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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说那里馆藏资料极为丰富。蔡元培一下子动了心，他是位天性爱做学问的人，当场答应冬天再去汉堡做一回老学生。
这一年有件趣事值得一提，蔡威廉已是二十足岁的大姑娘了，她的婚事一直是周养浩的心病。记得还是他们刚移居法国时，留法研习美术的林风眠，曾带着一位叫林文挣的年轻艺术家前来拜访，他们想筹办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想请蔡元培出任名誉会长。林风眠当时已经结婚，那天他见蔡先生不巧出了门，就大方地坐下来和师母和蔡威廉畅谈起来。言谈中周养浩得知，这位浓眉大眼相貌英俊的林文挣比威廉大两岁，祖籍广东梅县，还是和周恩来同乘一条邮船来法国留学的。她见他为人厚道，又才华横溢，还不时地向威廉眉目传情，而女儿似乎对他也很有好感，灿如桃花的脸上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便动了撮合的心思。晚上睡觉前，当她提醒先生时，蔡元培却大度地说：
“孩子们的事，还是让她自己定。记得当年罗家伦也曾向我提过亲，可威廉似乎对他一点也没有感觉”
5月22日的晚上，展览会终于在斯特拉斯堡的德皇旧行宫隆重开幕。筹委会假红楼饭店设宴招待本地和巴黎、里昂赶来的各界来宾，蔡元培发表了演说，并为展览会目录作序。第二天，中外观众达三千余人，真是极一时之盛。这次的展品多数是留法的中国艺术家所创作，其中也有周养浩和蔡威廉的新作。林文挣对这位名门围秀一见钟情，但他是位内向而执着的人，一直把炽热的爱深埋在心里。直到1928年他随林风眠受蔡元培的委托，去杭州倡办国立艺专时，才在西子湖畔向心中的女神倾吐出爱慕之情。
3
民国史上又一场军阀混战，终于借江浙战争为导火线，轰然爆发。
而挑起这场恶战的正是张作霖。他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直在关外厉兵袜马，试图问鼎中原，以雪一败之耻。1924年9月15日，他借反对直系进攻浙江为由，支持皖系军阀卢永祥，亲率六路大军，直扑山海关和热河。曹锟一边紧急电召吴佩孚进京，一边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命令。而在洛阳吴佩孚将军府的内屏前，曾高悬着一具大石磐。每当他作出决策之前，必以手击磐。就在他赴京前的一个黄昏，忽闻磬声大作，这位玉帅终于下达了对卢永祥和张作霖分头出击的命令。他的专列好不威风，远远望去共三十多节车厢，在深夜奔腾呼啸犹如一条游龙。
午夜抵达郑州时，这位风雅的大帅，扬言要送前来请示机宜的靳云鹏一幅墨竹，以显示出师必胜的信念，竟在车上理纸泼墨，对客挥毫起来。也许是大战在即，心绪不宁，也许是上天在冥冥中作怪，反正他一连画了数幅都不满意。这时，专列已停了四个多小时，为了不贻误战机，他也只好胡乱应付了一幅了事。他一到北京，就出任了“讨逆军总司令”，并在中南海四照堂向各路将领面授机宜，下达作战命令。他确实是个骄横的统帅，那天见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堂，身穿紫色绸子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双手叉腰敞开着怀，嘴里轻松地叼着一根纸烟，下身穿一条白色散腿便裤。他先是朝众将领威凛凛地瞥去一眼，就盘腿往太师椅上一坐，斜身靠在条案上，像念经一样下达起命令。那架式，真像一位稳操胜券的满清王爷哩。正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堂内一片漆黑，一种不祥之兆突然摄住了众人的心。
这真是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奉军投入了二十五万虎狼之师，而直军也派出了二十万大军。双方都第一次出动了海军和空军，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
吴佩孚这次真有点出师不利，他的专列是晚上开往山海关的。可是由于日本人给奉军暗通消息，一路上屡遭炮击。他不得不退回秦皇岛，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但每当他亲临前沿阵地视察时，因身穿上将军装，帽沿和肩章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腰挎的指挥刀也放出烟烟银光，又有副官和卫队前呼后拥，每次都会引来奉军的炮火袭击。虽然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随员却常被炸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前线。一直对直系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不满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和奉军的秘密约定，于10月22日深夜突然回师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以一个营包围了总统府，将曹锟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当副官将吴佩孚从睡梦中唤醒时，他手捧冯玉祥发出的通电，极为震怒，破口大骂冯是一条背信弃义，永远喂不熟的恶狗。但他又怕走漏风声，动摇军心，天亮后仍照常去前沿视察。当接到曹锟宣告停止战事和免去他职务的电令时，他又怒而批以“伪令”二字，并当场将总司令一职交给张福来代理，自己仓促返回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
吴佩孚就是这样走向了末路。他原以为冯玉祥不堪一击，没想到他拼凑起来的军队在杨村被国民军打得一败涂地。发发可危的天津已隐隐听见逼近的炮声，他不得已向山东和江苏求救，而两位督军却以自保为名无动于衷。这位孤立无援的将军终于走投无路了，只能整天躲在天津北站的专列里借酒浇愁。而奉军的特务还在千方百计暗算他，甚至收买了卫兵打算行刺。幸亏被他事先查获，将他们一齐枪毙才免于一死。绝望中有人献计，劝他不如逃入租界躲避一阵，没想到他还有点民族气节，居然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身为堂堂中国军人，岂能托庇外人？真是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但由此却受到了启发，他终于困兽犹斗似的决定狗急跳墙便给隐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个电话，口气很粗地说：
“我已准备把军队开进天津租界，干脆引起各国插手干涉，让狗日的也没好果子吃！”
