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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发放了欠款，但蔡校长居然铁着脸在大会上提议，为了推动北大图书馆的捐款，凡本校教职员，均自动捐出罢教期内一月薪水给图书馆。
凭蔡元培当时的声望，他的话就是北大的法令。可是要大家把微薄的薪水交出来，校园里很快传出了牢骚怪话。蔡先生怎么我们闹学潮被打得鼻青脸肿，他的屁股反而和政府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一些教授不服，就去鼓动“桂冠教授”马叙伦出面找校长论理。
马叙伦果然气呼呼地翘着八字胡走进校长室。马叙伦当时是教授里有名的老英雄，论学术观点，应列入旧派，但特别爱管闲事。凡是学生运动他都一律声援，还被推选为全北京的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喜欢一马当先地冲在队伍前列。这次又惨遭殴打，刚躲进外国人办的医院疗伤回来。见他吹胡子瞪眼地先脱下礼帽，嗓门挺粗地说：
“蔡先生，独立而不倚，是我做人的一贯原则。今天我郑重宣布，你的决定错了，请能收回成命。”
而这位素来爱和稀泥的好好先生好像也顶了真，刚才还挂在眼角的笑容倏然消失，脸上一下子溢出了怒容：
“身为学界名流，我希望你凭良心说话。我们教授的天职是什么？我们办学的责任又是什么？你敢扪心自问”
他突然动了感情，浑身像打摆子一样微微颤栗。他发现自己有点失态了，语气终于缓和下来。
两位书呆子就这样僵持着，马叙伦发现了一个秘密，蔡先生发怒时目光呆滞，完全像个斗鸡眼哩。
蔡元培终于长吁了一声，摸出珍藏的龙井，亲手送来一杯热茶。见他静静地坐在靠椅上，沉默良久，用一种柔柔的语音敞开了心扉：
“夷初，还记得五年前那个雪夜，我们在松筠庵把酒论天下，豪气冲天的誓言说实话，这些年为了整治北大，为了拯救奄奄一息的中国教育，我们吃了多大的苦？经受了多大的磨难呵？记得‘五四’期间，安福系曾扬言在杀手取我性命，徐树铮还想将大炮架在景山上逼北大退让。那些日子我独自在西湖杨庄，心情苦闷至极。还有，这次名为出国考察，实际上还不是想逼我走？如为了一己私欲，我真想退隐山林，再也不于这倒楣的差事但只要一想起那个暖心的雪夜，想想中国之大，惟剩北大这块精神圣地想想未来民族的希望，全寄托在这帮热血青年身上。你说，我们还有权力退缩和停课说实话，这次去看了剑桥和哈佛真是大吃一惊。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还远着呢。所以抓教育改革，一天都不能松劲。夷初呀，我俩也算是老友了，你应该理解我哟”
他的声音有点哽咽起来，微颤着用手帕擦拭起潮湿的眼角。马叙伦也是个倔性子的人，仍顾自低着脑袋不吭声。就在这时，蒋梦麟正好带着李大钊进了门。他面带歉意地说：
“我和守常已响应蔡先生的提议；如数向会计室捐了薪水，还有胡适、沈士运、钱玄同也正在交钱呢。哎！蔡先生，您人在国外，为何先带头扣了自己六百大洋月薪呀？”
马叙伦有点感动地抬起头，蔡元培终于欣慰地舒展出笑容。见天色已近黄昏，他爽快地站起身，说：
“感谢诸位棒场，今晚我请客、走！上学士居喝杯薄酒去。”
暮色降临时，校门外的十几家小饭铺，响起了一片锅盘菜勺的敲击声。蔡元培边走边看，发现沙滩附近的东老、中老、西老这三条小胡同里，有许多学生模样的人正在小公寓里进进出出。蒋梦麟见他不解，眼角露出得意之态：
“这就是北大的‘拉丁区’。由于我们坚持了先生开门办学的方针，现在人称咱北大有‘五个公开’，三种学生哩。”
蔡元培好奇地仰起头，盯着这瘦高个子问：“想不到我出国不到一年，竟冒出这许多新奇事。快说来听听。”
蒋梦麟挺会调节气氛，硬要拉马叙伦说。谦让了一会儿，这位马先生的脸就绽出了笑容。他说：
“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
众人听得哈哈大笑，蔡元培说：“怪不得我一回北京就有人告状，说你们北大被姓蒋的搞得乱糟糟哎，守常，你说这样办学行”
李大钊沉稳地点了下头，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周爱山人’。我希望这种自由的精神，能从北大风行全国。”
蔡元培顿时来了兴趣，要蒋梦麟陪着先去参观“拉丁区”。
四人顺路弯进一个不大的小院，天井里种着几丛鸡冠花和爬山虎。里面一间间隔出许多小单元，多是一付铺板，一张窄书桌，两把凳子和一个洗脸架。条件好的还有个小书架，墙上深一块浅一块，裱糊着发了黄的旧报纸。当一行人走到最后一间木板房时，发现昏暗的烛光下，隐着个寒酸的穷学生。他穿一件旧竹布长衫，袖口缝一块歪歪斜斜的补丁，瘦小得像一头小刺猬，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正气凛然的几位大人物。
蒋梦麟问：“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系读书？”
他哆嗦着站起身，脸色苍白地说：“你们终于来查我们唉！我其实是个失业的小学教师，实在没钱呀，连旁听的手续也办不出，只好天天溜进去听课。”
蔡元培听他讲绍兴口音，又问了一句：“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他兴许是被逼急了，神情决绝地提高了嗓门：“我叫许钦文，因喜欢写小说，和几位文学青年聚集在沙滩，最喜欢听豫才先生的课。前几天周先生知道了深表同情，还在下课后请客喝牛奶吃点心呢。他说蔡校长已回来了，一口答应为我们说情办旁听生的手续”
“还有几位叫什么名字？”
“胡也频、曹靖华，另一位是宁海人柔石。”。
“我就是蔡元培，他们人”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先生？”
许钦文惊愕得手脚无措，连忙恭敬地向诸位鞠躬。他羞涩地望着蔡元培说：
