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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慕尼黑才一个小时，塔拉斯上尉便通知我说，第七军的先头部队在奥地利北部的林茨附近刚刚发现了另一个集中营，那地方名叫毛特豪森。塔拉斯坚持要我立刻前往，他已在一架军用飞机上搞到三个座位。他自己将在两三天内与我们会合。我有许多理由服从乔治·塔拉斯：他是上尉，而我只是中尉，他是哈佛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到一九四二年夏天为止，我一直受业于他；说到底，两星期以前正是他在巴黎偶然碰见了我，并把我招募到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成为他的部下。如果这些尚嫌不够，我还喜欢他，尽管他穿上了卡其布制服我不大容易认出这位词锋犀利、在哈佛校园爬满常春藤的围墙内经常侃侃而谈的教授。
我们有三个人离开慕尼黑。和我一同前往的是中士迈克·里纳尔迪和摄影师罗伊·布莱克斯托克。我跟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里纳尔迪来自纽约市的小意大利，布莱克斯托克是弗吉尼亚州人。虽然他俩外貌迥异——一个矮小结实，稀稀拉拉地蓄着一撮涂上化妆蜡的黑色小胡子，另一个则是身高两米、软乎乎一堆还在扩展的庞然大物，——却同样显得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给人的印象很深，我认为它是我还没有达到的那种成熟和老练的表现。
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除了俄国人三天前攻克柏林的消息以及第三帝国全面正式投降已指日可待外，对当时在欧洲行将告终的这场战争我几乎一无所知。战争快要结束了，我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看到任何战斗。我距离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还差四个月，此时我就象一个小青年破题儿头一遭踏进剧场，而台上的幕正在落下。六年来我第一次重返欧洲，在巴黎又看到了我的祖母。她对于我舍父亲的国籍而取母亲的国籍成为美国人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在乎，她听了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一个劲儿地向我描述，巴黎和她的普备旺斯在德军占领下变成了什么样子
到了林茨以后，里纳尔迪设法让我们搭上一辆前往从四月十三日起已有苏联红军在那里的维也纳。下午两点，我们在恩斯越过多瑙河。过了河，里纳尔迪拦住一辆吉普，并说服了司机——一个跟他自己一样的美籍意大利人——让我们搭乘他的车。我们先去毛特豪森火车站，到了那里再用与不折不扣的讹诈无大差别的手段强迫司机赶完离集中营还剩下的六公里地。
在那里，我的足迹与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足迹第一次相交。
关于那一天，我记忆中保留着许多清晰的印象，其中首先是奥地利轻柔的空气：阳光和煦，温馨宜人，带着仿佛永驻人间的春天的芳香。
只是在那个时候传来了一股恶臭。
我们距离集中营还有二三百米的时候，这股臭味就往我的鼻子里直冲。大批盖着篷布的卡车组成的长龙迫使我们停车，于是那位被我们拉夫拉来的司机，便抓住这个机会斩钉截铁地宣布，他决不再往前开。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臭味变得更浓了；它接连形成一大团一大团的气体悬在空中不动。“是焚尸炉的气味，”布莱克斯托克拖着南方人的长腔说了一句。温和的语调以及说话人的地方口音本身，仿佛冲淡了这个词的恐怖意味。我们从敞开着的大门进去。一些坦克曾到达那里以后又开走，在地上留下新鲜的痕迹。取代它们的是接连不断滚滚而至的卡车车流，卸下药品和绷带等补给品，供给已经开始工作的卫生部门使用。但这股车流一进门，立刻就消失在一片无声的、由活尸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没有一点儿动静，真奇怪，犹如潮水突然上冻一般。五六小时之前到过那里的坦克，也许曾使这片活尸之海震荡了一阵子，显示出些许生气，可是现在波动已经停止，自由的喜悦趋于暗淡，他们的脸成了一张张硬梆梆的面具。这情景使他们觉得好象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现在才认识到一场恶梦真的已经结束。他们望着我、里纳尔迪，望着利用身高马大开路的布莱克斯托克；从这些人迷茫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到有点儿异样的冷漠和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但也可以看到憎恨和含怒的埋怨：“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儿来？”
“臭味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布莱克斯托克说，“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简直叫人没法相信。”这位巨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在那些穿条纹破囚衣的活尸丛中横冲直撞。
接管该营的美国军官佩带着步兵少校的金枫叶领章。他身材短小，腰板硬撅撅的，长着一头红发，姓斯特罗恩。他对我说，当务之急有一大堆，他怎么也忙不过来，哪里顾得上帮我们调查战争罪行什么的。眼下他正努力把这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黑压压一大片理出个头绪来。他已着手把这些过去的囚犯分成无法挽回的、亟需救护的和没有危险的三大类。那些生命已无法挽回的为数很多。
“他们中有两三千人最近几天内将死在我这里，不过他们是获得自由后死去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得到安慰。”他说时用一双棕黄色的眼睛直盯着我。
“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大卫·塞梯尼亚兹。”
“犹太人？”
