众怒，终于在三月底由校方刊出布告令其退学。
想不到在军阀势力重压下的北京，这场由“林、蔡大战”引发的新旧思潮的激战，居然会以新派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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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注定要当一回二十世纪的民族英雄，他没有错过历史给他的最后一次机遇，他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明星。
当他和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一行，揣着一腔美好的梦幻，在海上孤寂而缓慢的航行中漂泊到巴黎时，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