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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写几篇闲话短文，招来杀身之祸。
１９３２年７月，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在闲游一寺庙时，被国民党的侦缉队拘捕，随后，被移送到江苏省保安戒严司令部囚禁。
到底为什么会被捕，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后来，国民党当局在给他定罪时，把刘煜生写的几篇短文《端午节》、《我们的希望》等作为定罪的依据。１９３３年１月，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将刘煜生枪决。７月《江声日报》被江苏省公安局查封。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强加给刘煜生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个是指控刘煜生于１９２７年３月“结合共产党分子，组织非法工会，煽动车夫罢工，图谋扰乱治安”。实际上，刘与共产党并无联系，而在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是支持北伐的基本力量，这是革命行动。二是在《江声日报》副刊《铁犁》上刊登诗文，“煽动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被他们作为罪证的就是上述几篇短文。其实这些短文只是闲谈似的短文，是以杂谈的风格描写社会生活的作品，与所谓“红色恐怖”风马牛不相及。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刘煜生案发表的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国人民之公敌。”
例三：召开学术研讨会，也被定罪入狱。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在朝阳大学第四教室召开学术讨论会，北平公安局派出武装军警冲击会场，逮捕了会议主席、中国大学讲师周幼军及与会者赵闻鈺。随后，又将出席会议的北大历史系教授侯外庐、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哲民秘密拘捕。北大法学院教授许德珩在家熟睡中，一伙宪兵闯入他的卧室，强行抄家，结果一无所获，仍将许德珩送进监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也是遭同样命运，被囚禁４个月。
范文澜、许德珩、侯外庐等人是有名的教授，国民党当局随便扣上一个罪名，说抓就抓，说入狱就被打入大狱。那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是毫无言论自由可言，非但自由没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说不上什么时候国民党统治当局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把人置于死地。在蒋介石制造新“文字狱”期间，国民党的监狱中关满了上至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诗人，下至一般知识分子，甚至中小学生。
治篇第117节 制造新“文字狱”（2）
许德珩出狱后对国民党乱捕乱抓知识分子入狱的暴行进行了严厉谴责，他说：“我是国家所办的大学里的一个教员，有讲话的义务与责任。即使他们不要人讲话，或者觉得我们不应当讲话，那也可以通知学校负责当局来办理，何必那样的来兴大狱？这次关在里面的，还有许多学生，其中有十四岁的小学生，有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状至可悯。”据当时报纸披露，北平农学院，被国民党抓捕去了１９人，占学生总数１／１５。１２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令师大校方开除进步学生３４人，并令北平当局随时逮捕。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各样四周日夜巡逻，广大师生人人自危。
例四：因伸张民权、民生，杨、史二杰惨遭暗杀。
杨杏佛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后来留学美国。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领导机关———大学院副院长，并兼任全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由于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杀害革命者和其他群众不满，与宋庆龄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他主张：“掁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这是正义和进步之举，实属蒋介石“训政”内容，然而，他们连这样为民众争取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的正义行动都不容许。
他们害怕揭穿了“训政”的骗人把戏，蒋介石指使人首先把杨杏佛列入暗杀的黑名单。１９３３年６月，杨杏佛携其子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身中数弹，被送往医院，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一位文坛豪杰，就因为民众伸张民权、民生，死于蒋介石的阴谋暗算的暴行下。
史量才，《申报》社长兼总经理，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和坚持内战的政策不满，他认为，“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
１９３２年６月至７月，《申报》连续发表了陶行知撰写的《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指出：“今日所谓匪者，与其谓由共产党政治主张之煸惑，毋宁谓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产党之煸惑，紊乱终不可免。”时评还指出，国民党最高当局，如果不顾民族危亡，不以枪口对外，却用枪口对准人民，其结果是严重的。这些话语虽然尖刻，但句句属实，从字里行间看，其出发点，还是为国民党最高当局献良策。
史量才和《申报》的言论冒犯了蒋介石。１９３４的夏秋之交，蒋介石命令特务头子戴笠安排人暗杀史量才。１０月，史量才驱车由上海到杭州休养一段时间，驱车返回上海的途中，突遭早已埋伏的特务的开枪袭击。他弃车逃入一农家，特务紧追不舍，开枪将史量才打死。
例五：一篇《闲话皇帝》，引起所谓“国际”官司。
