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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身体，不能缺医少药，不能过太清苦的生活。我们劝他，如果他心情不好，可以到外地走走，看看山水，换换心情，但离城市、离条件好的医院，不能太远李秘书插嘴：”这么说，是你们挑着他走的，你们作为律师，难道不知道他是一个病人，是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你们应该劝他留在医院，你们怎么能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林律师依然用从容不迫的语速，反驳了李秘书的指责：“他现在活得非常痛苦，他和我们谈到他现在的生活哭得说不下去，我们不知道他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们能感觉到，他的精神已经差不多已经差不多崩溃了。”
姓韩的律师打破沉默，加重语气对李秘书的指责再加反驳：“我们只是针对他要出家的念头，建议他先到一些空气清新的地方走走，换换心情。至于他走与不走，怎么走法，走到哪儿去，只能由他自己决定。你们作为他身边的人，他的帮手和朋友，他怎么活成了这个样子，你们应该更加清楚！”
我及时换了一个话题，以中断他们的对峙，我说：“凌信诚昨天叫你们过去，就是为了和你们谈谈心情？听说你们昨天去了四个人呢。”
林律师说：“凌信诚叫我们过去，是要更改他的遗嘱。昨天和我们一起过去的，还有北京昆仑公证处的两位公证员。”
我和李秘书面面相觑。
李秘书放缓口气，向律师提出：“呢，我是凌信诚的秘书，我过去给他爸爸也当秘书，他爸爸去世后又给他当秘书，我跟着他们凌家很多年了。现在一时找不到凌信诚，我能不能看一下他的这份遗嘱，看看需要我们为他做些什么”
年轻的韩律师也相应放缓了口气，但话中的内容依然是拒绝：“凌信诚指定我们是遗嘱的保存者和执行人。您既不是凌信诚的亲属，也不是遗嘱涉及的主要权益人，所以非常抱歉，您不能看这份遗嘱。”
李秘书哑然无话，表情尴尬。
似乎仅仅是为了减轻他的尴尬，那位随和些的林律师还是向我们口述了遗嘱修改后的大致内容：“这份遗嘱，主要涉及了财产方面的问题。凌信诚这次仅仅保留了上次遗嘱中关于他的姑妈所分配到的遗产份额，其余部分均做了变动。”
林律师的话语停顿下来，我们都以为他对遗嘱内容的透露到此为止，不料他突然又接着说道：“凌情诚决定将他的财产，全部捐赠给中国的儿童福利机构。当然，他后来同意我们的建议，保留了足够他未来生活和治病的资金。”
这个修改，这个结果，并非我的意外，但李秘书还是惊讶地叫出声来：“全部？捐赠？”
林律师点头，平缓答道：“对，捐赠。它不同于遗赠。捐赠就是不必等待立嘱人死亡，就可以立即执行。我们受凌信诚的委托，作为此项捐赠的执行人，已经开始着手和有关部门联系，办理相应的手续了。”
韩律师冷冷的插话：“当然，在捐赠之前，我们会按凌信诚的要求，给所有为他工作的人员，结清工资及相应的福利费用。凌信诚还要我们替几位为他工作时间较长的人，多支付一年的工资及福利，并且为他们办理终生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您姓李对吗，我想办理这三个险种的受益人当中，应该包括您的。”
李秘书呆呆地，沉默下去。我知道，他这么关心信诚的下落，是因为信诚的下落与他自己的着落息息相关。现在信诚的下落依然没有下落，但他自己的着落，却有了起码的落实。
所以这时，只有我的话题还在执著于信诚的行踪，我问两位律师：“既然你们被指定为遗嘱和捐赠的执行人，怎么会不知道委托人的下落呢。你们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那捐赠执行的情况，又怎么向他报告呢？如果他生病了，甚至，如果他不在了，你们怎么知道？”
林律师答道：“凌信诚说他会主动和我们联系。如果他不在了，或出了什么事情，他的保姆会打电话通知我们。如果我们超过半年没有接到他和保姆打来的任何电话，就说明他已经不在了，可以按他死亡处理后事。”
我和李秘书一样，也沉默了下来，再也提不出新的问题。
我们走出了中亚律师事务所，走出了那座写字楼。这里是北京的金融街，这里高楼林立，人流拥挤。宽阔的西二环路上车水马龙，恣意张扬着都市的繁华与生机，而身边匆匆行走的每个路人，脸上却无不挂着彼此无视的刻板与漠然。在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每一个停顿的脚步，每一句短促的交谈，想必都关乎金钱，关乎生意。
也包括我们刚刚和律师谈到的事情，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份遗嘱。
所谓遗嘱，无非是对财产的一种安排，讲的也是金钱，而非情感。在我们所处的这座城市，情感是一种少见的奢侈，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人，都不把情感当作生活必需。
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不再沉沦于对物质生存的终日焦虑，他才可以去寻找和享受情感。他才可以让情感这样一个高尚的东西，远离金钱而保持纯洁。尽管有时，象凌信诚这样衣食无忧的人也同样畏惧情感，因为情感有时也像秀水街的名牌一样，材料与做工，完全可以乱真，但，不是真的。
假名牌固然廉价，也还是要花钱买的，不然姜帆就不会信奉那样一个座右铭了：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或如阿菊的人生总结那样：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人爱你，也是一时一阵的。就像喜欢名牌的人也都是追逐时尚的人，喜新厌旧便成了一种生活常规。
