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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羊蟹作战”，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次。他讲此战日军失利并非过言，日军一直到1943年9月，始终无法突破中国军队正面的大脊岭和侧面的桑浦山阵地，双方始终在潮州－揭阳之间进行对峙。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3）
而此后丸山负伤的的仲秋战役，则可以肯定是发生在1943年。独立第二十旅长期坚守大脊岭沿线，对保护潮汕地区的抗日大后方揭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军则视这一线的山地据点为眼中钉，多次出兵争夺。根据独立二十旅叶禄群先生的回忆，从1943年4月开始，日军对中国军队揭阳－潮州间的主要阵地大脊岭攻势加强了。据中国军队的记载，每月都发生四五次战斗。到了5月的时候，中国军队防线上的大脊岭与青麻山都已被日军占据了一部分，在洋铁岭一带，双方各占一端，沿几里长的阵地对峙。7月间，日军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在洋铁岭一带拉锯。根据记载，独立二十旅第三团在反攻洋铁岭的战斗失利后，掩护大部队撤退，官兵伤亡惨重。大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了丸山菊夫说的：“昭和18年（1943）9月10日，中国军队在揭阳集结后，再次发动有组织的反攻。”此战发生的具体地点很不容易考证，老实说这地点我也头疼，日军的纪录中，地名常用奇怪的字，比如日军袭击八路军总部一战，把八路军总部的“武军寺”标为“五军寺”是轻的，上高会战标了个“横游胡”，并且在此处与七十四军恶战经日，可是我怎么在中文资料中也找不到这个横游胡村！这次也是一样，丸山讲战斗发生在厚茈坳，中国没有这样的地名吧。难道是“猴子岙”（有朋友提供似为厚婆坳）？根据中方记载，“9月11日，一八六师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反攻古巷羊铁岭附近的杨梅山。当夜12时正战斗打响，仅一个多小时便夺回杨梅山。至9月13日，杨梅山又被日军占领”，“9月17日，晨，日军种田中队进犯大脊岭，在守军的英勇抗击下，两百一十多人的种田中队，只有十多人生还”。丸山提到此战小松部队先遭到袭击丢失大部阵地，随后反复增援逐步收复，所以我推测这个阵地就是杨梅山。这一战，先是独二十旅激战后丢失阵地，随后与一八六师携手收复失地，最后又有部分阵地落入日军之手，可称一波三折。
此战双方记载的日军伤亡不同，中国方面，因为前面有记录称西塘之战歼灭日军四五百人已经是打得最好的一仗，这一战虽无具体战果统计，似应少于西塘之战。然而，丸山称日军损失一千七百多人。我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日军隐瞒损失。须知日军是进攻一方，它的损失国民党军方面无从知道，而从日军攻击的一贯表现看，如果不是受到极大的损失，断不会轻易退却，或许这一战独二十旅和一六八师打痛了日军而不自知（知道了可能反攻潮州的！）？另一种可能是日本老兵夸大战事。这件事也是现在让我头疼的，比如日前翻译的日本老兵回忆在宜章大战三万新四军，新四军在那里根本没有那样多的部队。这个被打死七百多，打伤一千多是不是他听到的传闻而不是事实？
这段文字中有一点非常让人寻味的——那就是国民党军押着日军俘虏冲锋。
只听说过蒙元攻打南宋是驱宋人为前驱，没想到这种滋味鬼子也尝过。
按说国民党军当时也是优待俘虏的，而且日军俘虏难得，换个部队一般不会这样做。可是兄弟啊，要看看独二十旅的旅长是谁，这支部队的确干得出这种绝户事情。独二十旅旅长喻英奇说起来他倒不是广东人，而是湖南人，湘西王陈渠珍的老部下。其血统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廓尔喀兵团”——竿军！在内战中喻就是有名的“屠人魔王”，性格凶悍，无法无天。不过这种性格在抗战中实在是难得的，喻作战勇敢，有血性，1937年南京战役中唯一的反攻战役汤山反击战就是他的部队四七八旅随杜长官的坦克打的，日方记载此战踹了日军一个师团部，日本著名战地记者浜野嘉夫死于此战。可惜寡不敌众，这次反攻在天亮后归于失败。喻本人也负伤，突围而走。用枪逼着日本俘虏冲锋，也就是这个“屠人魔王”的部队干得出来！对此，也是喜欢研究这段战史的逸云三洲兄（西西河网友）作了进一步考证，结论是“喻英奇本人是不在的，他在该旅调进潮州地区前后就去陆大深造了。但谁带的部队就是谁的样，特别这个旅的第三团，是喻英奇当团长的老团了，他在组建独二十旅时带进去的。可见毒得很”。对这个观点萨完全同意，而且认为送喻英奇这样的人物上陆大，应该和少林寺和尚去攻学历差不多一个意思，属于训练老虎拉碾子的行为。
此文，还是用叶禄群先生回忆文章中的从大脊岭撤退时的一段来收尾吧：
开拔前，我叫特务长周中生买来香烛、三牲等祭品，在空地设一简易祭台，自己写了一篇祭文，对空宣读：“我阵亡之战士，随我旌旗，逐我之部曲，一同上路，各人认准本乡，魂归故里，受家人四时之祭祀”
聊以此文，献给殉国将士，以资不忘。
抗战中步兵轻武器对日军战车的战斗
士勇无奈乏良刃——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朋友提到抗战中中国军队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或者重机枪可以用钨合金弹击穿日军轻型坦克的装甲。
