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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不赞成停办，他是想为上海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自去年九月起，《新青年》实际上已成了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
春节前，好久没买古玩的鲁迅去了趟德古斋，捧回一部《三体石经残石》。晚饭后，正在美滋滋把玩时，邮差送来了胡适的信。他有每天饭后散步的习惯，八道湾寓所的院子又大，就拿着信漫步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正在生病，医生嘱他卧床静养。羽田信子见大先生来了，忙去沏来一杯热茶，亲手递到面前，灯光下，她雪白的脸银子般闪耀了一下，刺得鲁迅微皱了一下眉。
周作人把胡适的信仔细看了一遍，说：“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
鲁迅却觉得都无所谓，不必像胡适那样计较。当周作人希望他明确表态时，他坦然地说：
“拿到北京办当然好，至于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我想大可不必。因为仲甫不愿示人以弱，其实《新青年》所登的作品，无论你如何宣言，官场总是一样头痛，一样不会容忍的。”
鲁迅说完，起身给二弟倒了一杯开水。
“也是。你给适之回信，把我的意思说一下。”
平时都是周作人写信，这次鲁迅推不掉第二天，胡适读完鲁迅的信，觉得他关于不必声明谈政治的主张是对的，就立马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补上
“这真是一个可敬畏的朋友！”
胡适感叹地吸了一口美国烟。几年来，鲁迅一直是《新青年》营垒中的一员健将。胡适记得，自己刚写《贞操问题》，他就来了篇《我之节烈观》相呼应。自己写了《我的儿子》，他又跟着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文笔老辣得令人惊叹不已。
没想到胡适的信又激怒了陈独秀。回信是李大钊转来的，陈独秀对北京的三条意见十分不满。他指出，提出另办杂志的主张，纯然是为了反对他个人。因此郑重声明，如果另起炉灶，将与《新青年》完全无关。
接着，胡适又收到他从广州的来信，陈独秀警告这位小老弟说：“南方颇传你和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的末尾，还用了“言尽于此”的字眼，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
此时的胡适，真像捅了马蜂窝，弄得焦头烂额。上海的陈望道对他有意见，前不久寄来一张明信片，气冲冲地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而广州的陈独秀对他更有意见，现在又冒出个研究系的流言蜚语来。去年七月直皖战争结束后，段祺瑞兵败辞职，梁启超失势，曾声称不过问政治，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也许仲甫是从这一点看出了两人的一致性。还有胡适常在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这两家报馆恰恰是研究系的机关报。但是，这些能说明问题
仲甫是老朋友，尽管莽撞，不能不作些解释。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责怪道：“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竞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
窗外雪花飞舞，院子里几枝盛开的腊梅正被积雪压弯了枝条。胡适触景生情，觉得语气过重了，又缓笔写道：
“我不忍心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陈望道那一头，胡适也学他样子回了一张明信片。信上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我们的刊物当作宣传共产主义的工具。”
陈望道一肚子不高兴，又一时出不了这口气，便给周作人写信。他赌气地说：“我也并不想在《新青年》上占一段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本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断定说，不能信任。”
春节眼看就要过去，喧闹的爆竹声已渐渐稀落，远处不时传来零星的“噼啪”声。鲁迅正迈着外八字步，踏着爆竹纸屑，陪现在难得上门的钱玄同去看望周作人。周作人终于生了肋膜炎，午后发烧。晚上昏睡。《新青年》的争论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前几天胡适又给诸位写了封长信，要大家表态。钱玄同也给周氏兄弟写信，明确地支持胡适。说陈独秀讲胡适追随研究系纯属神经过敏。他在信中集中攻击了中国社会，认为中国社会决不会比政府好，要改造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现在所有的主义对中国人都行不通，只好先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做人之道，等有些人气以后再起来推翻政府。
钱玄同的意见虽有些偏颇和颓唐，但鲁迅认为他重视国民性的改造是不错的。此刻，他瞥了眼钱玄同那黑色的大皮包，冷冷地说：
“看来分裂确是不可避免我独不解仲甫何以要把另起炉灶看做是反对他个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好要是反对个人而有利于大伙，又有什么不好”
钱玄同赞成地点了下头，记得那天鲁迅在胡适信尾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下这样一条意见：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
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
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钱玄同对陈独秀的过于霸道也耿耿于怀，不满地说：“仲甫口口声声提倡科学和民主，其实他连在家里都不民主。听说两个儿子来京看他时还要先递名帖，上写‘请求拜见陈仲甫先生——陈延年、陈乔年’。”