我和李秘书在马路的岔口分手，各自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朝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汇人这座城市的人流。李秘书要去寻找新的工作，新的东家，我要回到我那间充满油漆味的新修的书房，修改那部已被搁凉的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出现并活跃着的绝大部分人物，我都为他们找到了必然的归宿：同流合污的姜帆仇慧敏，以及被他们收买的证人钱志富，在机关算尽之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们在本书的终点，当然恶有恶报地走向牢狱。周月和小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努力工作，读者大可预料他们的未来前途光明。凌信诚的最终命运不外剃发为僧，或受戒人道，隐于五台山或三清山的庙庵之中，每日与经文素食为伴，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已无所谓生死衰荣。他的保姆则继承了他余下的财产，回家安度晚年去了。而那位阿菊，我因为对她爱憎难辨，因此打算做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她与那位包养她的老六，某日无事生非，老六忍无可忍，终于拍案翻脸，甚至利刃相见。虽然没写最终结局，但我的倾向已然明显，读者或可得到暗示，判定阿菊断然不会拥有起码的幸福平安！
惟一让我下笔踌躇的就是优优和她的大姐。我不知优优的大姐在钱志富被抓后流落到哪里去了，也不知优优是否会被处以极刑，还是要在那座于她并不陌生的深牢大狱里，了此一生
跋
我的小说最后的收尾，按文学的基本法则要求，只能收于优优。因为优优是这个故事最初的讲述者，也是整部小说的头号主人公。
好在，和我的愿望恰巧相同，优优的厄运突然一日嘎然而终。那是在凌信诚悄然出走的三天以后，我意外地接到了分局吴队长打来的电话。吴队长还是在当初侦办乖乖中毒案件的时候，留过我的手机号码，只是后来一直没再与我联系。
吴队长在电话里首先通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昨天他们已将涉嫌杀人的阿菊缉拿归案。今天清晨阿菊在审讯中终于全线崩溃，对参与抢劫凌家和后来杀人灭口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检察院批准，阿菊已于今天上午被正式逮捕，而蒙冤入狱的优优也将于今日解除拘留。吴队长说他们给优优的律师梅肖英打了多次电话，但从今天一早直到现在，梅肖英的手机始终没开。打电话到她单位去问，单位说她去唐山出差还没回来。吴队长又把电话打到凌信诚那里，不料清水湖医院说凌信诚已经不在医院。可今天丁优马上就要释放，现在找不到她的亲友，释放后她住在哪里，谁管她饭吃，都是问题。吴队长问我可否以丁优朋友的身份，来分局看守所接她出去，暂时为她安顿一下食宿。如果丁优连同上次的错判，今后一同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国家进行赔偿，那么现在安置她食宿的有关费用，将来可从赔偿费中获得补偿。如果我不愿意过来接她，他们就打算先找个小旅店安排丁优住下，但希望我能出面见见丁优，做些精神安慰工作，免得她无亲无友，过于孤独。
我马上答应吴队长的要求，表示我可以到看守所去接优优，并且可以安排她的食宿。优优无罪获释的消息让我万分惊喜，不禁为好人终得好报的命理山呼万岁！也为我的小说和我的主人公终于有了一个顺乎人们善良愿望的圆满结局，而欢欣鼓舞！
我高兴得甚至忘记关掉电脑，就匆匆出门往分局看守所的方向赶去。到达看守所后不久，就看到优优在吴队长的陪伴下走出监区，来到会见室里与我见面。优优看上去有些清瘦，头上还缠着一条纱布，遮掩着数日前那道自残的伤口。除此之外俊朗依旧，脸上几乎没有留下了多少磨难的痕迹，但上面的表情令人形容不出，至少她没有因为获释而露出太多欣喜，言语动作并不激动。她站在会见室门口镇定地看我，神色中淡淡露出些沧桑难尽的笑意，她说：“海大哥，谢谢你来接我。”
我们并肩走出看守所的大门，彼此没有太多言语。这一天称得上是真正的响晴薄日，灿烂的太阳令人心旷神恰。我们共同对一直送我们出来的吴队长表示了谢意，优优这回能够重获自由，多亏了上次将她送人囹圄的这位老吴。是吴队长主动接过这个案子，从细小疑点出发顺藤摸瓜，短短几天之内，便为优优全面翻案。
我带优优去了我家附近的一个旅店，我在那里为她租了一个房间。优优此时并不知道凌信诚已经离家出走，但她见我只字未提信诚，也没带她回到清水湖医院，当然预感到在她被抓的这几天里，可能有某些事情发生。
但她显然没把问题想得太深，她在走进旅馆房间时还在不解地询问：“是信诚让你来接我的么，他是不是心脏又犯病了？”
我含糊其辞，支吾着说：“咱们先吃饭去，信诚的情况我慢慢再跟你说。”
虽然我已拉开房门，但优优依然站着没动：“我不饿，我不想吃饭”，她说：“我想早点见到信诚。”
我站在房间的门口，用故作轻松的微笑，软化着优优尖锐的疑问，我说：“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饭你先洗个澡睡个党，好好养养精神。明天我带你找个医院检查一下身体，然后再跟你把信诚的情况详细说说。”mpanel（1）；
优优的声音变得焦急起来：“信诚怎么了，他没出什么事吧？”见我语迟片刻，她似乎急于逼我说出答案。
“他出事了，对么？”
我想了一下，把已经拉开的房门复又关上。
我说：“信诚走了。”
“走了，去哪里了？”
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没人知道他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