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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费劲地转换话题，开始谈到他先后六七次来法国的情形，上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说，他是跟一位来自旺多姆附近地区的家庭女教帅学的法语，在巴黎度过的一个夏季和在多维尔、比亚里茨、里维埃拉度过的另外几次假期，使他的法语水乎得到提高。是的，他知道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这个地方；还提到格拉内博物馆，说“那里收藏了一幅伦勃朗和两幅克拉纳赫的画（注：伦勃朗·哈尔门兹·凡·林（1609…1669），荷兰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画家）。”他的美术知识使塞梯尼亚兹老太太大为惊讶，她自己知道克莱这个名字还是因为她丈夫买了这位画家的一幅画。
她告诉克立姆罗德，大卫已经复员，并且刚刚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法律。她把儿媳在波士顿的地址告诉了雷伯，今年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在波士顿，除非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别墅度假还没回学校。
“要不要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抄给您？”
他摇摇头，笑着说：“不用了，我的记性相当好。”
他起身告辞，仪态安详、彬彬有礼。这时老太大才想到，也许他在巴黎、在法国是孑然一身，甚至可能压根儿没有朋友，也没有家。由于不好意思贸然给他钱，老太太简直费尽心机在考虑如何帮助他才好，后来在一阵冲动之下邀请对方第二天来与她共进午餐。她见雷伯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邀请，说他很“乐意”再来。他走到门口，又逗留片刻，用他那双奇妙的灰色眼睛专注而庄重地望着女主人。老太太骤然产生一种腼腆的奇怪感觉，她只好用一句不太高明的俏皮话把它掩饰过去。
“我保证不企图勾引您。”
“已经来不及了，”他双眼迸出愉快的火花，“我又要提到家父，他在这种场合想必会说‘我的堡垒在您面前已经土崩瓦解’。”
他用嘴唇在老太太手背上轻轻擦了—下，然后离去。第二天上午，她收到一封短简和一朵玫瑰花。信上的字体工整，秀气中带有明显的下倾趋向。雷伯请她原谅不能前来赴约，他当天就要离开巴黎。
一星期后，她写信给大卫说：“我遇到了六十五年中最令人困惑、最不可思议、而智慧又最出众的一个小伙子。如果你能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做点儿什么，不论需要还是不需要我的帮助，你尽管去做，大卫。我有一个感觉，好象他目前的境况相当困窘，尽管他在我面前只字不提”
雷伯·克立姆罗德重新出现的消息，尤其是到他的法国老祖母家去这件事，使大卫·塞梯尼亚兹大为愕然，原先他满以为一辈子再也不会听到这个人的音信了。他在复信中告诉祖母说，他自己也对这个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并要求祖母，“如果他再来的话，”务必设法弄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因为大卫本人也很想再见见他这位“奥地利朋友”。
波哥大的烛台 —— 4
在丹吉尔法兰西广场的巴黎咖啡店里铎夫·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悠闲的叹息，舒舒坦坦地坐在一张柳条椅上。
“来一杯马丁尼（注：用杜松子酒、苦艾酒和苦味药酒调和而成的一种鸡尾酒。）？”
雷伯摇摇头。
拉扎鲁斯自己要了一杯粉红色的马丁尼——他最近才改变习惯喝起这种酒来，——给他的伙伴要了一杯薄荷茶。他开始谈到黄金，用的是依地语。他说，黄金在丹吉尔正日益增多；整个欧洲，甚至瑞士的黄金纷纷流到这里来——归根到底，俄国人目前在维也纳，可是谁能说瑞士的中立地位能永远把他们挡住在那里？何况，巴黎和伦敦的黄金市场已经停止交易，加上通货膨胀
“小伙子，你知道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雷伯漠然回答。
在坐“神仙”号从马赛来丹吉尔的途中，他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到这里以后，拉扎鲁斯在闵扎旅馆定了两个房间。趁他的伙伴有—个约会，雷伯独自沿着巴斯德林荫道走了一遭。他站在了望台上，从那里可以饱览直布罗陀海峡和马拉巴塔角的宏伟雄姿；他还一直走到格兰索柯。
“我说话你是不是在听，小伙子？”
“是的。”
“我看你不象在听。雷伯，这里有钱可赚。在国际共管区的议会里有三个犹太人。我和其中的一个见了面，他们马上就要决定把对未经宣布的存款实行的优惠办法扩大到黄金，这就是说，任何人，无论本地居民或外侨，都可以存储数量不限的黄金而不用缴税。单拿法国来说，那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通货膨胀而做梦也在想黄金。举个例说，你可知道一根金条在苏黎世和同一根金条在里昂两地的差价是多少？二十万法郎。咱们可以把丹吉尔作为基地，用小型飞机空运黄金，利用法国抵抗运动的旧机场。”
“我不会开飞机。”
一名至少已有七十五岁而且居然能说十来种语言的侍者，给他们送来了钦料，还有拉扎鲁斯要的一包烟卷。拉扎鲁斯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依然一个劲儿地盯着雷伯的脸。
“你的心境不佳，小伙子？”