老谋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规劝道：“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何苦要惹出国际争端还是先上别处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这条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驻津司令官亲自前来见他，劝其离津另谋新策。日本人刚走，美国驻屯军司令又来劝他快走，否则就有生擒的危险这位美国人头脑很灵活，似乎摸透了他爱面子的心理。话刚说完就让站长给专列挂上机车，然后向他敬礼道：“我算给你送行”吴佩孚就这样逃到了塘沽，当他登上军舰，在极目远眺仰天发出一阵狞笑后，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将军冯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这位出生贫寒有苏俄倾向的北方军人，还真做成了几件大事。先是果断地将宣统皇帝驱逐出了故宫，按理都民国了，还保留一个小朝廷确实是个讽刺。从历史意义上讲，冯玉祥的举动未尝不是革命。但胡适不高兴了，也许他旧情仍在，就站出来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简直是东方式的野蛮。正像他的弟子后来说的，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他的这一举动自然引来许多非议，连一些温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也写信表示反对。而刚在去年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终于随溥仪离开了宫帏。他眼见幼主受辱而坐视无策，先一气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从此终日在忧患中闷闷不乐，此时的他已有自杀之心，只是因家人严视护理而得以幸免。
冯玉祥又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召开军政会议，决定先由黄郭暂组摄政内阁过渡，他自己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仰慕孙中山，中山先生对他也竭力争取，还亲自送他一部手书的《建国大纲》。按冯玉祥的设想，将来的政府应由孙主政，段祺瑞主军。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因当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为全国舆论所迫，也故作姿态地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计。
孙中山就这样迈出了北上的不归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这天，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重申要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之路，并向党内同志发誓：“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不可动摇。”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一行终于从海上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因旅途劳累，当晚肝病复发，只得留津诊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张作霖背信弃义，不顾向冯玉祥立下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国民军挤了出去。又向冯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来当上临时执政，抢先控制了北京政权。他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让毫无兵权的段祺瑞做挡箭牌，先对付孙中山和冯玉祥，再为自己将来执政作过渡。所以当孙中山在天津上门拜访时，他故意摆出一副大军阀的样子，态度非常傲慢。孙中山下车后，只见公馆前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张作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在外迎接。进门后在客厅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谈话时，见孙中山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为可贺可喜呵！”他故意仰起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有意让客人难堪。然而孙中山毕竟是大人物，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计较，但那种凛然正气，还是令他有所收敛。几天后，他终于回访了孙中山，还公然劝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见孙中山不悦，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冯玉祥已完全失势，段、张一联手，他只得受排挤离开北京，以养病为由进山去不久又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务。所以当孙中山北上后，两人甚至连一面都没有见上。段祺瑞又趁孙高烧不退，一时难以抵京之际，于12月6日至书外国使团，宣称继续尊重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悍然公布善后会议条约，并派许世英抓紧筹备，公开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唱对台戏。为了试探这边的态度，他还假意派许世英、叶恭绰前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前厉声怒斥道：
“我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偏在北京公然反对，这是什么道理？我明天就进京，在那里反对段某人，看他能把我怎么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
盛怒之下，他又忍着肝部的剧痛说：“你们的所谓善后会议，乃是军阀、官僚、政客的分赃会议，而且把人民团体和国民党完全排除在外，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他是年底这天扶病入京的，北京的各界人士十万余人自发拥向车站热烈欢迎。李大钊也亲自前往迎接，北大学生军担任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那天学生军由白雄远教官统率，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肩扛教练枪，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下车后因病体难支，只能在车站发表了书面谈话。但见学生军举枪敬礼，高呼欢迎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只见他惊喜地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阿！”当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