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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科的邱科长、桥尾的罗所长、沙溪的周所长原地不动。
1995年7月到转任的这一天，我整整在新安工作了三年！三年的结果不是进所谓的班子，而还是一个小小的副股级干部。
我似乎已经预料到这种结局，涌生着一种滋味，没有欣喜，也没有不快。这时我才发现，没有“活动”的结果必然会让领导认为你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因为你没有去要求没有去“索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还是心中仍存有幻想？
那个时候，地区公安处政治处每一年都会叫县局政工科写一份考察鉴定，据说省厅政治部要求的，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升起一份希望，觉得心里暖呼呼的，常说组织上不关心我们，其实组织上一直在关注着我们呢，一想到这些，心里郁积的一些不快就消失了。还有进县局领导班子、解决副科级待遇是中组部、省委组织部文件确定的。如果管干部的最高最权威部门的文件都不信？我们还能相信谁？
三年不行，等两年吧，只要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出成绩来，组织上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我给自己打气。
2
就这样，我到政工科报到了，周科长对我的到来自然是非常的高兴，说山不转水转，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们居然转到一起来搭档了，当初我可是看着你进来的呀。
我说是呀是呀我也没有想到。
不用再看邱科长的脸色行事，居然让我有些高兴，而政工科的三个人都很好相处，这又让我较为满意。
首先说周科长，他是个非常本分和老实的人，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忙忙碌碌，典型的“革命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老政工干部，依他的话来讲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还有一个同事是欧阳为民，其实他是挂靠在政工科上班的，他的职务是纪委副书记，正股级干部，他是和我同年进公安的，不过他是武警副营职干部转业过来的，一来到局里就安排了这么个职务，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当初我在省公安专科学校进行初任培训的时候，他作为军转干也参加了培训，就是他们这批人，把我们本来住的警官培训中心占用了，让我们挤到8、9个人的学生宿舍又过了几个月的学生生活。因为毕竟有段“校友”的经历，所以我和欧阳为民也算是“同学”，他也认可我这个比他小了十来岁的“同学”，因为这个因素在，我们两个人一直很要好。
欧阳为民这个人是公安局公认的老好人，他这个人心底好，从不对人耍心眼儿，你和他相处会觉得舒心、快慰、不用设防。他符合那种“乐天派”人物的性格，心理状态绝对的好。做事都是不温不火，又特勤快，工作又踏实。他家在新安市，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几年如一日，居然很少耽误工作，所以，局领导也很满意他。在局里也很有人缘和威信，大家既能和他无拘无束地相处，又挺敬重他。
魏蓉，年纪比我大十来岁的样子，她原来在县委机关呆过，后来到了公安局就一直搞政工，没有什么城府，人也很热情，古道热肠的，很好相处。
魏蓉看到我来了，就说：戈科长，欢迎你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叫我科长，觉得有些不自然，连忙说：以后靠你们多关照。
3
刚到政工科，我被安排负责老本行：材料和宣传。工作内容和在秘书科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不用编发简报，这倒省了我一大块事情。
在外边人看来，写大材料的，才是大笔杆子，相对地荣耀一些。其实，这大材料，往往是指年终总结、年初工作报告，一些大型会议上领导的讲话以及以县局名义下发的正式文件。圈内人都知道，局里写材料的人，主要是应付一些公文，真正的大材料任务并不多。
但不管是哪种材料，正如同陈彪说的，糊弄的成份居多。新来的张政委分管政工科，他毕竟是搞文字的出身，所以对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以及文字水平、文章的创新精神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在他面前，要想糊弄看来是比较困难。
看来碰上不搞文牍主义的领导，算是有福之人。可偏偏伺候的是文字功底深厚的政委，倘若是材料要得比较急，政委来不及修改，还容易蒙混过关。若是一篇带有指导意义、统领全局、一管全年的工作报告，政委就对文字的要求近乎苛刻，反复修改，就苦了我这个捉笔弄刀的，哪怕自认为写得还有些思想有些文采有些深度，但有时也会被他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几易其稿后，最终又回到了初稿的水平上。作为我来讲，心里可能不以为然，但是领导修改的，你不得不照办。
久而久之就有些烦了，烦那些我认为是现代八股文的东西，公文公文，不就是八股文吗？八股文除了领导看看，还有谁回去研究呢？用完之后不就成了一堆废纸？不过，对一些侦破通讯稿件，我还是乐之不疲的，一来有些成就感，二来可以家喻户晓，三来可以得点稿费，弥补一点家用。
那时候，公安局的目标管理考评内容里宣传报道是有硬指标的，要求一定要完成省级、市级、县级几篇几篇。未完成任务的则要扣分，何况这个宣传报道属于加分项目，超一篇还有分加，如果上了省级，加分更多。所以有些派出所或其他什么单位的一到目标管理考评的前夕就慌了，纷纷找关系要发表一些稿件，因为在基层会写点东西的实在太少，更何况压根没有这个宣传意识，即使有，靠自己单位上的水平，又往往石沉大海。
这样一来，一些单位一有像样的案子，就叫到我帮他们写写侦破通讯发发新闻稿，打上他们单位上的一个人的名字，从此我就成了抢手货。
4