周氏兄弟笑了、鲁迅调侃地说：“所以你在信中措词格外激烈，还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不如分裂的好。最后还同意了我的意见，只是语气更为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钱玄同也开心地笑那天鲁迅见大家过于看重《新青年》这个名目，觉得有点无聊于是，在刚写完的意见下面，又加了一句话：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送走钱玄同后，鲁迅独自回到书房，心里隐隐感到一点寂寞和悲哀。鲁迅望着窗外黑幽幽的夜，在叹息中点燃了烟。眼前幻现出一组眩目的意象。会馆之夜。钱玄同黑色的大皮包。《新青年》与文学革命。狂人的吃语。孔乙己的麻木。墓地。乌鸦。人血馒头。传过来又传过去的各种信函。一场威凛凛充满呐喊的大潮涌，终于凌乱地清退留给他的，仍然是一个无可奈何孤寂的长夜。他的心又开始滴血了，忍不住暗自叹息了一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最强大的敌人。
分裂已成定局。
北京的来稿是越来越少，上海方面对胡适等人也不存奢望。在微妙的僵持阶段，陈望道和陈独秀都先后向周氏兄弟求援。对于他们，鲁迅是颇怀好感的。特别是陈独秀，他对自己的小说，是《新青年》所有同人中催促最力而且奖誉最多的一人。他很快将小说《故乡》寄给了陈望道，陈望道感动地给他回信：
“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正在这时，冒出一场飞来横祸。《新青年》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了，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搬到了广州，一场无为的争论终于烟消云散。陈独秀又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来短函催稿，说：
“北京同人料无人肯作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们两位。”
胡适心里憋着气，也决定在京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山本医院的周作人写信，想叫鲁迅也参加进来。尽管鲁迅有苏俄倾向，但和陈、李毕竟不同，他始终是一名自由的圣战者。况且，近来周作人、钱玄同和自己也谈得来，也可以帮着影响鲁迅。
鲁迅笑着对二弟说：“现在陈、胡二位把我们看成一盘香菜呢。”
就在本年初，周作人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这个新生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
而孙伏园主编的《晨报》第七版，也同时由鲁迅命名为《晨报副刊》，带有一定的独立性，首开了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先河。
三家报刊同时向他约稿，鲁迅也只能在这中间搞些平衡。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病榻上的二弟：
“我们今后的作品，每月看来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有不均之消。”
周作人笑着回了一封便笺，说：“有时被友情拽得苦，兄长为了应付，也就不能不动用一点师爷式的‘世故’了吧？”
其实鲁迅也知道，搞平衡是平衡不了的。胡适果然又来了信，推荐世界丛书社出版周氏兄弟的小说集。
3
正当蔡元培忍着丧偶的悲痛，孤寂地在欧洲大陆考察教育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护法运动失败后隐居上海的孙中山，终于发愤完成了他的煌煌巨著《建国方略》。并于20年秋天乘“中国号”邮船重返广州，组建了新的军政府。陈炯明已完全控制住广东的局面，为了尽快成立一个正式政府与北京的军阀政府抗衡，孙中山电邀外地议员参加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参议院议长林森的主持下，国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告成立正式政府，并选举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是5月5日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的，他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南麓，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军政府属下的八个部改为五个部。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并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催促他即日引退，以谢国人。
而那位刚和张静江、戴季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了点横财的蒋介石，也开始在南方崭露头角。陈其美死后，他又投靠了老谋深算的大财阀张静江。并由张引荐担任了陈炯明的顾问和战略幕僚，还与孙中山的第一军事助手许崇智结为拜把弟兄。陈炯明根本不信任蒋介石，他正在为新生的南方政府与陆荣廷征战。而蒋介石也看出了陈将来必背叛孙中山，多次建议孙先生先除掉他。孙中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性情孤傲的蒋介石，只能怏怏地返回上海窥探时机。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却凭借十月革命的炮声，开始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当我们缅怀近一个世纪的苦难与血泪，仰望苍穹，仰望那些闪烁着星辉的不朽灵魂，最耀眼的还是陈独秀那种横空出世，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傲。
陈独秀去广州的目的就是办教育和建党。他一到后就让创办《广东群报》的北大学生陈公博、谭平山跟随左右，在寓所门口贴出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他的本意是想借南海蓝天的白云，看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立马去找陈炯明摊牌，提出了应聘的三个条件。
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总计为357万元（不合
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215万元，社会教育费90万元，特别费
（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5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