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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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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怀抱。这个结论草稿经过张际春同志同意后,提交小组讨论。这段文字是对丁玲被捕后政治态度的总的评价,因此小组成员对此都十分认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段文字上。有的认为,这种写法太过分,丁玲被捕后继续同冯达同居并生了孩子就是叛变,怎能说她同敌人斗争?等等。持这一见解的同志还对起草人有所指责。审查结论前后修改了七稿。以后的修改是由张海执笔的,讨论时字斟句酌,争执不休,哪怕是对一个字的取舍。最后一稿达成妥协,改为:丁玲被捕后有变节性行为。
    关于起草丁玲历史审查的结论,张际春同志当时很慎重,不管怎么修改,只要周扬不同意,就不作决定。最后一致了,他才签发报送中央审批。但丁玲自己看到结论后,对排除了自首的说法表示同意,对“变节性行为”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并写了书面意见,同结论一起报送中央。
    四
    对丁玲的历史审查结束后,对她“反党”的错误要进行组织处理。这也是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一项工作。中宣部又成立了专门小组,仍以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我仍是小组成员,又吸收中宣部和作协其他有关同志参加。小组在讨论如何进行工作时,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中提出的丁玲等的错误,讨论一下如何处分就可以结束了。我和张海、崔毅等同志则认为,对“报告”所列的错误事实需要逐条进行查对核实,以免将来再有反复。张际春同志同意要逐条核实,那样处理才更稳妥。小组最后决定,对1955年9月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列的丁、陈反党的事实逐条进行查对,根据落实情况再研究如何处理。于是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具体组织工作由我和张海同志主持。
    1956年秋,丁玲才得知作协党组织给中央报告的内容。她知道作协党组对她的问题要进行组织处理后,便向机关党委写了全面的书面申诉。对在批判过程中出现的她认为不正常的活动,以及揭发的“反党”事实如何同实际情况不符,她一一作了申辩,并提出了证人。申诉中对作协党组的领导人也有所批评。按照组织原则和正常情况,这一申诉可以拿到专门小组讨论并据此安排工作,以示组织上对党员负责,对申诉人意见的尊重。但当时我考虑到,在小组开始工作时,小组成员意见也很分歧,如将这一包括批评当事人的申诉信,拿到当事人中去讨论,会引起不满、冲动,甚至反感,不利于弄清事实。小组既然决定逐条查对事实,有了作协党组的报告,又有了丁玲自己的申辩材料,再有其他有关人员的书面证词,一定会将一切误解澄清。即向际春同志报告并取得他同意后,丁玲的申诉,没有提交小组讨论。这是采取了周恩来同志指示精神的作法,让当事人回避一下,有利于工作的进行。
    在小组进行调查核实时,陈企霞已从作协机关“隔离审查”中释放出来。他要求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申诉他受的委屈。我和有关同志听了他的申诉,谈话后他又写成书面材料印发各有关同志。
    根据调查的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比如说,原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作家写出一本书,以此为资本,向党闹独立。调查结果是,丁玲在一次向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讲话时谈到,作为一个作家首先应有作品,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来,那算什么作家呢?等等。她的意思是要求青年作家努力写作,写出好作品,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关于《文艺报》主编问题,原来主编是丁玲,陈企霞是副主编。后来丁玲提议陈企霞也提升为主编,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周表示同意后,刊物上才并列出丁玲、陈企霞两个主编。这顶多只能说是任命主编手续不完备,不能说是向党闹独立。因为在宣布前已经请示了领导。
    关于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的指周扬同胡乔木同志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出具体事实,只是一些人认为是这样。为此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他没有这种感觉,也举不出这种事实来。
    所谓不尊重或反对党的领导,是指丁玲和周扬的关系,确实周、丁之间,在工作上和思想作风上有些不一致。对周扬的一些意见和作法,丁玲有些不同看法,有时在同志间有所表示。如果不顾场合议论别人的是非无助于使问题得到解决,但对个人有些意见,决不能说是“反党”,这也很明显。
    从调查的结果看来,报告中列举的所谓“反党小集团”的错误,有的不成为错误,有的不是事实。既没有反党的事实,“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无论从调查和被调查的同志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但是,1955年9月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央已经批发,1955年底又向全国作了转达,在1956年要据实纠正它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是调查小组所能解决的,需要经过上级组织讨论后才能决定。
    但经过这番调查,许多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现在了解了;原来有盲目性的,现在清醒了。同时许多同志更看到,丁玲在被批判后,未及时处理;她既没有工作,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何时能够解脱和以什么方式解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时看不到前景。于是在作协机关有许多作家、工作人员就逐渐由怀疑到认识,把同情转到了丁玲身上。这不是哪个个人的偏见,而是情况的反复促使人们清醒并形成了新的认识。
    五
