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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进攻。
进攻陕北，是重中之重。这一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认为，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攻占后可在政治上打击中共，动摇其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如果能摧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或者胁迫其离开陕北，将给中共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胡宗南２５万人进攻延安。１９４７年２月，蒋介石飞抵西安，向胡面授机宜。接着，胡部对延安形成了包围圈，３月１４日开始大举进犯。当时，留在陕北的解放军只有２万多人，在双方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３月１９日，胡宗南以损失５０００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延安，此时延安只不过是座空城，而胡宗南声称击溃１０万共军。其后，国民党开动一切工具，大肆宣传国民党的“胜利”。蒋介石亲临延安“视察”。
进攻陕北，占领延安，虽然国民党拼命宣扬，但从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看，这一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下策，且潜伏着败机。首先，陕北是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追求光明的人们所敬仰和向往的革命圣地，国民党的军队对它进行进犯，势必激起他们的愤怒，更加激起他们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关注，并决心以争取军事上的胜利，或者其他的形式进行声援。
博篇第18节 孤注一掷（2）
其次，胡宗南几十万的兵力被拖在陕北，不能机动援助其他战场，这在军事战略上造成极大的被动，并且给了毛泽东争取主动的一个契机。美国驻华大使曾就这一军事行动发表评论，指出，“国民政府虽然声称它击溃了１０万共军，但看来这是一种很大的夸张”，与其说，延安是被攻占，倒不如说中共主动放弃，与其战略战术的运用更相符合：“就是在敌人压力面前出让出一定的据点，把敌人吸引到一个袋形中，然后以游击战术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他还评价说：“从严格的长期的军事观点来说，延安的占领，最主要的是使政府的战线过于延长与过分消耗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第三，毛泽东在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极其险恶的情况下，与蒋介石博弈，下了一着“险棋”，他和中央指挥机关绝不过黄河，留在陕北与敌人周旋，在彭德怀率部策应下，泡“蘑菇”，不仅把这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吸在陕北，不能自拔，而且解放军的“蘑菇战”，大量地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毛泽东放弃延安，转战陕北，的确是一高招，而蒋介石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
此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军事上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守，在战略决战中，军队大部分被解放军所消灭，几乎输光博弈的本钱，军事上的彻底溃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蒋介石连自己最看重的“面子”不顾，导演了一场“战犯求和”的闹剧，这已是无济于事了；在政治上，蒋介石奉行独裁、卖国、内战的政策，失道寡助，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反内战、反饥饿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解放区军民的军事路线相响应，形成了第二条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战线，蒋介石陷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受到国民党打压迫害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响应中共的号召，云集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与中共一起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
评析：
受旧中国博彩之风盛行的熏陶，蒋介石的搏击心态发生严重异变，他把政治生涯中的搏击变成了政治赌博。他在很多次的政治赌博中获胜，赢得很多政治利益。可是在抗战胜利后，孤注一掷，以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的豪赌却把政治资本输得精光。抗战胜利后，由蒋介石挑起的国共大决战，以蒋介石集团的彻底失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伟大胜利而收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蒋介石的政治谋略而言，他犯了几大忌：
一是违背民意。中国长期战乱不已，兵连祸结，民众饱受其害，尤其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其残酷，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作了巨大牺牲，好不容易昐到抗战胜利，期望和平建国，以休养生息。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违背了民意，这就把自己置于人民公敌的地位。
二是对时局作了错误判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的力量。一方面，见物不见人，迷信美国提供的飞机大炮与精良的装备，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武器，它与小米加步枪有形的武器结合，就可以形成难以估量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是孤立地看待共产党的力量，而忽略了民心向背这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三是不计后果，不计政治成本。重大的战略决策应综合考察与分析，权衡利弊，三思而行。蒋介石利欲熏心，在政治上不留余地，在军事上全面出击，过于钢性而缺乏弹性，孤注一掷，把自己置于绝境。
一个腐朽旧政权垮台，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民政权诞生。蒋介石彻底输掉了，他在大陆的政治生命业已终结。蒋介石以政治命运进行豪赌，给他自己酿成可悲结局。
