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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民没有尽到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但现在呢，士兵愿意征战，民众愿意支持，因为他们知道为何而战，并知道自己的牺牲和努力不会白费，希望已经或者正在变成现实。在苦难中觉醒和奋起，这句话不说是千真万确。也差不了多少。
这种觉醒并不只是在南方，在北方也是如此，因为满清的横征暴敛，因为饥寒，心怀怨恨的百姓是有渲泄和爆发的理由的。而从满清入关到现在，由于战争的持续。由于满清的暴虐，跑马圈地、逃人法、沿海迁界、加征赋税似乎还没有哪一条惠民之政实施，而更多的则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是在歌功颂德的谄媚文字上。
而明军的强势，无疑是强力的催化剂，使民众心中的积郁和怨恨产生反应，急速膨胀，然后会猛然爆发。明军越是胜利，满清越是颓势。反应的速度越快，爆发的程度越猛。
冠县“土贼裴守政、马瑞恒、刘桐相等蜂起，杀官夺衙”；“兖州无赖贼郭尔标倡众为乱，诸孽附之，环围州城”；嘉祥满家洞宫文彩，傅家楼等地还有马应试、李文盛、宋二烟、杨鸿升、杨之华、阎清宇等“倡乱迎贼，攻破冯家等堡二十余处，捕官率领乡兵俱被杀伤。势甚紧急，恐该县被陷”
烽烟处处燃起。不只是在山东，连北直隶都有杀官造反响应王师的义军。由于满清调集兵力与明军在整个战线上对峙，腹地防卫空虚，使这些义军能够杀官夺县，阻断交通，给满清的统治区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济南。山东省会，华东华北的重要枢钮。无论从政治影响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都是至关重要的名城要地。
显然，如果明军攻克济南。则占据了有利的地位，甚至可以直接北上威胁京师；而反过来看，明军又处于直隶、河南，乃至从江淮后撤的清军的夹击之下。
只不过满清的战略收缩有些晚了，假“议和”与不甘心使清廷直到明军在山东发动才开始撤退江淮的军队。而在山东的明军以迅速的行动对济南和沂州（临沂）展开了进攻。既是配合，又是呼应，从而使这两支明军陷入夹击的危险大大降低。
相对而言，正在进行战略收缩的江淮清军的处境倒是更加危险。这与当初江南清军的遭遇很相似，如果被山东明军切断了退路，则又是一场漂亮的围歼战。
当时的黄河基本被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即今之明清故道。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江淮清军退过黄河后，和沂州（临沂）已经是很短的距离。由沂州（临沂）到济南，可以说是明军堵截清军的两把铁锁，任何一把都足以使清军止步难返。
更重要的一点是清军的战略收缩是被迫的，他们的身后还有沿运河追击而来的荡朔军和征朔军。如果清军不能在黄河阻挡住追兵的脚步，被南北夹击将不可避免。或者，清军可以绕路河南，但也只是尽量拖延了被歼灭的时间，却无法改变战局的整体不利。
而在败退的过程中，重演绿旗兵将纷崩离析的场面将不可避免。即便是比南方绿旗要忠心的北方绿营，也会因为形势的恶劣而转变立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并不只是针对异族，从满清的立场，汉人也是如此。
败势并不只限于江淮和山东，首先取得突破的其实是在保宁。高明瞻和王明德的反正投诚，使李定国和刘体纯迅速掌握了清军的动向，派出了以水西彝兵为主的一个团，翻山越岭，星夜兼程，奇袭抢占了葭萌关，堵住了清军入陕的通路。
随后，以高明瞻和王明德为内应，明军迅速占领保宁，将护军统领阿尔津所部六千余人围困于保宁和葭萌关之间，并展开猛烈攻击。清军大败，护军统领阿尔津被活擒，梅勒章京尹得忠、总兵陈光祖等被击毙，镶红旗章京葛师圣侥幸间路逃脱，逃至汉中时“兵支离削弱，才得百人”。
稍事休整后，晋王李定国和郑王刘体纯挥师进逼汉中，这已经是由川入陕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明军能一举攻克，则可直达西安，攻掠中原。
西安清军紧急抽调兵马赶往汉中增援，但后院起火，又使西安清军面临着两难的局面。
延安营参将夏正志突然宣布反正归明，趁着西安将军调他带领兵马南下参战之机，突袭占领榆林，随即引兵南下，会同留守延安的靖远道王文华一同反清，占领该城。接着，又有神木县人高从心率众起义，袭占府谷；安塞县把总张天福造反，杀官夺衙
（未完待续。。）
第五十章 低估与高估
历史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满清的统治直到康熙亲政时，依然不得人心。如果不是吴三桂抛弃明统，自号“周王”；如果不是人们局限于狂隘的正统观念，而以汉人的角度来对待吴三桂叛清；如果不是吴三桂接连犯下致命错误历史的改写是值得期待的。
而历史上的吴三桂也看出了广大汉人对异族统治者的怨恨和猜忌，当有人——一个有名望、有实力的人，敢于率先行动，他们就会随之而动。吴三桂就扮演了人们所希望出现的角色，他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实力，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吴三桂和他的谋士正是估计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敢以云贵两省为根基，发动叛清内战，向清朝夺权，并且充满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吴三桂这批人已参与了清政权的缔造和建设，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清统治阶级和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叛清性质则更象是清统治阶级中两个集团，即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主导派，与原明降官降将士绅为非主导派的权力之争，也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争。