“他们都去小饭馆了，我没钱，只能让朋友带个烧饼回来。”
蔡元培感叹地说：“你明天就领他们来办手续吧！不过现在得跟我们去吃饭。”
这顿饭吃得挺有趣味，四位大学者听一位偷听生摆谱，真是大开了眼界哟。
许钦文说，这沙滩一带是天下最理想最自由的学习区域。先说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而且茶水、电灯、佣人，一切在内。而北大的吃又是最自由的，你看门口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店去、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可以吃到两菜一汤。普通客饭一荤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分钱足够馅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当然最经济的还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四厘，六分四厘撑得饱饱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上汉花园那小食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矮凳上啃大饼，自然更省钱。当然最贵的还是这学士居，菜确实好，我们穷学生却不敢光临。好在这楼上壁间挂着“胡适之贺”的对联，你们看，上写“学问文章，举世皆推北大棒；调和烹饪，沙滩都说学士‘成！’”有胡博士做广告，确实又吸引了不少人。
许钦文又说，最痛快的还是求师。北大的校门真无愧“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最妙的是所有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信仰学术是天下的公物，决不会小家气的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像我们不但大胆地偷听，听完了还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而且他一定会很实在的带回去，挺虚心的看上一遍也许二遍，到第二堂课时还给你，告诉一通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榆扬。蔡先生，你可听说北大有“凶”“松”“空”三部曲这也是在“拉丁区”流传的笑话。说北大投考时“凶”，入校后“松”，毕业后“空”、什么意思呢，如和清华比、门门功课北大学生肯定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那种既多又怪的大人物，那种自由竞争的学术空气，却是天下任何学校都赶不上的。所以这“空”字实际上是一种调侃，像“五四”时期北大一下子就冒出了这许多大主角、大英雄就是佐证。
许钦文还说，蔡先生、蒋先生，北大千万别再停课我是靠几个小稿费来维持生计的，有课好听，有学问好做，再苦心里也是暖洋洋的。否则。又何苦泡在这里消磨生命
许钦文还想唠叨着说下去，马叙伦却举起了酒杯：“别说了，蔡先生，我全听懂唉！这一年多来，为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幸荒费了无数学子的无价光阴，这是我们很抱歉、很惭愧的。今天这顿饭该我老马付账了，来，喝酒！喝酒”
7
10月6日夜里，胡适接到一个叫顾名君的电话。他是从上海打来的，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胡适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对方说罪名还是年初查封《新青年》时的老话——宣传过激主义。
胡适急着给蔡元培家里打电话，想请他向法国领事馆求救。电话里，胡适这位人权斗士忍不住用安徽土话骂了一句：
“法国人真不要脸！”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陈被捕的消息。蔡元培越想越对法国人愤怒，便把胡适和李大钊叫来胡适说事情发生在10月4日下午，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见来者不善刚想从后门溜走，发现已有人把守在那里。不一会儿来了两辆汽车，把陈独秀和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全捕去了，还搜去了许多《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
到巡捕房后，陈独秀灵机一动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信口报了假姓名。没想到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时也被捕这位姓褚的一见陈独秀就拉开嗓门说：
“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
这一下陈独秀终于暴露待巡捕房查清邵、褚两人身份后，当即放人。公堂审问时，巡捕房硬说包等四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坦然相告：“有事我负责，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在陪我太太打牌，所以一切和客人无关。”
蔡元培沉着脸说：“这件事我已和朋友商量好了，主张不和法国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