还没有等我正儿八经地在政工科上几天班，妻子十月怀胎即将临盆让我俩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妻子正好学校放暑假，就来到我这边住了。几个月前，秘书科为我调整了一套房子，说是一套，其实就是局里人说的那种母子间，何谓“母子间”，就是七十年代建的上面还盖了瓦的那种平房，进门一间十平米的房间，可作客厅，然后进去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卧室，再进去就是一间厨房。这种“母子间”连卫生间都没有，还要跑到附近的公共厕所去解决问题。但就这种房子，我还是沾了在秘书科工作的光，不然的话，说不定还搞不到呢，毕竟局里还有一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伙子也没有房子，当然我申请要房还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我结婚了。
在拿到钥匙以后，我请人将房子重新刮了一道仿瓷，刮得雪白雪白的；听说房子比较潮湿，就在地上也刷了一道红漆，然后打了一组组合柜，买了一张床，“新家”算是落成了。
妻子颠着大肚子在“新家”住下了。得知我调到政工科了，就笑着说：肚子里的家伙好像要急于出来为老爸的“提拔”祝贺呢，我感觉他（她）有些不安分了。
是吗？我凑到她的肚子边听了一下，是好像在动呢。
没有想到，就在几天后的晚上11点多钟，我正好伏在桌上爬格子写一篇侦破通讯，便听苏蓉说有些肚子痛，可能有情况了，我急了，马上屁颠屁颠地赶紧往县妇幼保健院送。
在身边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我冷静地完成了一系列的入院、进产房的手续。
经过一番折腾，小家伙临世了，哈哈，带把的，重7。1斤！
其实在这之前，我曾经带苏蓉到照B超，但那医生到底是讲究点职业道德还是因为我没有给点好处，不肯对我讲腹中的家伙是男是女，于是猜是男是女成了我和苏蓉有事没事的话题。
苏蓉便问：你是希望生个儿子还是女儿？
我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随便，都一样。
在听到第一声啼哭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像是期盼已久的“判决”降临一样。
当护士面带着职业性的表情告诉我是个儿子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心都出了汗，这时才发现原来我内心还是希望要个儿子。
满月的当天，我为儿子取名为戈啸川，因为这一年是虎年，我又喜欢画虎，更希望儿子日后能够像虎啸山川般大气、侠义、有出息。小名呢就叫“川川”，多念叨两遍，感觉还不错。
家庭身份“升格”后的我一段时间都是眉飞色舞，下班一回到家，我最大的兴趣便是逗那小不点玩。由于奶水充足，这小子出生后几乎是一天一个样，长得又白又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乌黑的眼睛总是滴溜溜地转，真是人见人爱。每当我坐下来抱他面对面放在我膝盖上对他说一些不管他听不听得懂的话的时候，这家伙便习惯性地喜欢往我身上“画地图”，有时几乎就撒在我脸上，但我一点都不气恼，反而哈哈大笑，弄得这小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觉得有趣极了。这家伙还有一“绝招”——把尿撒到自己脸上。有一次他在床上睡着了，因为是夏天，身上没盖什么，睡梦中尿急了，他一边拉尿一边伸懒腰，四肢全抬了起来，这样一来就尿就成一条抛物线全拉到他自己脸上了，他被突如其来的东西浇醒了，睁开眼一看，我们在旁边都乐坏了。这时才觉得儿子的出生原来会给一个家庭带来这么多的乐趣。
父亲和儿子生活在一起，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对我来说，却不那么简单。很快地，妻子的产假休完了，回到祥宁师范上班了，儿子自然带了过去，双方父母都没有空带小孩，就请了妻子的表妹过来帮她带人。因为两地分居，我只能每周一次或间隔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和妻儿短暂地相聚一次，然后再依依不舍地分别。而每次到了家里，才有种家的感觉。孩子需要父母，父母同样需要孩子。一家三口，平静而温馨地生活在一起，是人生的最大幸福。这是我儿子出生以来的一个最深的体会。当然，我知道世界上并不止自己一个人、自己的儿子不能享受那样的幸福，还有很多人，包括我们这一批的孙涛、陈峰、王幼滨等等好多个两地分居的，他们和我一样盼望着周末和休息日，每每想到能够马上看到自己温柔的妻子、调皮可爱的儿子，便涌生一种渴望，奔波的辛劳、工作的压力也就抛在脑后了
第29章逃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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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长江爆发了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据统计，这次的抗灾工作前所未有：动员了30万军人，包括100多位将军、500万民兵和800万地方官员、工人、农民。还有这次的损失也是前所未有：到8月中旬，受灾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另有2。4亿人因洪水肆虐而撤离家园。9月，死亡人数已逾3000人，5000多万英亩农田被淹，500万间房屋坍塌，经济损失达200亿美元。
“98抗洪”成了当时国人最关注的一件大事。全国各族人民都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立即建议局里举行捐款捐物活动，以表示对灾区群众的一点心意。这得到了张政委的大力支持。
以往每每要求民警捐款总有些反映，不过也是，在县里不知道怎么搞的，要捐款的地方特别多，什么扶贫要捐款、救灾要捐款、教育附加要捐款、希望工程要捐款、局里哪位民警得重病要捐款名名堂堂好多种，弄得一些民警说“年年要捐款，好像我们就是富翁大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