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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腑脏七个窍八个孔九个段十个指头的人——为什么享受的待遇差距这么大呢？
我们这个房间住了六个人，这六个人分别是——我、徐超、二宝、吴海、大鸟和古聪。
一切安顿好来之后，吴海说：打牌吧？凡是这样的问题都是没有具体目标的，但是往往就是这样的问题才会吸引人的听觉。就像林子里的小鸟听见了枪声。
好啊！古聪第一个响应。
反正也没什么事做，就打呗。大鸟说。古聪后继有人。
打！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妈的，平时学习那么辛苦，还没玩过呢。今天就当是个考试前的放松了。吴海说。吴海既是倡导着，又是发扬光大者。比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和“柳河东”还具现实意义。
说完吴海跑了出去。五分钟后，手里拿了两副扑克回来。
我不喜欢玩这玩意。我从容地拒绝了这次“古文运动”，没有学习他人的“从属式的思考”。
徐超，你呢？二宝问和我一起坐在床沿上的徐超。二宝显然已经融通了FRAZER的“接触或蔓延律”。
你们四个打吧，打累了换我。徐超说。
怎么搞得跟轮奸似的，累了还有换的。大鸟说。
众人哈哈大笑。
说话间，他们四个已经铺好了“牌桌”，打了起来。
隔壁房间突然发出了女人刺人耳膜般的尖叫声，像是遭人非礼或是兴奋过度，不过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被这尖叫一刺，几个打牌人的生命仿佛被刺了去，灵魂争琮跳颤。一个个拿着扑克面如黄土，呆若木鸡。
我才注意到，我们右边的隔壁住的是一窝女人，听尖叫的声音不像是出自我们班的产品，倒像是七班的，因为我们班的雌性没发春的嗜好。我们左边的隔壁则是住着自己班的子细胞，不过尽是一群大老爷们。对我们来说，没有吸引力。
这他妈什么宾馆，隔音效果这么差！大鸟终于“活”了过来，怒骂道。
其他三个人也随着尖叫声的消失慢慢地灵魂附体，纷纷开口漫骂制造尖叫的生物和这不阻止声音传过来的宾馆房间。这让我瞬间想起钱钟书的话：一般中国旅馆的墙壁，又薄又漏，身体虽住在这间房里，耳朵像是住在隔壁房里的。
我们的房间和钱老所述的相去无几。假若隔壁住的是对情侣，我相信我们连他们亲热前解扣子的声音都能听到。
我和徐超坐着没事干，把电视机打开，里面正放着世界杯的进球，看了一会，大呼过瘾。当放到中国队像养猪厂里的群猪被哥斯达黎加、巴西、土耳其这三位“屠夫”“屠宰”的时候，我立即起身切换频道——那画面太残忍了，会让人用国产的电器品牌——联想，联想到七十年前发生在我国南京的历史画面。
切换过来的频道里，某电视台一个评论员正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分析着我们国足这次世界杯之旅折戟沉沙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无不是为国足开脱的。让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国足顿时暖由心生，恨不得马上冲进电视机里对那评论员拥抱慰问，然后再热泪盈眶地千恩万谢，跪下磕头；让看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我们愤恨不已，恨不得冲进电视对那评论员一顿群殴，然后再让他热泪盈眶地千恩万谢，跪下磕头——给全中国心理挫伤的球迷道歉。
下午的八分之一几点啊？徐超问。
两点半吧。我说。
丹麦对英格兰！我又说。我突然想起了，这是一场重头戏。这场比赛牵动了世界亿万球迷的心。
我靠，说什么得看！徐超说。
什么时候啊？打牌中的一个人从牌堆里扔出一句话来。这话被扔出来后就像喝完的易拉罐，飞到了窗子外面的世界。而说这话的人也像是对待易拉罐一样，扔完便不再过问，继续打牌。
我和徐超用一颗“爱护环境”的心将这丢掉的“易拉罐”“捡”了回来，对着牌堆说：你们打完牌就开始了。这几个字就像是一只小鸟向着隔着一块玻璃的天空飞去一样，立即被撞了来回，晕头转向、眼冒金星——那群人根本没听见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只能沿原路返回，伤心不已。剩下我和徐超为这几个字打理后事。
出去逛逛吧？我说。
好，坐屋里闷人。徐超说。
我把电视机关上，和徐超出了门。
宾馆下面三五一堆的人，又蹦又跳。我和徐超看了吓了一跳，还以为遇到了少数民族“东乡族”的“会街节”了呢。再一想，不对，“会街节”在是在农历的九月分。况且我们这里哪来的少数民族。再仔细一看，是我们自己班的女生在和七班的两三个男生欢歌悦舞，乍一看确实有点像“纳西族”人在过“龙王会”。李鸿基和七班的班主任高鄂居然也在其中，俨然成了“龙王”。这场面我们可以形象的称作是——双龙戏凤。
我和徐超来到了大街上，漫无目的的瞎逛着。太阳正处在我们市“本初子午线”的位置，晒的人想拿个竿子将它打下来。我们不是女人，没有理由堂而皇之的打把伞在头顶。这让我和徐超瞬间感觉到了男女间的不平等，有一种想拉个女人抱在怀里说“给我撑个伞”的冲动。
徐超对我说：买点东西去吧？
买什么？我以为这家伙要效仿女人——买把伞来。
铅笔。看来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有。
几支？
一支还不够啊，我考试从来只带只支笔的。不过这次得改变原则了，谁叫他们要弄个什么涂卡试卷的！
跟我去买一支。
（）
