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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不知是让他享受了清静之福，还是煎熬了孤单之苦。他让自己的私人秘书将支票送还到仇慧敏处，他想把他和仇慧敏的关系，就这样一笔了清。往事不堪回首，前途迷茫无定。他的生活兴趣，和对未来的信心，似乎都在一个纠缠不清的关节，被郁闷的心情锁住。他的胸口，不知是心脏本体原有的毛病，还是被这心情压抑了功能，总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堵着，透不出半口长足的气息。
这一周对优优的生死存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在这一周结束之后，法院发出公告，通知再次开庭。我和梅肖英及时通了电话，探问她对这次开庭的前景展望。根据梅肖英的分析，或者公诉方拿出新的证据被法庭确认，或者没有新的证据法庭宣告丁优无罪，总之这可能是丁优案一审的最后一次开庭。梅肖英大概从周月那边打听到一些消息，说公安局三天前拘留了优优的姐夫，但在拘留的当天又将他释放出去，具体详情周月也不太清楚，也许他完全清楚但碍于纪律不肯透露。梅肖英说，法庭这么快就重新开庭，肯定是公诉方拿到了新的证据，不然何不再拖些时光，犯不上这样匆匆忙忙。
我从梅肖英的话中隐隐猜到，这个新的证据，八成与优优的姐夫有关。
开庭那天凌信诚还未出院，我和小梅经过商量，没有将开庭一事告之于他。我又和周月约好一同前往法庭旁听，彼此都预感到此役凶多吉少。
开庭后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猜想的完全一样，和梅肖英暗示的也完全一样。公诉人在二次开庭时并未重复上次那些被梅肖英刁难过的原有证据，他们掣出的杀手铜，正是优优的姐夫钱志富。钱志富在检察机关的安排下现身法庭，充当控方抛出的最大王牌。
钱志富当庭作证：案发当天中午丁优匆匆来到已被查封的志富网吧，求钱志富开车带她去买离京外逃的车票。两人行至城东三元桥附近，丁优突然让他开车拐向桥西，桥西有一家汽车维修中心，丁优让汽车在那里停靠。她下车进去买了一桶汽车防冻液，出来后让钱志富打开汽车的后备箱盖，将新买的防冻液当即启封，从中倒出少量，装进一只倒空的矿泉水瓶。余下的大部分防冻液连同那只原装桶，就留在了钱志富汽车的后备箱中，说是送给姐夫随便使用。而那只盛了少量防冻液的矿泉水瓶，则放进她自己的挎包中，然后就让钱志富驱车带她直接去了凌信诚家。
钱志富提供的这段情况在控方迄今为止的全部证据当中，是最有力量的一项举证。它几乎直接说明了被害人体内的乙二醇毒素，来源何处；直接证实了丁优购毒并携毒在案发前进入现场的完整过程。
除了钱志富的证词之外，公诉人还请出公安机关主持此案侦办的刑警队长出庭作证。陈述了他们在取得钱志富的如上证词之后，对三元桥西的那家汽车维修中心的调查结果。结果证明：在案发当天，该汽车维修中心确实对外出售过汽车防冻液。
而钱志富的那辆由凌信诚借其使用的奥拓轿车，在公安机关对钱志富实施拘留措施之后的搜查中，确实从后备箱中搜出一桶已经开封的防冻液来。
证据的条线渐渐收拢，渐渐形成一片清晰的网络，将丁优网在其中，将她投毒杀人的事实，勾勒得条块清楚。这场审判让我几乎失去呼吸地经历着整个繁复而又残酷的举证进程，它的残酷不是由各种证据链条牵引起来的罪恶之轮，不是由这些人证物证临摹出来的犯罪实景，而是，这个进程让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子，在人们的脑海中，一点一点地，幻化成一个食人血肉的白骨精；而是，它让我们确认了这不是一个不实的误会，不是一场假设的游戏，而是一个能够让人相信，却不能让人理喻的既成事实。
尽管，梅肖英出于律师的义务，在质证和辩论中做了最大的努力。她义正辞严地追问钱志富是出于什么原因，事隔多日才说出丁优购买防冻液这样一个关键情节，隐隐道出对公安机关有逼供行为的怀疑。但钱志富的回答基本合理，至少连我都这么认为：他说丁优是他妻子的妹妹，是亲情关系使他当初三缄其口。但在公安机关将他拘留并在他车中搜出那桶防冻液之后，他再不交待便自身难保，再不交待便会被警察指控同谋，至少要被指控包庇。包庇也是犯罪，也要判刑。既然妻子的妹妹如此不仁向小孩投毒，也就怪不得他大义灭亲揭发检举。梅肖英对钱志富的解释无力反洁，但在法庭的最后辩论中她还是质疑了丁优投毒的现实可能——被告人根本接近不了孩子她是怎么将难喝的防冻液喂孩子吃下？就算有证据显示那桶防冻液是被告人买的，却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防冻液就是被告人亲手喂孩子吃的。但梅肖英的质疑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旁听者的感觉中，都不免有些强词夺理。
法庭确认了我的感觉，在让优优再次进行最后陈述之后，就用果断的口气宣布休庭合议。优优似乎没有信心再为自己辩护，她几乎是自动放弃了最后陈述的机会。
她只是‘嘎咽着断断续续说了两句：“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是我的亲人，我那么爱他们”之后，便泣不成声。场面十分沉重，大厅寂静无声，谁都听得出来，她在诅咒她的姐夫！
法庭很快恢复开庭，至高无上的法官重新归位，审判长起立宣判：被告人丁优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名成立。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旁听席上响起了欢呼声，那是陪同仇慧敏来的那些旁听者，他们簇拥着这位不幸的母亲，庆祝着他们最终获胜。仇慧敏和她身边的一位女友抱在一起，为她的孩子喜极而泣，同时也能看出她无比感伤。这时我注意到被告席上的优优，她满脸泪痕被法警带走，在走出审判大厅的一瞬摹然回头，目光向我身边的周月，投来无尽遗憾的一瞥。
优优的大姐那天没来法庭旁听，听阿菊说她根本不知道法庭今天开庭。这一天她和往常一样在家煮药服药，还上街买了些新鲜菜果，给丈夫做了一顿常规的午饭。
大约就在她买菜做饭的时候，她的丈夫钱志富把她亲爱的小妹，送上了死路。
28
我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
