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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看不到一角天空，哪怕是暗淡的天空。长日光灯悬在屋中央，光线刺人眼睛地亮。两张床，另一张空着。铁床上油漆剥落，生着铁锈。这个市妇产科医院据说抗战时就建了，怕是真给好几辈女人使用过。
“以前刮过没有？”一个戴着口罩女医生坐在凳子上，将一堆用布包起来的重物往我身上一放。那布的颜色和搭在我下半身上的布同样，是洗不干净的脏灰色。
“没有，”我说。
“把腿张开点！往边上些！”
她的每个不耐烦的命令都叫我心惊胆颤，我看着天花板，手抓紧铁床冰冷的边。她打开压在我身上的布，叮当响起亮晃晃的手术器械。我不敢看那些钳子刀夹子剪子。突然我想，现在翻身下手术台还来得及，我是要这个孩子的，不管我将要为这个孩子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是要他的，就象那天我想要他的父亲，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父亲一样，泪水顺着眼角往我两鬓流。医生身子移开，我突然看到房间一角，桌子上一个搪瓷白盘，搁了好多形如猪腰血糊糊的肉块，那白搪瓷盘上面也会放上我的孩子。是的，我这刻跳下来逃走，还不晚，拥有了这孩子，就等于拥有了他的父亲，等于他的父亲复活。我的双腿刚一动，一件冰冷的利器刺入我的阴道，我的身体尖声叫了起来，泪水从我的两鬓流进头发。这第一声自发的尖叫后，我就咬住牙齿，手抓紧铁床。
母亲说过她抬不动石头，快倒下时，就念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不然念佛，求佛保佑，就能挺祝我没有念语录的习惯，也没有念佛的本领，我只能更紧地咬着牙齿，双手抓牢铁床。医生连个帮忙护士也不用，把用完的器械扔到一个大筐里，从我身上的布取过来又一件器械，捣入我的身体，钻动着我的子宫，痛，胀，发麻，仿佛心肝肚肠被挖出来慢慢地理，用刀随便地切碎，又随便地往你的身体里扔，嚎叫也无法缓解这种肉与肉的撕裂。
象是知道这点，我的嚎叫就停止了。我的牙齿都咬得不是我自己的了，也未再叫第二声。我的眼睛里，屋中央的长日光灯开始缩短，缩小，成为一点，旋转起来，象个巨大的又白又亮的球向我垂直砸下来，我的眼前一团漆黑。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那个医生站在我面前，她取掉口罩，她长得其实挺漂亮，下巴有颗痣，很显年轻，最多也不过三十来岁，脱掉白大褂，她可能也是好妻子好母亲。她没有说话，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脸上和身上一样全是汗，嘴唇都咬破了，双手离开铁床，还恐惧得握成拳头，我觉得房间冷极，象有很多股寒风朝我身体涌来。
我从床上滑下地，穿上塑料拖鞋，那被我自己杀死的孩子，我不忍心去看。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我不会再有孩子，一辈子不想再要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会比得上这个才二个多月就夭折的孩子在我生命中的份量，我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只会比我更不幸，更难过长大成人这一关。
我一步一步往那根长板凳走，护士，包括进屋里来准备做手术的女人，谁也没有扶我一把，我挨近长板凳，就侧身倒了上去，蜷成一团，手捂紧下部。
一个护士朝门外大声叫下一位作手术的。她对那儿的女人们训斥道：“刚才这人就不叫唤，你们学学她不行吗？”
“肯定脑子有问题。”另一个坐在桌子边年纪大的护士，“去，叫她快点穿好衣服走。要装死到马路上装去。”
“让她呆着，等我写完手术情况再叫她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可能就三四分钟，我觉得手里多了几张纸，就尽力在长板凳上撑起身子看。子宫深度：10。有无绒毛：有。失血多少：多。有无胚胎：有。我看到这儿，还未看完，便刷刷几下把病历撕成碎片，目光发直，那些纸片跟着我的身体站起，掉在地上。我什么也没说，穿好裤子袜子，换上布鞋，也没看屋子里人的反应，扶着墙慢慢挪出了手术室。
3
温暖的水从头发淋到脚心，我擦着肥皂，不时望望墙顶那个桶的玻璃管水位到哪。公共浴室，一人一格，半边木门挡着，衣服放在门上端水泥板上。
也许是中国女人的体质，生小孩后要坐月子，必须躺在床上休息一个月，吃营养食品。流产等于小产，也一样得包头或戴帽子一个月，不能让风吹，风吹了以后就要落个偏头痛。这一个月漱口要温热水，不吃生冷食品，不然牙齿要难受；不要搬动重物，不然腰和手腿都要酸痛。若要洗澡，得等月子结束。
我顾不上这些规距，没几天，就跑上了街，直奔公共浴室去。
好比营养品，好比亲人爱护着我照顾着我，生平第一次化钱进浴室的我，在淋浴时，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慰。裸着身体在水流中，哪怕瘦骨伶仃，也无比美好，我已好久不抚摸自己了，我从没抚摸那从未隆起过的肚子，待肚子里什么也没有，我才感到里面真太空。
听说男浴室是一个大盆塘。女浴室却有二十个淋浴，管理人员是个胖胖的女人，一件薄汗衫短裤，穿了双雨靴，总在格子间的空道上走来走去。检查谁的水已完，就叫这人动作快点，到外屋穿衣，因为有人候着要洗。谁的水烫需要加冷，谁的水凉，需要加热，她就那么跑来跑去调水温，雨靴踩着的水叭嗒叭嗒响。浴室里热气腾腾，地上滑溜溜的，未遮全的格子门露出女人漂亮或不漂亮的腿和脚。