“不。”
“那是个什么样的姓？祖先是哪里人？”
“法国人。”
“听起来象波兰人的姓。”
他已经转过身去吼叫着发布命令。里纳尔迪在向我打手势。我们走进一座以前是党卫军分队队部的房屋。“这间还是那间？”里纳尔迪问。我挑了前一间，那里附带着一个有三四把椅子的小小候见室。布来克斯托克不知到什么地方拍照去了。里纳尔迪找到一块硬纸板，把它钉在门上。他在上面写了“战争罪行”几个字，把每一个字母都描上好几笔，使笔划显得粗些浓些。
我站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幸存者还住在毛特豪森，这地方的那股恶臭和奇异而发颤的沉寂，使我不知所措，当时我的羞傀和失望直到三十五年之后仍然追忆得起来，我还能重新体验那种恶心和屈辱的感觉。
我必须摆脱这状态，立刻出去走走。我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通过时的情状至今历历在目，他们在我前面勉强让出一条路来。我穿过—排棚屋，然后又穿过一排，这排棚屋里还没有医疗队去过。那里笼罩着一片昏暗，只有个别地方被尘埃飞扬的春光抹上一层金黄。那里有好些已经死了两天的尸体就跟那些尚未咽气的活尸躺在一起，每一张铺位上搁着三到四具。当我打旁边走过时，只见那一副副骷髅般的肢体，一堆堆破衣烂衫和骨头架子在蠕蠕而动。腐臭味益趋强烈。有人轻轻地碰我，有人死死地拽我，吓得我仓皇逃走。我发现自己已在户外的阳光下了，但仍禁不住阵阵寒心。我来到两座房屋中间的一块狭窄空地。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或者说我以为如此。我呕吐了好一阵子，直到那时，我才觉得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那种感受正象被什么东西烫着了一样
那个墓坑就在几步以外。它只有两米见方，从那里挖出来的土整齐地堆成一座三角形的土墩，一柄铁锹就插在上面。坑里胡乱扔进了几把土，不过事先铺在那里的一层生石灰已经侵蚀了泥土也侵蚀了纳粹们匆匆忙忙埋入坑内的一些赤条条的男子尸体。你不难猜想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十来具裸体的尸首被扔到里边，再用枪托夯、靴跟踩，使表面乎整。然后洒上生石灰，再盖泥土。但是死者仍在往面上拱。我可以看到好些手、腹、口、鼻孔和生殖器都给氧化钙烧黑和吞噬了，有些地方的骨头露了出来，并且已经腐烂。
就在这幅乱七八糟、残不忍睹的景象正中，我看见一张可怕地扭曲的脸上戴着凝固变黑的斑斑血迹，它的一对浅色眼珠闪耀着咄咄逼人的光芒
那双眼睛注视着我从身体所倚靠的墙边退开时的每一个动作。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到过，生命骤止时的眼神应该是呆滞的。于是我向墓坑跨近几步。这时从下面升起一个声音，用略带异国腔调的法语朗诵着魏尔伦的诗句：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在那里，单纯而宁静，
接着发生的事简直象是梦中的情节。
“那和平的隐隐噪声来自市镇”这诗句自然而然地涌到我的口边，大概是我念了出来。
我只知道自己一直走到墓坑边上，猫着腰伸出一支胳膊。我的指头碰到了那个十七岁的少年瘦骨嶙峋的大手——他就是日后我们将称之为“王”的人。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1
事后，王回忆说：当时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军人。他认不出这人穿的是什么部队的制服，反正既不是党卫军的，也不是人民冲锋队（注：纳粹德国崩溃前胡乱并凑的民兵部队）的。这又不象最近几年在德军这边作战的罗马尼亚、意大利或法国部队的军服。同时可以肯定，这决不是一个苏联人。他见过一些苏联人，有的关在集中营里，有的成了党卫军中校霍赫赖纳的枪下之鬼，因为霍赫赖纳老是谋求刷新被他个人对准后脑勺开枪打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人数记录。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这位党卫军中校枪击后脑杀死的人数已达二百八十三名。他向雷伯·克立姆罗德宣布：雷伯将成为他记录中的第二百八十四个牺性品，尽管这对双方都可能是一大憾事，因为最近二十个月他们在一起毕竟过得挺亲呢的。霍赫赖纳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明显的悲哀神色。
据王说，他恢复知觉其实仅在他看见那个军人之前不多一会儿。他不知道究竞在这以前多久，反正这是一个缓慢的、悠悠苏醒的过程。起初，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接着在逐步趋于完全清醒的各个阶段上，他首先想起的是清晰地录在他记忆中的最后一刹那：中校把那支吕格尔（一种德制手枪）的枪口抵住雷伯的颈项之前，先在他整个嘴上作最后一次亲吻。随后在他脑海卞浮现的是还有些模糊的印象：他被活埋了，不过他的脸仅仅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土，几乎还可以转动。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感到脑后作痛，但那不是一种尖锐的剧痛，还有，他的肩膀、双臂、腹部，凡是给石灰灼伤的地方都感到疼痛。除了头部和左手，他意识到自己完全不能动弹。他的身体的其余部分紧紧地卡在横七竖八的裸尸中间。压在他身上并大大地保护了他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立陶宛少年，名叫扎茨卡留斯，他是被党卫军中校从格罗期罗森集中营里弄来充实他的娈童行列的。
雷伯扭动脖子，盖在他头上的几块土和扎茨卡留斯的一支胳膊滑了下来，露出的空隙刚刚够他看到太阳。雷伯没有听见那个军人走近的脚步声，只看见他转过身去呕吐。要把这个身穿外国军服、正在呕吐的人与昨天突然扔下毛特豪森集中营这件事联系起来，雷伯的思路还没有清楚到这样的程度。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军人会是美国人，仅仅意识到这个陌生人来自一个异国世界。纯粹由于这个原因，雷伯认为最好还是别说德语。他从自己懂得的其他语言中选用了法语。他一说，对方就回答——其实对方是把雷伯不由自主地开始背诵的一首诗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