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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灰涤棉中山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穿上军装在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红卫兵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据哥哥回忆，当时，祖父临时接到了到天安门参加活动的电话，但是对于参加何种内容的活动，并不知晓。找司机，司机不在，哥哥问祖父，是否找国管局另要车？经受抄家的祖父身体不好，回答说：“晓得啥子会，算了吧。”就没有出席。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这时，被抄家后的祖父已经在301医院实施保护性住院，通知寄到家里，一时联系不上，祖父也没有参加。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在医院的祖父身体已经康复，出席了这次活动。以后毛主席的历次接见活动，祖父照例收到有关部门的通知，都参加了。祖父在参加完9月15日的天安门活动后，没有再回301医院，而是径直回到家中。保护性住院到此结束。因为祖父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有关这次活动的报道中，所以对祖父来说，用“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语言来比喻，如同向社会宣布“解放”。祖父回来后，一家人聚集到他的房间里，听他讲住院的情况，讲参加天安门活动的见闻。记得他讲，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以后，和参加接见活动的各位一一握手。周恩来总理陪同在侧，不时向毛泽东介绍各位的情况。毛泽东和祖父握手以后，看祖父依旧穿着以往参加国家仪式性活动时惯常穿的呢料子中山装，就说：“要穿得和我们一样嘛！”祖父讲到这里，半带笑地看着父亲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们都是穿的军装，总该不得是要我也穿军装吧。”他说的“该不得”的意思是“不会”。祖父1949年12月宣告起义，率部和退到四川的胡宗南部等国军部队作战，是他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在解放军到达，他带领的国民革命军24军接受改编时起，他就和军队脱离了关系。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曾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继续保留军队职务，他表示完全脱离。此后，他虽然是国防委员会委员，但是和军队就完全没有关系了。他偶尔接到过过去部下的来信，我记得有一封信中写信人讲述了他和其他弟兄们在起义后的战斗情况以及后来赴朝作战的英勇事迹，并希望祖父在他们的待遇落实上还能发挥些作用。后来祖父怎样处置此事，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与现实的军队事务没有关系。至于和解放军的军装有关的物品，在我印象中只有一顶带有“八一”五角星的呢军帽，这是祖父当年起义后得到的。这顶军帽在“抄家”中差点被红卫兵拿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按林彪的说法，“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他说了那一句有关穿着的话，既不能去问个究竟，也不能不执行。祖父认为，去要军装来穿显然是不妥当的，父亲也认为是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商量的结果是，把毛泽东的那句话理解为“要穿和我们一样的布衣服，不要穿呢料衣服。”祖父的布衣服中没有中山装式样的。他平时穿的布衣服都是传统中式对襟的：两襟一边的纽扣是布条纽结的疙瘩，另一边是布条制成的套圈，把疙瘩塞到套圈里就是把衣服扣上了。按当时的规矩，这种样式的服装不宜穿到正式场合去。于是，买了一块灰色的涤棉布（毛泽东等人当时穿的军装都是涤棉的），临时做了一套中山装，备下次有活动时用。此后，他穿着这套灰中山装多次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也没有再提过衣服的事情。直到天气渐冷，毛泽东自己将布军装换成呢子军装后，祖父的着装才又重新换成了常规的呢子衣服。接见红卫兵的热潮过去后，这件衣服也被闲置起来。祖父平时不穿它，偶尔出席个会议仍旧是穿呢料服装。1968年底，我到山西农村插队去的时候，祖母把这套灰涤棉中山装找出来给了我。在当时的中国，涤棉较之纯棉被当作是更好的布料，用这样的料子做的衣服比纯棉的要更挺整，所以人们在干体力活的时候通常不穿这种料子的服装。我觉得干活时穿它有些可惜，只是在不下地干活时才穿。而在农村不下地的时间很少，因此我也很少穿它。直到我离开农村到铁路工作以后，它才常伴我身。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次见我穿那套衣服觉得很新鲜。那时，人们的服装几乎都是蓝色的，偶尔出现灰色的，便很扎眼了。这套衣服我一直穿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淘汰，那时它已经被补过多处。除了家里人，没有人知道它竟然是“最高指示”的产物。
第二十六章步行“串联”归来
