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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摆摆手笑道：“没什么好看的，老头子一个，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没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都是人，有什么好看的？只不过，这位老人家的本事，绝对不小啊！这样大一个冯家，这样大一个岭南，人家能给管制的井井有条，这就是本事，这就是能耐，喊上一声南天王，也值。”
薛仁贵笑了笑，随后犹豫着询问道：“苏侯，在下还是对那一百万亩土地和那么多钱有些疑惑，苏侯到底在做些什么？可以告诉在下吗？如果是朝廷机密不能告诉在下那就算了，就当在下没有问过。”
苏宁笑着说道：“有什么机密不机密的？用不了多久全天下都知道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此次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我打算在江南也推行均田制，那就需要大量土地和大量民户，岭南是第一步，整个江南才是重点。”
薛仁贵疑惑道：“均田？全大唐都是如此推行的，苏侯谈何在江南推行均田之法？”
苏宁摇摇头道：“仁贵，我问你，均田之法的根本是什么？”
薛仁贵愣了一下，尴尬地摇摇头：“在下只知兵法，不知民政。”
苏宁说道：“你不知道实属正常，因为这均田之法也就说起来简单，其实一点儿都不简单，均田之法所规定的就是大唐的民籍男丁每一人可以得到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合计一百亩土地，永业田可以传承，至于口分田，男丁死则收回朝廷，不能传承，不能买卖，不能随意支配。
但是不提男丁死亡的情况，一个成年男丁可以得到一百亩土地，十个男丁就是一千亩，一百个男丁就是一万亩，一千个男丁就是十万亩，一万个男丁也就是一百万亩，所以，仁贵，你不要看我购买的土地很多，其使用起来，只够一万个男丁的分配数目。
均田之法就是如此，给民户分配土地，看起来很好，但是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缺陷，其实是的根本依仗就是朝廷掌握有足够多的公家土地，足够授予每一个民籍男丁，一旦朝廷土地不足，均田制变形同虚设，百姓没有土地可以得到，没有粮食可以收获，就会被饿死。
还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一点，土地需要有人去种，没有人能去种的土地就是荒地，长不出粮食，没用，人从哪里来？从民户里面来，如果朝廷有足够多的土地但是没有足够的民户可以耕种土地，哪有算得上什么？
江南之地，整个江南，这两个问题都有，朝廷没有足够的公家田地，也没有足够的民户，朝廷对于江南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少数几个城池和地区接受朝廷的指令，但是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听召不听宣，根本不听朝廷的指令，他们都听他们自己的领主的命令，这些领主动辄良田万顷部曲上万，朝廷掌握在手中的土地不是荒地就是山地，有何作用？
而且百姓大多为地主佃户和部曲，也不向朝廷纳税，江南十几个州的赋税尚且比不过三原县一个县，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此次南下，我走访各地，了解民情，这才发现情况实在是严重的很，江南那其实就是国中之国，长此以往，怎么得了？于是我便想出了在江南之地大肆购买土地和人口的想法。
高产作物的种子因为房玄龄房相的主张而没有在江南流通，江南之地主没有得到一颗土豆玉米和水稻的种子，他们没得种，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依仗，用高产作物的种子和钱财去购买他们的土地和佃户，他们的土地太多，佃户也不少，收入却不高，看似光鲜，其实很多旁支都免不得挨饿受冻，所以他们肯定会愿意出售土地和佃户，这就是我最大的依仗。”
薛仁贵越听眉头越紧紧皱起：“苏侯，不瞒你说，来此地之前，在下听闻不少将军都对苏侯的做法颇有微辞，他们都说那些人明明都是国贼，为何不动大军征讨之？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江南全部国土，那些国土原本就是大唐的，为何大唐朝廷需要那些土地还要向他们付钱购买？民众都是大唐之民众，为何还要付钱购买？
很多将军都主张对江南用兵，但是军中很多部队都在做准备，几乎都要做好出征的准备了，结果陛下一纸诏令不允许出兵，听从苏侯的意见和那些人做生意，谈判，花钱买，大家都说苏侯变了很多，不像过去的那个好男儿了，但是在下始终认为苏侯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做，所以，还请苏侯解惑。”
苏宁听到了薛仁贵的话，顿时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正确的不能再正确了，这次的事情要是李二陛下没有顶住军方的压力顺着他们的意思出兵了，那么极有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大唐军方将渐渐变得不受控制，干涉政治，干涉政府行政。
比如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方就根本不听政府的控制，从一八七四年台湾危机开始，日本军方屡屡违背政府的意愿，强行对中国和盟国出兵作战，第一次就是台湾危机，日本军方第一次反抗政府的命令，清政府一面出动沈葆桢统兵，一面请出了美国人英国人调停，日本政府出动了维新元老西乡隆盛去阻止军队出兵台湾，结果还是差点儿闹出大事情。
从此之后军队就一发不可收拾，日俄战争，二二六事变，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华北危机，一直到七七事变，所有的日本军队的主动挑衅的都是军部做出的决定，九一八事变甚至是一些小小的参谋做出的决定，连关东军司令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更别提日本政府了。