确实有记载中国军队在南京曾经用重机枪加钢芯弹抵抗日军战车。实际上在淞沪战场日军也多有这种纪录，这种打法的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抗击日军九四式战车，甚至能够给八九式中型战车造成威胁。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弹丸虽能勉强击穿敌装甲，穿甲后动能基本下降为零，对坦克内部人员已经没有杀伤力，所以经常出现日军战车中弹上百发，却依然能够继续作战的情形。这种武器，包括真正的威力在于击损日军战车上的脆弱部件，如观通系统、武器系统等，而迫使日军战车退出战斗。
10…1日军八九式坦克在行进中；地点在当时的浙江，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惜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
请看下面日军修理纪录中这辆九四式战车的中弹情况。该车在南市一线试图突破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阵地时遭到猛烈抵抗，破损后送。
10…2这是正面
10…3背面
每一个X符号代表被击中一弹，可以看到日军战车中弹如同马蜂窝——可惜啊，要咱有反坦克枪那这玩意儿拆了可以直接当笊篱也——并且确实有多处损伤和贯通，但这辆日军战车最终还是开了回去。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军队在作战中不乏勇气，而且射击准确，看日军战车观察窗周围密集的弹孔就可以感受当时的战斗，日军车长就在观察窗中被一弹毙命——八十八师是德械精锐，训练有素，确实不是好惹的。但是也反映了中国军队轻武器反战车能力的不足。
实际上，日军战车在设计上还是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即便是100毫米以下迫击炮的命中，日军战车也通常只是感到巨大的震动，有时能给人员以损伤，却无法将其摧毁。7。7毫米机枪如果没有穿甲弹，就更无法给它造成威胁。
但是对于日军的战车，通过战斗积累经验，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也发明了不少有效的攻击方法。前面提到用轻武器集中攻击战车的观通系统是一种打法，用集束手榴弹爆破日军坦克的履带也是一种打法。另外，一部分日军八九式战车依然采用汽油发动机，中国士兵常常用手榴弹攻击其发动机部位，引发起火燃烧，曾经有相当多日军战车葬身火海。
当然，这样用血肉之躯强袭铁甲战车，中国军队的损失无疑是惨重的。奇怪的是当时中国的确贫困，但弄些反坦克手雷和莫洛托夫燃烧瓶应该还不困难吧，却没有见到类似武器的纪录。
真正给日军战车带来威胁的，是德国造37毫米反战车炮。日军留下的纪录中，称其为让日军战车兵“泣下”的可怕武器，甚至有在大场七八辆坦克面对一门反战车炮不敢冲击的例子。只是数量太少，而且国民党军将其编成团级单位，使用相当不灵活。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战车观察窗狭小，视野不良，因此车长经常需要推开窗口盖进行观察，往往成为中国军队的活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军研制了战车用特种头盔，稍稍可以抵挡步枪（如果角度不太正）与手榴弹弹片的打击。
10…4这玩意儿，可就挡不住钢芯弹了。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上）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1）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
神枪碧血——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
日前回京，在我的一个长辈那里看到一则笔记，其中比较详细记述的人物，是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辅仁大学学生冯运修。萨这位长辈在北师大任教，这是为了校庆所作的纪念文章，因为辅仁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冯运修可算我们的校友。
说起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源颇有可观之处，抗日杀奸团今天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名字，当年却是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
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萨的外祖父家族，在天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素以不介入政治斗争为务，但其中有一个在天津中学读书的子弟受抗日思潮影响，违背家族原则，成为了抗日杀奸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在团长曾澈牺牲之后担任过抗日杀奸团的领导职务。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