1966－1967年的那个冬季，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一行10人，进行了一次步行“串联”。所谓步行串联，步行为实，“串联”则是借用了当时流行的说法，因为我们并没有到外地去“串”谁“联”谁的打算，只是想到农村地区看看，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使自己得到锻炼。我们预计的目的地是井冈山，在地图上粗略算了一下行程，大约四千里。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实现目标，只走了一千多里，到了河南的兰考，便登车回京了。此事我一直觉得遗憾。出发时，我们每人背了一个小被子、带了一个干粮袋（内装炒面）、备上必要的钱和粮票，就上路了。我们行经的路线是：出北京、经河北省的固安、霸县、过白洋淀东侧至任丘、再到河间、献县、武邑、衡水、冀县、南宫、威县、馆陶，在这里一度进入山东境界，又折回河北的大名，然后进入河南，经南乐、清丰，至濮阳，在濮阳南面过黄河至山东东明，由山东到河南兰考。到兰考之后，我们决定寻访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曾经“蹲过点”的村子，在那里一边休整，一边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先到了秦寨，这是一个很穷的村子，村里找不到一间大些的能生火取暖的屋子接待我们，只能临时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小小的破庙里。这里显然不适合休整。此后，我们又来到赵家楼村，大队干部把我们安排在村子里的学校教室里住，这里有炉子可以生火取暖，条件比秦寨好多了。我们在这里住了大约一周，白天参加场院里的一些劳动（田间的活早已结束了），晚上和队里社员聊聊天，了解一些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时，我们也讨论下一步的计划。这时，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内部各人体力有较大差异，所以对于如何走下去、是否继续走下去产生意见分歧。同学们既不愿意兵分两路，又不能统一意见。离开赵家楼以后，我们来到兰考县城，住进接待串联学生的接待站，在这里碰到北京外语学院的一帮大学生。他们告诉我们说北京又出大事了，为此他们决定立即回京。被他们一鼓动，我们本来进退维谷的状态就难维持下去了，大家商量的结果：回去算了。这样，辛苦一个月，付之一夜程。回北京后，虽然此行较出发前的目标大打折扣，内心不免有挫折感，但回想起来，收获也还是不小，讲起路上的见闻、经历，也还是有声有色。我向家里人讲到日复一日行路的感受：头几天脚底不断打泡；到住地以后用针把泡穿破，埋一根线在里面让泡里的液体逐渐渗出；热水泡脚特别解乏；脚底形成硬茧以后就不打泡了，这时候行路的本领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讲到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战争遗迹和老百姓的记忆。南宫抗日战争烈士陵园中大批阵亡将士的牌位令人震撼。此前我只在小说中读到日军的“五一扫荡”、“铁壁合围”，等双脚站到那块土地上，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灵牌才真正感受到更多的东西我讲到过黄河时的险情。滔滔的黄河水翻卷着巨大的冰块，冰块撞击着木渡船发出轰响。艄公一边撑船，一边一次次把锚抛出，用锚抓住河底的力量使船不致被奔腾的河水冲走。在一次抛锚中，铁锚一下子碰到同学陈恒昌（他是经常到我家来下棋和看书的一位）的头上，幸亏他带着厚厚的棉帽并放下护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讲到兰考的风沙和农民的艰苦生活。家里人都听得很专注。我在前面写到，祖父曾讲起他年轻时一次急行军跑得吐血的情形。他回忆那时情景就是在我讲步行串联之后。显然，他联想起他的青年时代。他那时至少是十六七岁（因为他于1911年进入西安陆军中学的时候已经16岁），比我此行时要大一些（我不到16岁）。我问祖父，他那时行军是否脚底也打了很多泡。他说：“没有。我们年轻时候经常走路，穿草鞋，脚底板早磨出来了。”在说到去兰考秦寨的时候，我讲述了到农民家吃饭，吃到农家热情准备我却感难以下咽的饭食，出来在风雪中呕吐的情形（在《酥油与糌粑》一节中曾写到）。当时，我向祖父说：“你不是说‘不能择食’吗？”他一笑，回答说：“对的。”回到家中来，虽然才离开一个多月，但此间我显著地长个了，大概长了半头，估计身高达到1。65米至1。70米之间。为此，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很高兴。但母亲看到我脸上长出许多痘，皮肤变得粗糙不平，不免忧虑。加之身体发育期间面部轮廓的变化，母亲常感叹说我是“丑长了”。祖父却对我说：“男娃儿脸上长疙瘩没来头（指没关系笔者），我们那个时候，长了好多啊！”哈，还是老爷子的眼光不同！这是我惟一一次听祖父议论到仪容。后来，我读到他当年和下属侃日耳曼人尚勇武，说那时的时尚是姑娘喜欢脸上有疤痕的青年时，不觉笑起来。祖父看似土，却不料还受到西风东渐下的一些美学时尚影响。“去吧，不会就这样的”从1968年开始，北京的中学生开始由政府号召并分批安排“上山下乡”。我1964年9月上中学，属于1967届初中毕业生，也即后来所谓“老三届”（指1966、1967、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
我所在的北京四中的这一届学生，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