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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分明,才能激发干劲和积极性。朱永兴审阅一遍名单,痛快地签署了嘉奖令。
“殿下不可心慈,此次借题发挥、敲山震虎,却也免了日后血流成河。”叶虎没有去接嘉奖令,执拗地重申自己的建议。
“谁说日后会血流成河?”朱永兴轻轻摇了摇头,沉声说道:“你的忠心,孤是知道的。建议呢,也有可行之道。只是——牵连太大了。”
叶虎想了想,说道:“那便只处置几个领头儿的。殿下宅心仁厚,希望其他人能从此吸取教训,再不敢生出异心。”
“异心哪——”朱永兴苦笑一声,沉思良久,方才缓缓说道:“便是张心知了。如果他的人头能让别人醒悟,也算是死有所值。”
叶虎心中并不满意,张了张嘴,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和宣教司配合好,小事大影响,从此便绝了他们的心思。”朱永兴继续交代着重点,“倘若还是执迷不悟,便是千夫所指、人所唾弃的下场。”
“属下明白了,请殿下放心。”叶虎躬身听教。
“江南的策反工作可以加强。”朱永兴停顿了一下,话题转到了现在的战事,“先沿海,再内陆。趁着人心动摇的时机,尽量配合我军的攻掠,以扩大影响。”
叶虎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昔日江南士人多有与东南延平王、舟山张尚书联络者,不知殿下以为可用否?”
“哪些士人,可有名姓?”朱永兴淡淡地问道。
在明末清初,也许是变幻无常的环境,也许是腥风血雨的恐惧,很多人的行为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令人难以理解。
比如李成栋,先是屠夫,后又反正,以身殉国;比如钱谦益,在弘光时期见风使舵、恬不知耻,清军攻来后又腆颜剃发,主动投降,并做了高官。但在京城仅半年,他又称病回家,秘密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洪流之中。
顺治三年冬,好友黄毓祺反清起事,急需钱粮,希望他能慷慨解囊。钱谦益二话没说,马上照办。不料事情败露,钱谦益被捕入狱。出狱后,他“贼心不死”,又从顺治七年起,多次冒险赶赴金华,策反总兵马进宝。此间,他多次入狱,但始终不改其志,与姚志卓等人联络东南、西南抗清势力,策划了长江之役。
在行动之外,钱谦益还用自己的笔鞭挞满人,咒骂其为“奴”、“虏”、“杂种”等等,大力颂扬抗清志士的英勇事迹,与之前那个贪生怕死的钱谦益判若两人。
追根究底,还是人性未泯灭,良心未尽丧。满人的嗜杀本性和无数汉人志士的宁死不降,再加上别人对他绵绵不断的羞辱和耻笑,使钱谦益内心所剩不多的良心觉悟了。因此,晚年的他明知有杀头的风险,依然奋力抗争,算是多少安慰了自己的良心。
“当钱谦益往北充修明史副总裁,留居南京的柳氏与人通奸,其子愤之,鸣官究惩。等到钱谦益回来,怒骂其子‘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从此不与其子相见。”叶虎陈述了一些文人的名姓,又讲了一个类似于笑话的小故事。
“呵呵,这钱谦益倒是真心悔悟了。”朱永兴莞尔一笑,沉思半晌,说道:“既然钱谦益有幡然之举,也赢得了吕留良、黄宗羲等人的原谅,那孤也不好苛责。对了,那柳氏便是柳如是吧?”