雷伯仍然一声不吭。那两颗灰色的眼珠子转过来与对方凝视的目光正好碰到一块儿了。拉扎鲁斯莞尔一笑。
“你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没有家，没有地方可去。要是没有我，你也许会挨饿。什么都是我教会你的。我甚至把你的第一个女人带到你床上。对不？”
“对。”
“你跟阿涅列维奇杀过人没有？”
回来见铎夫之前，雷伯曾在市场上转悠了一阵，归途中穿过法规街走到孟杜比亚植物园的入口处，那里的木槿多得不得了，还有几棵被认为已生存了八百年的龙树，他瞅见了那个人，并且立刻认出来，尽管那人穿着便服，尽管还留起了小胡子和比较长的头发。那人把上衣搭在胳膊上，一边用手帕擦脖子，一边讨人喜欢地向几名正在同一个兑换货币的商人争论的英国水手搭讪。那人不是埃立希·施泰尔，也不是霍赫赖纳。
“记性相当好”的雷伯四年前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贝乌泽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当时那个人打一排排刚从利沃夫押来的犹太人面前走过去，操着一口几乎无懈可击的依地语，要他们所有的人给自己家里写信，让家属放心，告诉家里人，说他们没有受到虐待，说他们的流放生活事实上并不怎么可怕
“你没有回答我，”铎俯说。
“没有。”
“你是说，你没有杀过任何人？
雷伯含笑摇摇头。
“我是说我没有回答你。”
拉扎鲁斯拿起刚才侍者跟薄荷茶、马丁尼一起送来的一盒“菲立浦·莫力斯”香烟。
“我在市场上跟几个人交谈过。他们用意大利活把这叫做‘乌富穆’，也就是烟。他们说，做这档子买卖也能嫌大钱。”
十月下半月跑的第一趟生意，本钱是由铎夫·拉扎鲁斯张罗的。以后他们又跑了十趟，目的地每次都一样：西班牙。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能搞到一条船。美国产的淡黄烟卷在丹吉尔名义上是过境商品，这里的价钱是每包三十法郎，如果要合法地运出去，只须报一个进口烟草是合法的终点港，通常就报马耳他。他们将同来自巴伦西亚的西班牙买主谈妥一个海上的交货地点，必须在领海水域以外，否则西班牙人有碰上佛朗哥政府的海关人员的危险。这事几乎不冒什么风险，而赢利却颇可观：在丹吉尔出三十法郎买来的一包烟，转手可以卖五十到六十法郎。他们有时候一船要装五十箱，也就是两万五千包，跑一趟就能嫌五六十万法郎，即四五千美元。这就难怪围绕着尚未落入大流氓之手的这项买卖争夺如此激烈。在形形色色的走私者中，前皇家海军的几名军官、一位未来的法国部长、英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贵族、乃至一帮清一色搞同性恋并且挂妃色旗航行的女船员，正在你推我搡，各不相让。
跑了六趟买卖后，雷伯已能偿还拉扎鲁斯最初的投资。
“你不必这样做，”铎夫说，“我没向你要。”
“我认为这样比较好，”雷伯的回答很简单。
他们谈话时有一个名叫亨利·阿尔特的法国人在场，他对冒险生涯一直心向往之，并且专为这个目的从尼斯来到丹吉尔。阿尔特和克立姆罗德是偶然相遇的，当时他们正站在擎天柱书店的书架前。从尼斯来的那个人是学历史的，他先跟雷伯攀谈起来——谈那个高个儿青年正在翻阅的一本书。
那是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注：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没落”。），雷伯差不多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在他们到附近一家咖啡店的敞廊上长谈的过程中，三十岁的阿尔特发现这位施本格勒著作的青年读者才十八岁，不由得大为惊讶；但雷伯在做烟卷生意这一事实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本人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点子，甚至设想搞一条“淡黄烟卷路”把烟卷从丹吉尔运到法国和意大利沿海地区，在那里一包“菲立浦·莫力斯”或“切斯特菲尔德”可以卖到一百法郎
“而且，如果每次不是装五十箱，而是装五百或一千箱，甚至更多些——这仅仅是船只问题——那么，赢利很快将达到惊人的数字。一年赚它一百万美元并不是痴心妄想。”
阿尔特长时间固执地想要说服这个小伙子跟他合伙干，这使他自己也有些纳罕。小伙子显然举棋不定。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胆量或雄心。看来另有原因。
“是不是你那位爱尔兰朋友？，因为他？”
“不完全如此。”
“如果你需要，”阿尔特最后说，“咱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干。虽然”
他不喜欢铎夫·拉扎鲁斯（他只知道此人姓奥谢，这是拉扎鲁斯在丹吉尔期间一直使用的化名），其实还有些怕他。阿尔特曾有两三次听到他在用英语同一些形迹可疑的美籍意大利人热烈交谈，他们提到海米·魏斯，迈耶·兰斯基、莱普克·布恰尔特或勒基·卢奇亚诺这些名字时的口气就象过去的士兵谈到他们的长官，阿尔特狂热地渴望冒险，但是在合乎理智的限度以内，拉扎鲁斯—奥谢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已经“离了格儿”，正象此人和年轻的于布雷希在他看来是并不相称的一对伙伴一样，既不相称而又危险。
总之，阿尔特的态度象一个兄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兰根事件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他只是那件事情的证人，还不是直接的。
“他们是荷兰人，”拉扎鲁斯说，“一个叫兰根，一个叫德格罗特或者跟这差不多的名字。其中一个有商船船长的执