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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局势的发展又将蔡元培逼紧了一步。那天的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决定拒绝签约。汪大燮和林长民还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自送到徐世昌手里，徐阅后就交给国务院拍发。可谁也没有料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国务院电报处有一位是林长民的同乡，获悉后连夜潜至林府。林长民急得一夜未眠，凌晨就赶到外交委员会报告，汪大燮一伙老先生虽急得七窍冒烟，团团乱转，却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再也无计可施还亏得一位叫叶景莘的干事提醒：
“北大学生不正在发动学潮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
汪大燮这才大梦初醒，慌忙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宅求援。
蔡元培刚从北大回来，他今天专门召开了北大教职员会议，商议如何对待学生的爱国行动。教授们愤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这帮人平时对北大的敌视，一致主张对学生的任何行动不加阻拦。李大钊和马叙伦还挥动着手臂激动表示，将一起上街示威，誓与学生同进退。蔡元培当即向学生代表狄福鼎讲清了校方的态度。
“看来我们的行动要提前了！”蔡元培双颊微红，已成了一头被激怒的老狮子。一听完汪大燮的话，就给北大打起电话。通知学生代表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速来他家中开会。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却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许德珩昨天下午一听说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先在西斋饭厅开了个紧急会议。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拼死一搏！”大家激动得眼里快冒出火花来
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吧，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从这里拉开了动人魂魄的帷幕。
5月3日晚上的北大法科讲堂，庄严、肃穆。全校一千多位学生静静地集队涌入会场，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情况。邵飘萍已于去年十月在南城珠巢街独立创办了这份报纸，了却了多年心愿。还在《京报》创办当天，在编辑部提笔挥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以此自勉。今天，见他沉痛而激昂地向与会者大声疾呼道：
“同学们！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中华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北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把北京各校的同学全部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会场里沸腾了！紧接着上台发言的还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令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大会当场推举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罗家伦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并鼓掌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四、定于明天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由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长的队伍，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纷纷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
当各校代表匆匆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同学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当初出卖主权，帮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表示出极端的赞成。
又有人站起来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手举白旗送丧似地跟着他，白旗丢了一车厢，把他的小老婆都给吓哭我们为何不对他们三位也来一下就是说，把白旗送到他们家里去。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长竹竿上大旗，短竹竿上小旗子。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位北大学生手里都有旗子
12
关于这场八十年前由蔡元培直接引发的爱国学生运动，已随岁月的流逝，与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参与者一起，化成耀眼而又黯淡的星辰。在寒夜星空中，凸现出先驱者苦难的精神历程。八十年对于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似乎是太长当我们今天想重新凭吊和叙述当年那个如火如荼的故事时，发现它早已由于遗忘而变得扑朔迷离，呈现出多种复杂的阐述性。或者说是一个故事的几种说法。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那位风云一时最终老死国外的张国焘先生，在生前作了不同于常人的回忆。他说那天午后，学生队伍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阻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的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了，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还说其他的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烦，发出了“嘘！嘘”的吵嚷和怒骂声。看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忙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了，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