    1957年5月,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每个机关、单位人们对建国几年来的各种工作,根据整风的精神都有所思考。对哪个人、哪件事,作的结果如何,符合不符合实际,同党的要求是否一致,人和人的关系是否正常等等,都在人们的思想中进行新的分析和重新衡量。整风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希望领导带头作表率。自然大家都会想到,在本机关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中国作家协会,就不能不把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批判和处理提到整风的首要议程。这也不是由哪个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人们经过学习整风的指示,联系这几年作家协会的工作,对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感到丁玲从延安整风后,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期间,她能深入农村,同广大农民一起参加土改,同农民交朋友,写出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并以此书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她还被派出国参加国际活动;如果她是反党的,这些成就又应怎样解释?在全国解放后的几年中,丁玲身兼文艺方面的几个重要职务,如果她是反党的,那么对她的这种使用又该怎样理解?同时人们还想到,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应以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为主要根据;而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作评价则应以他执行的方针、路线作为主要依据。丁玲是提出作家“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倡导者,这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如果说她“反党”,这又如何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同1955年的批判相对照,就使人们的怀疑和不解更增加了。
    1957年6月,作协党组大多数同志意识到,根据整风精神和作协机关群众的要求,如果不首先处理好“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机关的整风便不好开展。于是,在6月6日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首先讲话,都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几位领导人发言以后,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一致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清除这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有些同志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丁玲本人也提出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这时自然讲话就更尖锐。领导者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在开会期间,张际春同志和我曾一起去参加过一次会,听了听大家对丁玲问题的处理意见。会上的发言都是倾向丁玲的,认为1955年对她的批判和结论很不得当,要求领导会议的同志认真检查,得出教训。我们当时没有表态。
    本来,从会议开始,作协几位领导人的讲话和与会者的发言,总的方面可以说是一致的,有纠正过去错误的趋势。由于有些同志的发言,言辞尖锐,丁玲本人又提出了“为什么”?这就使会议主持者对所提出的问题难以解答了。本来,丁玲对自己问题的处理有意见,在党内提出申诉和要求找出形成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个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章上有明文规定的。不应以此作为批判和纪律处分的根据。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是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党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本来,从整个社会来说,有人想趁党整风之机,借提意见为名,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这确实有的;对这种情况给以反驳,完全应该。但从党内来说,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对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敌对地位,予以打击,这就同党的政策相违背了。这样做显然是错的。
    而作协党组在重新研究、讨论丁玲反党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如何继续时,正是由于对领导批评的意见很多,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
    六
    先是由周扬向中宣部主要领导人提出,对中宣部由张际春签发上报中央的审查丁玲的历史结论,他不同意。主要领导人指示我同中央组织部联系,将原结论报告从中央退回来。随后,在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上,由主要领导人提出,对丁玲的历史结论要重新进行修改。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主要领导人宣布后,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根据已有的惯例,既是领导人正式在会上宣布了,自然就成为部务会的决定。这个决定宣布后,张际春同周扬之间发生了争吵,他问周扬:原来结论是你同意后才签发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你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你不同意就不会向中央报告了,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能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吗?他俩一面争吵,大家一面散去。实际上,这种讨论是没有别人发言的讨论,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否定原来结论的结论。本来,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它既没有提出改变的根据,也不能同本人见面,更无法向党员群众宣布。
    但由于结论的修改,就把丁玲历史问题的性质,从人民内部问题变成敌我问题。这样就可以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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