在这段时期，只要手里有了几文钱，我就拿了干净衣服，往浴室跑，去排队。好象是让我身上流过的水，冲走我要忘却的事，让它们顺着水洞流进沟渠，流入长江。
4
第二年夏天我临时决定参加高考，根本没有准备，却也去试了。这样的考试当然失败，最后两科，我都只答了一小半。我知道自己无望，我家的血液里早已注定我不可能和大学沾上边。
高考落榜之后，一所轻工业学校录取了我，专业是会计。学校在嘉陵江北边的一个乡镇。去或是不去？已尝到自由滋味的我，不愿被一个所谓的“专业”束缚，但两年学习毕业后，我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有一份三十多元的工资，生活也暂时有了保障。
去报到注册时，学校已开学二周。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母亲在一次春节时往学校寄来一封信，里面夹了纸币，从不写信的母亲附了一张纸条：“六六，回家来过年。”就这么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家”字还少了一撇。我收了作路费的钱，没有回家，也没给她回信。
毕业分配后，我有了一个工作，与两个姑娘共居一室，安放一张窄窄的床铺。我尽量争取外出，出差，请事假，后来干脆请了病假，说回家休养，实际上是只身逛荡在这个广袤无边的土地上。北方，走得最远是沈阳和丹东，靠近朝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濒临越南，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一个个城市，无目的地乱走，有目的地漫游。
我仅与二姐保持偶然的通信联系。她来信说，四姐夫德华死了，晚上肚子痛，发高烧，到南岸区医院，开刀以为是阑尾炎，打开才知是腹膜大面积感染，一开刀就没治了，死时很痛苦。
我很怕收到她的信，信里没有什么好消息。她的信说大姐已回到山城，和那个高个男子住在一起。回来前大姐和前夫打了一架动了刀子，小女儿吓得上去挡架，脸被前夫划了一刀，破了相。大姐痛哭数日，精神崩溃。前夫告她，说是由于她上门打架，才导致他误伤了女儿。她被公安局抓去，在拘留所里关了二个月，出来后依然原样。三哥有了个女儿，五哥和一个农村女孩结了婚。
“前两天张妈死了，被丈夫气死的，”二姐写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当过妓女的？”
我当然记得。二姐的信从不问我在干什么，也很少提母亲父亲。她不必提，我清醒时更不想知道，我在梦里却不断回去，我看得见那个位于野猫溪副巷，和其它房子相连在一起的六号院子。
堂屋连接天井的门槛可能烂掉被扔了，天井青苔更多，两旁的屋檐下依旧挂晒着衣服，阴郁的天空，站在天井里才能望见，大厨房坍塌，屋顶成了两大窟窿，灶神爷石像的壁龛剩个黑糊糊的坎，只有两个灶还在用。我家的灶上堆满了瓦片、砖和泥灰，已经无法生火了。屋梁倾塌，整个大厨房已是废墟。还好，自来水管接到院子里，再不用去挑水了。邻居差不多都是新面孔，一年又一年，有点办法的人家都搬离了，留下的原住户，他们的孩子长大，成家，也养了孩子，却没能力搬离。原住户，加上一些毫无办法立即搬进这儿的住户，依然十三家。
我家在堂屋用小煤炉烧饭。对门邻居程光头在往一个瓦罐浇水，不，是一个尿罐，里面堆了很多泥巴，有几株蒜苗，他嘴里念念有词，默坐运气。之后对我父亲说，那些蒜苗会生出延年益寿的花籽。
那间阁楼还是两张床，但布帘没了，一张床用席子盖着，不象有人睡的样子，我以前睡的靠门的一张床，铺着干干净净的床单，放的却是父亲的药瓶衣服和小收音机。小桌子移到床边，放着茶杯。没有叶子烟，父亲抽了几十年的烟不抽了？父亲怕吵，图楼上清静，非要住上面。
四姐又结婚了，住在婆家，新丈夫也是建筑工人。
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各家各户的房门，白天仍不爱关门，家里来了客，门前照旧围一大串叽喳不停的邻居，看稀奇。若某家房门关，一定在吃什么好东西，怕人碰见来分嘴，吃完门才打开。
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露天蓄雨水。铁丝箍的木盆木桶，本来就得经年泡在水里，积下的雨水用来洗衣服，洗桌椅碗柜，最后洗脏臭的布鞋胶鞋。
还是那一条江，那一艘渡船，那些连绵叠嶂的山，那些苍白发着霉味的人，新一代工人顶了旧一代工人，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必须背对它们。一段时期我埋头读书，什么书都读。也一个劲地写诗写小说，有正二八经的拿去发表，赚稿费维持生活，歪门邪道的收起来，不愿意给人看，更多的时候写完就扔了，不值得留下。
一段时期我沉溺于烟与酒里，劣质烟与廉价白酒，八十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出成批的黑道诗人画家小说家，南来北往到处窜，我也在里面胡混。我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当白开水似地喝，我很少醉倒，装醉佯狂，把对手，有时是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
我结交女友大都是在贴面舞会上。我们为彼此装扮，为彼此剪奇特的短发式，穿着和男孩子差不多的最简单的衣服，夏天裙子里很少穿内裤，结伴而行去熟人和非熟人家的聚会。关上门拉下窗帘，黑了灯，图方便，也图安全。偶尔也有公安局来查，被抓住盘问的人不多，大部分人翻窗夺门逃走。反正过不多久，在另一城市又会碰到熟面孔。
西方的流行音乐成了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