张国焘的记述与蔡元培一贯所持的态度颇为相符，应该说有很强的可信性。再说面对当时的军阀政府，身为大学校长的他装装样子出来说几句场面话，也未尝不可，亦无伤大雅。
但是，蔡元培本人与多数的参与者，在事后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记述。那天他到校后，先布置总务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写标语的纸张。见队伍最前列学生高举的那条“国立北京大学”横幅的竹竿太短，又叫学生来校长室前院子里砍了几根大的竹子，换了上去。然后，就接到了教育总长傅增湘的电话。他告诉蔡元培，北洋政府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阻止学生行动。有主张镇压的，有主张驱散的，也有主张独办蔡元培的，吵吵闹闹搞得钱能训总理左右为难。而警察总监吴炳湘和警备司令段芝贵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把他这位软弱的教育总长训斥了一顿，令其快回去阻拦。他只得战战兢兢的在电话里请老朋友帮忙，请他快召回学生，请他马上到教育部商量善后问题。
蔡元培只冷冷地进出一句话：“学生的爱国行动，我不忍制止。”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也根本没有去教育部。这一天，他整日没有离开学校，也整日没有进食。而教育部的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却已在校门口阻拦学生队伍。经学生代表据理力争，方才冲破阻拦，整队出发。
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学生终于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北大学生还在金水桥南边，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一副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这里也有一个典故，曹瞒即曹操，而章惇却是宋朝大臣，当时司马光视为祸国殃民的大奸。学生们顺手拈来影射曹汝霖和章宗祥。
天安门前还堂堂正正地悬挂着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
人群中的爱国情绪已到了沸点，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会通过了许德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爱国学生冲破了军警的阻挠，愤怒地喊出了一个饱受创伤的民族威武不屈的心声：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的雄壮口号声中，奔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示威。
震天动地的吼叫声，吓坏了故宫里的那位小皇帝。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针对他的兵变呢，慌忙派出太监来门外窥探。而总统府里，徐世昌正在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公使设宴洗尘，作陪的还有钱能训和曹汝霖、陆宗舆等。这顿宴会吃得很不是滋味，门外不时传来数干学生要向美、英、法使馆请愿，向日本使馆示威的消息。吴炳湘也跑来转告曹、章、陆三位：
“学生的怨气很大，请诸位哲留公府，千万不要出府回家。”
段祺瑞的铁杆打手，警备司令段芝贵将军也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向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传达起“太上皇”欲开枪镇压的旨意。
钱能训为难地说：“政府已很被动，再发生流血事件，可能会引起国际公愤，巴黎和会将全盘皆输。”
徐世昌这位老官僚却很冷静，轻蔑地说：“芝泉还是留学德国的，怎么连一个起码的道理都不懂，按国际惯例，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敢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告诉他，与学生对抗的政府全是要垮台的，本总统还不想代人受过，遗臭万年呢片
段芝贵也不甘示弱，叫嚷道：“万一他们胡闹起来，政府不也会垮台吗！”
徐世昌不悦地放下筷子，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又口气强硬地布置道：
“可以抓但不可杀，可以捕但不可伤。去吧！”
见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公开化了，身为段祺瑞心腹的曹、章、陆三人面子上也很尴尬。屈指算来，从当初帮助老袁签订二十一条，到为段祺瑞全权办理“西原借款”，直至最后断送山东主权，反正这些年与日本的卖国条约，全是三位亲日派一手在前台大包大揽的。见宴会已不欢而散，曹汝霖和章宗祥先到钱能训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大约过了三点多钟，他们估计外面的军警足以保护自己，就驱车溜回曹宅去
那边的游行队伍已到了东交民巷，却被守卫租界的中外巡警阻拦，不许通过。见巡警们如临大敌般早已作好了准备，怒火顿时在青年胸中熊熊燃烧。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不能自由通行，没有卖国贼何至如此？忽然许德珩登高一呼：
“到赵家楼去，找卖国贼算账去！”
愤怒的学生们立即响应，由富贵街向北，穿过长安街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和章宗祥的汽车早已进了前赵家胡同二号，随后而来的还有丁士顺和一位日本人中江丑吉。曹的双亲和妻妾亦在家中。当时的赵家楼并没有楼房，它是一座东西两进的院子。西院临街的围墙较高，朱红色的大门朝南，门内迎面立着一个木影壁，这是一个中式的四合院。北屋正厅悬挂着日本天皇像，整齐地摆设着红木和紫檀的家具。东院，院北是一座西式平房，房前有一个花坛。这座院子临街的院墙较矮，东西两院有一月洞门相通。
正当曹汝霖与警察在商量如何防范学生掠扰时，忽听见院子外吼声震天，学生队伍已如潮水冲进了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一见墙头上摇动的旗帜和擂门声，吓得手脚冰凉，四肢发软，慌忙钻进了一间又脏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