九一八之初，日本政府得知以后甚至强烈要求关东军停止冒进，他们认为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实在是太少，根本不足以和中**队相抗衡，更别提北方的苏联，政府害怕中国二十万东北军的奋力一搏，毕竟当时关东军在东北只有两万人，可是军队不听，张学良也被吓住了，于是
二二六事变以后，日本文人内阁近卫内阁原本被很多日本人寄予厚望，希望可以控制军部，结果上台一个月，近卫内阁的清新脱俗之气就被军部的血腥钢刀终结了，军部最猖狂的时期连他们最信奉的“天皇陛下”都要妥协。
苏宁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因为自己的出现和动作而提前出现在大唐，甚至更加危险，更加严重，因为军方结成了一个团体，不再是分散的互相征战的军阀，而是一个团体，类似于军政府的团体！那更可怕！
政府，是文人的政府，军队，是军人的军队，文人不掌军，武人不干政，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的标志，但凡是文人掌军还是武人干政，那都不是正常的社会制度的现象，那是错误的！
“仁贵，我知道那些将军肯定对我有所不满，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做，我之所以支持军队铲除掉山东士族，原因在于他们的存在威胁到了大唐的安全，他们的存在威胁到了普通百姓的安全，他们的存在使得我们没办法普及教育，没办法像现在这样普及教育，让孩子们都读书，都可以参加考试。
可是江南不一样，江南无论是士族还是大家族，他们都没有威胁到大唐的安全，大唐不会因为有了他们就变得不安全，他们的存在无论是在朝廷中还是在军队里面都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很少参与到朝政当中来，或者说，山东士族想要造反，但是江南人不想造反，既然不想造反，那么就应该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都是大唐人，死一个就少一个，大唐如今多么缺乏人口，你也知道的。
隋末四千多万人口，如今才不到两千万，大唐那么缺乏人口，那么为何又要自相残杀，又要把珍贵的性命浪费在自相残杀中？对于异族，那是能杀就杀，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对于自己人，可以谈就要谈，能不杀就不要杀，仁贵，不管其他将军是如何想的，我现在只希望，你可以明白我的想法，可以理解我的想法，对于自己人，尽量不要动刀兵。”苏宁盯着薛仁贵，认真的说道。r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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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三十三 钱仓（上）
朝廷把购买土地所需要的钱财和粮食种子都运抵广州的消息不胫而走，那些和朝廷签订了协议的大地主们就像闻到了垃圾味道的苍蝇一样嗡嗡嗡的飞了过来，挥舞着手中的地契，迫不及待地要将它换作实实在在的金钱，然后投资到大航海的事业当中去。
最近这段日子，随着一支又一支船队的满载而归，整个港口从早到晚就没有停息过，为了方便船队返航，以及他们在夜间的航行安全，在苏宁的建议下，冯盎动用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在极短的时间内搭建了一个灯塔，上面安放了一只巨型蜡烛，一到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就会点燃，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而且由于返航的船队和在港口彻夜工作的人数众多，广州刺史赵渊根据苏宁和冯盎的联合建议取消了广州城的宵禁，也废除了日中开市日落闭市的惯例，广州城成为了大唐第一座没有宵禁没有闭市的城市，得到了大量群众的支持，紧随而至的就是广州城和港口的急速发展。
因为每日来往广州港口的船队实在是很多，在审计司和市舶司开放了港口之后，平均每日都有十多支船队在这里取得出海权，然后每日也有有十多支船队返航，由于货物众多，交易不便，所以一支船队的货物从返航到交易完毕往往需要两天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使得港口的人数更多，停留时间更长。
人类的智慧不容置疑，苏宁并没有做任何干预，但是港口的集市还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从早到晚不停息营业，大量的食物店铺和住宿旅店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因为随时随地都有饥肠辘辘的海员或者北方商人前来找东西吃，找旅店住，这方面的事情苏宁没有权限管理，因为这并不是海运方面的事情，而是一个州的内政。
不过赵渊很显然比较尊重苏宁的意思，苏宁也就很愿意给赵渊提一些建议，比如把安保部门和税务部门直接安放在集市里面，审计司的税务部门主要应对的是海商和陆商的交易，港口集市每日所产生的大量税收并不归审计司管辖，当然了，如果赵渊需要帮助，审计司虽然很忙，但是也可以抽出一两个熟悉税务的官员来帮助赵渊建立税收部门。
赵渊是个比较开明的官员，对于商业并没有什么偏见，集市自己产生了，赵渊没有干预，反而很鼓励广州城有能力的人去开饭店，开旅店，还很支持港口集市的诞生，不过港口集市只是一个应急措施，供那些正在交易中无法远离港口的人们之用，真的到这个地方教义的人们，主要的选择还是广州城和周围的一些小县城。
赵渊下令各县城鼓励有余钱的百姓办设旅店和饭店，以供巨大的人流量所需求，然后针对人流量剧增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赵渊也做出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显示出他的能力很不平凡，广州城以往的常住人口只有十万，但是如今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了二十万，加上广州城自己的常住人口，每日进入广州城停留一日以上的人数超过了三十万。
短短的数月，广州城就已经难以承受这样巨大的人流量了，在税收剧增的前提下，赵渊奏报李二陛下，请求李二陛下允许广州城的扩建行动，以便于随时都可以应对广州城人流量巨大的情况，李二陛下对此的批示是允许这样做，当时朝廷没有财政支持，广州要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