清廷显然对整个形势是估计不足的，尽管他们在几个战略要地部署兵力，但却是预防性的，不曾料到明军的实力增长得如此之快，不曾想到统治区的民怨会猛然爆发。等到他们意识到这不是南北政权，或是新旧政权的较量，而是一个人数庞大且觉醒的民族对一个异族的反攻倒算时，胜负的天平已经飞快地倾斜。
现在，改写历史的重担落在了朱永兴的肩上，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而且他比吴三桂干得更漂亮。于绝地崛起，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汉民族同异民族统治者的再次大较量。
起义，反叛，反正，投诚参加和响应明军的，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其主要成员或骨干，多是原明朝降将，李自成、张献忠、郑成功余部及南明残余部属。兵士也皆是汉军，并吸收了当地汉人百姓参加。他们或跟明廷暗有联系，很多人却丝毫无联系。这无关紧要，只要他们不喜欢异民族建立的这个新政权就够了。
在历史的大事变面前，人们——各阶层的人，所抱有的目的并不尽相同。一些人不过是为维护他及其集团的根本利益而奋起抗争，继而变更宗旨。以拥护胜利者为目的，向清朝展开攻击；另外一些人，出于忠明之志，欲趁此转机灭清复明，重建大明江山；也有一些人，确有家恨难消，为报仇雪恨而参加了这场纷争，如此等等。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但在灭清这个总目标上，却是不约而同地取得了一致。
所以。朱永兴固然扛起了抗清的大旗，并成为人们拥戴的领袖，但也非是他个人力量所能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来参加这场国战。他的行动，不过反映了清朝统治下汉人的普遍反抗心理和要求，亦是人们对清政权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当济南城不是因为坑道爆破和大炮轰击所攻破，而是由反正清兵打开城门；当山东总督祖泽溥在府内被兵丁从房梁上的绳套中解救出来。然后五花大绑送到明军面前；当都统勒德洪仓惶逃出济南，却在德州郊外被几个猎户杀死；当成千上万的漕丁自发地帮助明军拔除堵塞运河的木桩和打捞沉船，使运河以最快的速度被疏浚；当江淮的清军集团撤过黄河，抵达沂州，发现五万多人只剩下不足两万的时候。这场国战虽然还在进行。但最终的结局已经确定，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满清低估了明军实力的增长和民众反抗的意志，而明朝显然也高估了敌人的战力和能支撑下去的时间。目前的战局已经不是一两次战役的胜利能够扭转的，人心变了，一个各怀心思的利益集团的分崩离析正在加速。而人们的希望越大，反抗越强，动力越足，清统区的暴动、叛乱以迅猛之势，继续蔓延、发展，清朝的统治险象丛生了。
“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饿馁遍地、嚎天泣地者怨恨填胸”
“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旗下逃避四方者，一丁缉获，必牵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所获之家固倾家而荡产矣；其经过之处，或不过一餐，或止留一宿，必逐日追究明白，又必牵连地方四邻。逃人亦暂寄监，奉之惟恐不至。蠹吏狱卒，更导之扳害殷实有家者，于中攫取货财。逃人高坐狱中，而破家者不知其几矣。”
“凡在京城三百里内外，八旗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汉人逼勒投充，特别是各色工匠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安，唯思逃窜。正如此，投充法为害最烈”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有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常熟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广州之屠、赣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等等。杀戮情形，目不忍睹，惨绝人寰！此非禽兽而不能为，又何敢自称为人，又有何颜面自居统治”
紫禁城养心殿内，鎏金珐琅鼎里百合香的气味浓烈，却压遏不住康熙心头的烦闷和愁绪。他读着搜罗来的传自南方的控诉和痛斥宣传，不耐烦地叫人将鼎中香全撤了出去，然而却还是坐不住，一甩手走出养心殿，站在丹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好象要用这稍微新鲜的空气驱散一下胸中的郁闷。
铅灰色的天空，云层沉重而缓慢地向南移动，康熙仰望着神秘而变化无常的苍穹默默不语。
说到底，他现在还是个孩子，即便有皇家的教育，也不够心狠手辣，读到满清弊政的残酷暴虐，不可能没有触动。而且，尽管辅政大臣在极力遮掩，但奏折他也能看到一些，形势的不利也是有所了解。（未完待续。。）
第五十一章 渡河，渡河
一个人的成长，或者说康熙成长为一个生杀予夺的帝王，总需要一个过程。虽然有所触动，但并不意味着他悲天悯人，而是他在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势，坐稳自己的龙椅。
从外而言，明军在反攻倒算，各地民情汹汹，汉人复仇的心理已经被煽惑起来，别说半壁江山，就是这京师，亦不知能待多久。
在内呢，康熙不过十一二岁，权力都掌握在四大辅政手中。特别是鳌拜，得遏必隆之附，权势已经在年老体弱的索尼之上，更不要说人单势孤的苏克萨哈了。
如果说形势平平稳稳，康熙在宫中做个小儿皇帝倒也没什么，反正这是他爱新觉罗氏的天下，等到年岁够了，亲政便能重掌权柄。可偏偏这天下风雨飘摇，每况愈下，便由不得小康熙不生出埋怨和郁闷之心。
与所有的皇帝差不多，康熙虽小，但也是受的帝王教育，也有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有帝王共同的特点，那便是群臣无能，只有自己才是最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