我和徐超来到一家超市。这家超市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超市，以物美价廉著称。进来后，我们找了半天的文具专柜——没找到。欲无功而返的时候，徐超跑向一位超市工作人员说：阿姨，您好，文具专柜在哪里？
那女人将昏昏欲睡的眼睛像“和平号”空间站张开太阳池帆板一样缓缓张开，望着徐超，温柔又含情地说：你看我大吗？
徐超被她的柔情和这句话问得不知方向，估计是理解错误。瞬时抬目光投向她的胸部，又马上太抬起头来，收回眼光对着那女人坚定地说：不大！
不大还叫我阿姨？
徐超顿时明白了她刚才那句话的含义，脸瞬间刷红，像是我们刚走过“熟食区”专柜里的牛肉。
不好意思啊，我眼拙。那么请问姐姐，文具专柜在哪里？徐超尴尬的笑笑问那女的。
我看你不是眼拙，是高度近视，你转身看看。那女人带着轻蔑的口气说。
我和徐超同时转过脸来，“文具专柜”四个字像运动着的“家庭影院”一样走进我们的视线。
操！我说。
操TOO！徐超说。
我和徐超各“操”了一次。连个谢字都没说，扭头走了进去。那女人满心的不满意，像是被我们的“操”玷污了一样——我们的语言变成了行使权利的工具。那眼神像是要将我和徐超分别钉在“文具专柜”两旁示众。骂着：什么素质啊！
“文具专柜”了摆满各式各样的文具——钢笔、圆珠笔、直尺、圆规、量角器、橡皮、铅笔刀和那些笔五花八门的铅笔，这些文具参差不齐的排列在文具柜里，宛如欧洲的海岸线。这些文具以“考生必备”、“中考必须”等名赫然陈列在柜台里。来买这些文具的学生络绎不绝，一看就知道是参加明天中考的。还有的让家长牵着手，满脸的不情愿。
徐超有了刚才的经验不再称售货员为“阿姨”，而是说：姐姐，我要一只铅笔。
里面的售货员热情地说：你要什么铅笔啊，弟弟？
徐超被她的“弟弟”叫丢了魂，毛骨悚然、六神无主的说：就是普通的铅笔，能出水就行。
小弟弟，你真可爱，铅笔怎么能出水呢？售货员说。
徐超窘迫不堪，仿佛被这女人的“可爱”一夸，智商都夸低了。徐超说：就是——就是……随便了，能画出来就行。
那你要2B、4B还是6B的呢？看你是要参加考试用啊，一般考试都是用2B的，你就拿一只2B的吧？售货员说。
好。徐超点头说。
你要什么牌子的呢？我们这里有“中华”的、有“白雪”的、有“胜利”的还有“益友”的等好几个品牌，你需要哪一种呢？说完售货员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徐超。
徐超的脸又瞬间变红，这回成了“红烧牛肉”。徐超心想，妈的，谁在意这玩意啊。平时买铅笔的时候随手就拿一支了，今天这售货员也是的，明知道男人们的心思不在研究这玩意上，还故意为难我。
看徐超脸显酱色，我像“隆化战斗”中的董存瑞一样赶忙站了出来，说：就拿“中华”的吧。
小弟弟，你真有眼光，这“中华”是我们这里卖的最好的一个牌子，很多人点名就要它。售货员对我说。我因看到了徐超被“弟弟”刺激的样子，心里早就打了预防针，现在肌体里的免疫细胞早就铸成了一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即使你叫我“亲爱的”我也会自如应对的。我心想。
售货员终于转向本职工作。将铅笔拿出来，递给徐超，徐超接过铅笔客气的说声谢谢。那女的说：不客气，祝你们在中考中取得好成绩啊！原来她也将我放在了被祝福的范围，我感激不已，回头也对她说了声谢谢。
付完钱后，我们走出超市。徐超拿起铅笔看了看骂道：你大爷的，花了我一块八毛钱。什么玩意做的？说完，徐超将脸转向我。
不知道。我说。
到上海制造他们的厂子去问问不就知道了。我又说。
我有这精力和金钱还不如买个“飞毛腿”把它们炸了呢。徐超收起手中的铅笔说。
完了我和徐超又去了逛了一下服装店，每人买了件T恤。起初，徐超说，我们去买那个“神马”吧？你看看满大街的广告，什么“穿什么就是什么”，多牛逼。我说，算了吧，学校里十有###是穿那个什么马的，都成校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一家不知名的店子买了件不知名的衣服，那衣服甚是好看。不过，与其说是好看，倒不如说是有创意。不知名的不大不小的品牌就是有这样的好处，总是比那些只能在国内成长并发展的品牌设计的新颖和有特点。看看那些什么斯邦威、那些什么真什么斯、什么什么德，全是青一色的呆板样，跟一个人死了几年没埋似的。国际上响当当的牌子就不说了，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贝帅哥代言的“ARMANI”。乔治·阿玛尼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优雅含蓄，大方简洁，做工考究”，连代言人的阵容都可比当年的马德里的“银河战舰”。是“ARMANI”让男人也有了奢侈的一面，是“ARMANI”让男人有了与女人媲美的资本。
回来后，丹麦和英格兰的比赛刚开始不久。四个打牌的人早已经正襟危坐于电视机前全神贯注的观看比赛。那些刚才给他们带来快乐和消遣的扑克们此时已经成了欧洲“冰岛”的那些雪花，散落一地，无人问津，任人踩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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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抱着零食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视。
比赛结束后，“几家欢喜几家愁”。古聪和“大鸟”开心不已——英格兰晋级了，吴海则黯然神伤——丹麦被淘汰了。
我、徐超、二宝，不喜不忧，我们宣布中立。符合“中立国”的定义。就像这次世界杯上干了我们两次的哥斯达黎加在1983年成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