博篇第19节 偏安一隅，守岛待变（1）
蒋介石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些重大举动时常被披上神秘的面纱。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后溃逃到台湾，就被人神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这样一个传说：蒋介石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一次到峨眉山游历，在庙里遇到一算命和尚，随即抽签卜卦，那和尚在解释卦辞时，跟蒋介石说了八个字：胜不离川，败不离湾。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不把和尚的戏言当一回事，急忙离川，下山抢摘“桃子”，结果没多长时间，局势急剧恶化，到１９４８年居然兵败如山倒。此时才想起和尚的话，于是乎，经营台湾，准备退路。蒋介石很讲迷信，但是否确有此事却无法考证，即使有，那和尚所言并非“知天命”，与蒋介石精心经营台湾，以留退路之事纯系偶然的巧合。其实，蒋介石经营台湾，为自己留后路是有远虑的谋划。
事例：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１８９５年，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割让给日本。１９４３年，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签署的《开罗宣言》庄严宣告：日本占领的“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１９４５年７月，美、英、中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台湾属于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９月，日本总投降书签署后，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于１０月在台北成立。１０月２５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台湾省警备司令陈仪主持了受降仪式，接收了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驻台第１０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呈递的投降书。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台湾人民重新回归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怀抱。蒋介石派员到台湾是为了行使国家主权，虽然与后来他退台偏安有一定的联系，但不能说此时就在为自己准备后路了。
随着蒋介石在大陆失败难以挽救，经营台湾之事便很自然地与寻找退路紧紧联在一起。从１９４７年起，蒋介石就开始从多方面积极准备。
由什么样的人掌控台湾，对于台湾是否能成为蒋介石最后的栖身之地的关键。当然不能让外人插手。最近的莫过于自己的儿子，但在起步之初，儿子蒋经国资历还难以担当起治理台湾的重任。他决定安排心腹之人控制台湾。１９４８年底下令，由陈诚接替魏明道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接替丘念台任台湾省国民党党部主任。
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后，蒋介石“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所《李宗仁回忆录》载：此间从大陆运往台湾的“国库库存金钞共值３３５００万美金。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黄金为３９０万盎司”，还有“外汇７０００万美元和价值７０００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５亿元上下。”蒋介石的这一盗窃似的资金转移，不仅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准备足了算命钱，而且为后来振兴台湾的经济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为了给出充足的退台时间，稳定台湾局势，蒋介石在军事上做了相应部署，在靠近台湾的几省驻扎重兵，企图延缓解放军对台湾的攻击。
１９４９年５月，解放军攻占上海前夕，蒋氏父子乘“江静”轮由上海到定海，后于２６日到台湾高雄。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后，为了挽救残局，他到广州，在这里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非常委员会为国民党中央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过非常委员会决议通过方才有效，这实际上剥夺了李宗仁代总统的权利，蒋介石又从幕后转到台前，指挥国民党残兵败将负隅顽抗，但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下，国民党分崩离析。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于１２月１０下午飞离成都逃往台湾。 败退台湾后，整个台湾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境地。当时的外国报纸凡提到“中华民国政府”，总要在其前面“加上一个垂死的形容词”，表示它正“等待签发死亡证明书”。在经济上，面临崩溃边缘，有人描述当时的台湾的经济状况是“人口激增，生产设备破坏，物资奇缺，人民生活穷困，物价高涨，财政亦字，外汇枯竭，整个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
在政治上，由于退台后各派系人员汇集，矛盾更加激烈，党内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国民党上层失败主义情绪滋长，有钱的纷纷避居海外和港澳地区；下层组织基本处于混乱状态，“只有党部，不见党员”。因残酷镇压“二．二八起义”，国民党政府与当地人民的对立本已十分尖锐，加上国民党退台带来的经济困难，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在军事上，虽然蒋介石收缩保台、集中兵力的调整，军队给６０万人。但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在外交上，“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原依靠美援的蒋介石，此时已为美国所抛弃，至于下一步如何行动，“将先等待亚洲之尘埃消除”。１２月，美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称：“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凡此种种征候表明，蒋介石到了绝境。然而，由于国际风云变幻，也由于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举措，终于起死回生。
首先，寻找机会，获得美国保护。靠美国支持起家发家的蒋介石十分清楚，要想确保台湾不失，必须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