杜重远，上海《新生周刊》主编，１９３５年５月，《新生周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文中也提到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以“侮辱天皇，伤害邦交”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对当事人严加查办的要求。
蒋介石此时惊慌失措，向内追究。同时，他们对杜重远的行动早有不满。蒋介石为了平息日本方面的情绪，决定对杜重远予以惩治。命令上海市政府将《新生周刊》社查封，接着进行法律起诉，通知杜重远亲自出庭受审。此时，杜重远在江西。他们为了让杜重远能到庭，对他说，这样只是走一下过场，以便搪塞日本方面。杜重远考虑到如不同国民党妥协，势必赞成外交上的大案件，有可能使蒋介石向日本屈服，不利于国家和民族，他没有想到这是他们设的圈套，便回到上海，出庭听候判决。结果，国民党法庭不顾杜重远的申辩，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不准缓刑或罚金，不准允上诉。
对此判决，杜重远很是生气，他在法庭上愤恨地说：“我不相信这是中国的法律。”
评析：
蒋介石在“训政”的纲领和法律中，都明确地规定了有关“言论、结社、出版自由”的内容，然而，却以各种借口，搞新的“文字狱”，以编织各种罪名，把敢于批评时弊，为民众伸张民权、民生，呼吁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予以治罪，或者暗杀。这是对他们的“训政”的诠释和讽刺，他们的种种暴行，表明其所谓给民众“言论自由”的承诺，纯属谎言。
治篇第118节 扼杀民主运动（1）
“促成宪政”的表态成戏言
“宪政”是孙中山建国实施步骤的第三个时期，按照蒋介石最初提出的“训政纲领”的设定，“训政”时期大体搞几年后，便进入“宪政”时期。可是，为了不妨碍其独裁统治，他迟迟不愿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对民主人士发起的真正的宪政运动予以压制与破坏。
事例：
国民党迁都武汉后，适应抗战动员各方面力量的需要，４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随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申明：“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条例》规定，在抗战时期，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在实施之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向政府提交建议案；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及向政府提出询问案的权利。按照国民党的定调，参政会议只是一个咨询性的民意机构，它的设立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这一举措有利于团结抗战，推进民主政治的民主进程。
７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参政员应到２００名，他们是由各党各派和各团体按照国民党中央所分配名额，提出名单，由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确定。由于各种原因，实际出席会议的只有１３６人。在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提出了有利于抗战的提案和建议。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没有真正的采纳与实施，但这次会议，开创了民主商议大政方针的先河，对于团结全国人民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这次会议以后，历届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由于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内外方针的调整，国民参政会为国民党所垄断，日益成为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欺骗民众的工具。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广大中间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期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即希望尽快实施宪政，他们认为，“若是走上了宪政的道路，就是走上了发展整个政治和平的最积极的最正确的道路。”
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参政员表达民意，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训政，实行民主宪政。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身份被迫表示，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他表白说，提早颁行宪法，是他“十年来所不断努力以求的一件大事”，自己“没有一时一刻忘记，如何使宪法早日实行”；同时，他还说，促成宪政和实施训政两者“是相需相成”的，甚至“将来虽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训政的工作”。从这一表白可以看出，他的“宪政”，与人们所期望的“宪政”有很大不同。即使如此，这也给人们以民主政治的希望。
经过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并决定如果政府不接受，则各党派的参政员集体退出国民参政会。为了避免孤立，国民党授意其参政员抢先一步，也提出了一个不足百字的宪政提案。经过激烈争论，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根据这一议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同年１１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召开国民大会。
这一决定极大地调动了中间势力的人们民主参与的热情。他们对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寄予很大期望，不少人以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就可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了。甚至认为，国民大会将完成划时代的民主改革，中国将进入民主宪政的新纪元。于是，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宪政的讨论，这一讨论最先在重庆开展，随后逐步扩展到成都、昆明、桂林，宪政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