这个结尾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和整体基础——我究竟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及最后的命运，究竟要向读者说明什么，昭示什么？
我倾力描摹的这个女孩，曾以她健康阳光的外表感动过我；曾以她爽朗倔犟的个性感动过我；曾以她艰难困苦的经历感动过我；曾以她善良热情的天性感动过我。
最深刻的是，她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之恋，她把对一个男孩的暗恋如此长久地深藏于心，确确实实，感动过我！
我曾为她始终不能实现她的向往而感到惋惜；为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和逆境感到焦虑；为她最终选择极端手段，寻求简单解脱，感到震惊。在两次庭审之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不幸。我愈发感到像优优这样年轻的男孩女孩，内心都有一块我们永远无法探明的隐秘，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永远无法做出真切判断。他们下一分钟将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先知先觉。
我把优优的结局，告诉了那位一直催我尽快完稿的电视剧制作商。他在喷喷叹惜的同时，压不住欣喜若狂。他说你好好写，快点写完，这片子拍出来肯定好卖！少女杀人，无论其心路历程还是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天生具备了充分的可看性，足以和广大观众的好奇心强烈互动。
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划，以若干年前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为例，主张我的这部作品，一旦改编成剧，不防也照猫画虎，渲染些纪实风格，甚至索性向观众挑明该剧以真人真事作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感实录”！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还活着的时候，抢拍一些真人镜头，以备今后片头片尾之用。
制片商的这个策划并未等我同意，便迅速着手实施。那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已经用某电视台的名义，商得监狱管理部门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摄与优优谈话的实景。谈话的内容有两个策划，一个是请律师出面和她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进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她谈些内心隐秘，最好能谈出点“千古恨”那一类的感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优优，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物。我预想到这种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处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做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来电话，说律师对这个角色表示了拒绝，理由是上诉早已上诉，而且非常不巧，今天最高法院刚刚将上诉驳回，裁定维持原判。估计早则今晚，迟则明晨，原审法院便会将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本人。律师不愿在当事人自知死期已定的情况下，再与其真戏假作，将上诉一节重新表演一遍。所以制作商只好又来恳求于我，希望我明天亲自出马，在摄影机前与优优谈谈，他说这时候与优优交谈，唯我最佳人选。
我只好答应。
一来，我为了稿费必须服从这个商业计划；二来，我去也是为了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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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无论如何，优优曾经向我袒露过心扉，将她从不告人的隐秘，与我交流。
她最爱周月，但不能与他交流；她最亲大姐，但很少与大姐交流；她曾与凌信诚形同夫妻，但心中的这一块隐秘，也无法与之交流。所以制片商说的也确实没错，在优优死到临头之际，与她做最后交流的那个人，也许只能是我。最适合给予她一点感情安慰的人，最适合聆听她临终忏悔的人，也许只能是我。
第二天一早，临时组建的一支摄制小组便开车来到我家，接我一起去了关押优优的监所。一审判决下达之后，优优从分局看守所移至了位于北京南城的一个更大的看守所中。由于经过事前联系，监管干部比较配合，特地为我们在监区内安排了一个较大的屋子，在我们布好灯光，架好机器之后，民警便把优优带过来了。
优优目光憔悴，容貌却依然年轻。身上穿的囚服尺寸有些小了，身材的线条却无意间被勾勒得起伏动人。她在我的对面，隔了桌子坐下。当民警将她的一只脚腕，用铁链固于椅腿之时，她偷眼看了一下我身后的镜头，脸上露出些难为情的样子。
这细微的动作让我心中一震，想到人之将死，还这样顾及面子，可见羞耻之心，乃人之本性。
谈话开始之前，我先做寒暄：“优优，你还好吗？”我的神态故意轻松，声调也处理得尽量随意：“身体好吗？这两天心情还行吗？”问完之后我才发觉这类寒暄与此时的优优，实际上是多么不够厚道的一个提问，大有哪把壶不开提哪把的傻气。
好在优优仿佛比我坦然，言语表情并不上挂下连，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