“正是有河东君之称的柳如是。”叶虎稍有些惊讶,柳如是乃秦淮八艳之一,但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朱永兴竟能直叫出其姓名。
“有意思。”朱永兴倒是很赞赏的样子,柳如是出于风尘,但风骨却堪比士大夫,着实难得,“嗯,待孤好好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
“是。”叶虎见朱永兴再无交代,便告退而出。
吕留良、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名都为朱永兴所熟悉。钱谦益虽人品不好,但在学问上却不差于以上几位,诗人、史学家、文章家、收藏家曾被称为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朱永兴不是没意识到自己手下缺乏名士大儒撑门面,但一直忙碌于赚钱、治政、军事,便不得不暂时搁置收拢人才的想法。
其实,在朱永兴心里,一直想着组成一套文学班子,做好两项工作。一是着明史,二是立新儒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只是其一。而给一些历史问题定性、定论,则是长治久安的深远考虑。比如大西军,比如十三家,他们当初的起义是什么性质,是官逼民反,是为饥寒所迫求生存,还是匪贼蜂起?相比之下,十三家的思想包袱显然更重,毕竟是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逼死了崇祯帝。如何能彻底安定其心,可不是简单的事情。朱永兴现在做得不错,但他们会不会担心以后呢,翻脸无情,历史上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其中还涉及到明朝的各种政策,说明其非,才能证明改革的必要性,这也是为朱永兴提供改革所需的理论基础。
第二百一十九章 名士硕儒不尽可用
江南重要!连清廷都知道“江南为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
江南文人士子也多,更是所谓的东林党和清流的大本营。这些已经固化了的富豪和官僚家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只要制定的政策稍微触动了他们的利益,都换来他们象疯狗一样谩骂。正是铺天盖地的谩骂,以及只顾私利的抵制,明朝亡了,人民也迷失了方向。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屠刀让他们闭嘴,但却是朱永兴最后的选择。他意动于招揽名士硕儒,便是想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修史,昭黑白善恶,将被圣明化的东林党和清流打下神坛,千夫所指,群相唾弃,也与清修《明史》所抗衡。
没错,话语权、舆论权要操在自己手中,而名士硕儒的影响力则至关重要。而这名士硕儒也不是随便请来的,还要经过甄选,顽固不化、读死书的千万不能要,家族背景深厚,在江南势力较大的也不在考虑之内。
叶虎在提出建议时之所以有些犹豫,是因为他多少了解一点朱永兴的心理。对于不能经世济用的文士,朱永兴有一种异样的厌恶。
就象那些鼓动唇舌,极力将钱谦益描写成为人猥琐的白鼻子小丑而后快,可实际上相形之下,他们的生平行为也不见得如何的光彩的文人。在钱谦益九死一生,拼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以往的过失时,这些“高人义士”也如鲁迅所说的那样,终于优游林下以尽天年,再过几年,他们的子孙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出仕于新朝了。
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这番落魄的自嘲倒与朱永兴对很多所谓文人的印象不谋而合。夸夸其谈。而无一策;下笔千言,却无可行之实。手无缚鸡之力。空有嘴炮误国,这样的文人不要也罢。
而招揽名士硕儒重立新儒家,弘扬新儒法,则是放眼未来。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的千秋大事。
其实也不能全称之为新,很多儒家理论本来是朴素的真理,可在历朝历代,经过统治者和御用文人的不断“净身”和篡改曲解,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比如孟子,发挥孔子仁义思想的“亚圣”,便因为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等言,便被放牛娃出身的朱重八差点剥夺配享孔庙的资格。最后删去《孟子》全书八十五处,編成《孟子节文》了事。
从更层次来讲,历朝历代统治者或多或少都钳制言论,根本原因还是代表世俗权力的“治统”与代表意识形态的“道统”两者之间的争夺和矛盾。朱元璋“删孟”,是要将“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建立一个新道统。这个“新道统”的要害便在于,哪怕恶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绝对权威不容丝毫置疑,更不允许反抗。
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朱元璋们肯定是会成功的,因为他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径直宣告:“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从此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思想家,只有圣旨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至此被彻底颠覆。
没有约束的权力势必滥用,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是一个道理。朱永兴想得很深,绝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删改。有纠正,有继承,有发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不能依时代而进步,被历史的快车所抛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钱谦益,虽有污点,但学问是好的,是当时文坛领袖,又有幡然醒悟之举,可用;吕留良,虽应试清廷得诸生,但一直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保持联系,且对应考经历表示了深深的反悔与自责,可用;黄宗羲,变卖家产,多次抗清,后隐居著书,可用;顾炎武,嗯,可用
朱永兴先粗略地将中意的名士大儒挑选出来,又命人尽量找来这些人所著的书籍,由段琬儿翻译念诵,以期有更深入的了解。为了能加快时间,他还请来了张煌言,直接向他请教咨询,获益匪浅。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令朱永兴感到惊讶的是,黄宗羲对经济也很有研究。其总结的“积累莫返之害”,被称为“黄宗羲定律”。说的是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个定律进行深入研究,引申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中去,也是可行的。
这一下子,相比于顾炎武和黄宗羲,钱谦益、吕留良等人在朱永兴心目中的地位瞬间低落,虽然还有可用之列,但重视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二人才是自己所需要的思想理论的柱石。朱永兴赞叹感慨,立时便给情报局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延请二人南下,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二人安全。
至于钱谦益、吕留良等人,愿来则来,不愿来便在家中著书。朱永兴既然动了心思,便礼贤下士一回,亲笔写了书信,盖上印章,以示重视。
第二百二十章 增兵向北,郑军不稳(祝十一快乐)
夏季台湾地区高温多雨,在偏南风向下,风速和缓顺畅,利于舟师渡海。乘南风风轻浪平之利,六七月间是进兵的好时机。
郑经准备已毕,亲率五军都督周全斌、侍卫冯锡范、咨议参军陈永华进兵台湾。而郑泰则坐镇厦门,以防万一。
而明军在闽省稳步推进,连新兵带降兵,已经拥有六万之众,还有数万义勇乡民之助,开始了对福州外围的攻打。
七月初五,攻克福清;七月初七,光复永泰;七月初八,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